老人们

【奥地利】里尔克

    彼得·尼古拉斯先生在他75岁那年已把许许多多事情忘记了：他不再有悲哀的回忆和愉快的回忆，也不再能分清周、月和年。只是对一天中的变化，他还算依稀有点印象。他目力极差，而且越来越差；落日在他看来只是一个淡紫色的光团，而早上这个光团在他眼里又成了玫瑰色。但不管怎么讲，早晚的变化他毕竟还能感觉出来。一般地说，这样的变化使他讨厌；他认为，为感觉出这变化而花力气，是既不必要而又愚蠢的。春天也好，夏天也好，对于他都不再有什么价值。他总归感到冷，例外的时候是很少的。再说，是从壁炉取暖，还是从阳光取暖，在他也无所谓。他只知道，用后一种办法可以少花许多钱。所以，他每天便颤颤巍巍地到市立公园去，会在一株菩提树下的长靠椅上，在孤老院的老彼庇和老克里斯多夫中间，晒起太阳来。

    他这两位每天的伙伴，看模样比他年岁还大一些。彼得·尼古拉斯先生每次坐定了，总要先哼唧两声，然后才点一点脑袋。这当儿，他左右两边也就机械地跟着点起头来，好像受了传染似的。——随后，彼得·尼古拉斯先生把手杖戳进砂地里，双手扶着弯曲的杖头。再过一会儿，他那光光的圆下巴又托在了手背上。他慢慢向左边转脸去瞅着彼庇，尽目力所能地打量着他那红脑袋。彼庇的脑袋就跟个过时未摘的果子似的，从臃肿的脖子上耷拉下来，颜色也似乎正在褪掉，而他那宽宽的白色八字须，在须根处已脏得发黄了。彼庇身体前倾，胳膊支在膝盖上，时不时地从握成圆筒形的两手中间向地上吐唾沫，使他面前已经形成一片小小的沼泽地。

    彼得先生看不出彼庇有什么变化，便让支在手背上的下巴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克里斯多夫刚刚流了一点鼻涕，彼得先生看见他正用歌特式的手指头儿，从自己磨得经纬毕现的外套上把最后的痕迹弹去。他体质孱弱得难以置信；彼得先生在还习惯于对这事那事感到惊奇的时候，就反复地考虑过许多次：骨瘦如柴的克里斯多夫怎么能坚持活了一辈子，而竟未折断胳膊和腿儿什么的。他最喜欢把克里斯多夫想像成一棵枯树，脖子和腿似乎都全靠粗大的撑木给支持着，眼下，克里斯多夫却够惬意的，微微地打着嗝儿，这在他是心满意足或者消化不良的表示。同时，他在没牙的上下颚之间还老是磨着什么；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看来准是这样给磨锋利了的。看样子，他的懒惰的胃脏已经消化不了剩下的光阴，所以只好尽可能这样一分一秒地咀呀，嚼呀。

    彼得·尼古拉斯先生把下巴转回了原位，睁大一双漏泪眼瞅着正前方的绿荫。他耷拉了眼皮，可并没打瞌睡。他听见                 　  　      。彼庇骂的要么是一只狗，要么是一个小孩，他们老跑到跟前来打搅他。彼得·尼古拉斯先生还听见远处路上有人耙砂砾的声音，过路人的脚步声音以及附近一只钟敲12点的声音。他早已不跟着数这钟声了，可他却仍然知道时间已是正午；每天都同样地敲呀，敲呀，谁还有闲心再去数呢。就在钟声敲最后一下的当儿，他耳畔响起了一个稚嫩可爱的声音：“爷爷——吃午饭啦！”

    彼得·尼古拉斯先生撑着手杖吃力地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抚摸那个10岁小女孩的一头金发。小女孩每次都从自己头上把老人枯叶似的手拉下去，放在嘴唇上吻着。随后她爷爷便向左点点头，向右点点头。他左右两边也就机械地点起脑袋来。孤老院的彼庇和克里斯多夫每次都目送着彼得·尼古拉斯先生和金发小姑娘，直至祖孙二人被面前的树丛遮住。

    偶尔，在彼得·尼古拉斯先生坐过的位子上，躺着几朵可怜巴巴的小花儿，那是小姑娘忘在那里的。瘦骨嶙峋的克里斯多夫便伸出歌特式的手指去拾起它们来，回家的路上把它们捧在手里，像什么珍宝似的。——这时候红脑袋的彼庇就要鄙夷地吐唾沫，他的同伴羞得不敢瞧他。

回到孤老院，彼庇却抢先进卧室里去，就跟完全无意似地把一个盛满水的花瓶摆在窗台上，然后便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等克里斯多夫把那几朵可怜巴巴的小花儿插进花瓶中去。（1）联系上下文，在空格内填写一句话，使语意连贯。

答案：克里斯多夫上下颚磨动的轻轻的声音（或打嗝声）以及彼庇响亮地吐唾沫和拖长的咒骂声。

冯骥才传序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①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账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账，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账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账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

    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也就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

    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

    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①翁伍章：嘉庆年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球层可达45层。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

黑板擦

夏鲁平

    （前情提要：史丽萍老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她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学习不好的“野孩子”而放弃我，反而关心和爱护我。我想报答她的恩德，于是在班里的板擦坏了后自告奋勇要做一个板擦给她）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突发灵感，我一路小跑到家门，钻进仓房，从工具箱里找出四根半寸长的铁钉，将折叠毛毯条铺在木板上，在四个角上钉上了铁钉，黑板擦终于做成了。

    第四天上学，史老师刚走进教室，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那只黑板擦，史老师喜出望外接在手里，忽然一愣，这黑板擦显然出乎她的预料，而且不是出自大人之手。她反复掂量这只稚嫩的黑板擦，指甲划向蜡笔涂上去的蓝色，说：“不错，我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史老师开始用这只黑板擦了，黑板擦擦向黑板的一刹那，我们的耳边发出了尖厉声响，是铁钉与黑板摩擦的声响，一道长长的划痕出现了，惊心动魄。全班同学好像早就琢磨起这只怪异的黑板擦，一直憋闷着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个划痕终于划开了他们的笑声。史老师转过身，也在笑，她肯定觉得这只黑板擦滑稽可笑，同学们于是跟着放肆地笑了，笑得我咬牙切齿，头猛地埋向桌面。在天昏地暗中，史老师敲响了讲台桌子，那是黑板擦与桌面的撞击声，她粗暴地镇压住所有的笑声，教室一下子静了，接着，史老师喊起了我的名字，让我站起身来。我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史老师让我抬头，看同学，看老师。我万万没想到史老师泪水盈盈地愤怒着，说：“我知道你们笑什么，我为你们的笑声感到羞耻，有谁能像夏鲁平同学这样亲手为班级做成一个黑板擦？我现在宣布，期末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就是夏鲁平同学，大家为他鼓掌！”顿时，我的心又一次热浪翻滚，泪水潸然而出。

    不久，学校为每个班级分发了新的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一直被史老师上课时攥在手里，她用这只黑板擦时，轻拿轻放，不再在黑板上擦出划痕。有时，她还将学校分发的黑板擦与我做的黑板擦交替使用，两只黑板擦沾满了厚厚的粉笔灰。

    第二学期，史老师离开我们班，教下一个年级。我们班新来了一位老师，何老师上课，喜欢操起学校统一分发的那只黑板擦。我做的那只黑板擦基本闲置，时间长了，被推到黑板槽边缘，与一些碎粉笔头挤在一起，我看着也几近麻木，认同了那只黑板擦本该拥有的命运。有一次，何老师写错了一个字，正站在黑板边上，随手摸向黑板槽，抓起我做的那只黑板擦，擦向那个错字，吱——黑板又响亮地现出了划痕，她的手停住了，看看这只黑板擦，皱起眉头说：“这是什么破玩意，你们以前的史老师真能对付！”一扬手，黑板擦咣地一声扔进了教室门后的垃圾堆里。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哄堂大笑，我的心一落千丈，身子一动不会动了，有同学偷偷转过头，瞥了我一眼，赶紧缩回去。教室里细微的情绪，没有引起何老师的注意，她走到黑板中间，拿起学校分发的黑板擦，退到黑板边缘，咔咔擦掉刚才没有擦完的字，继续上课。

    接下来这段时间里，何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耳朵，我看着何老师嘴巴一张一合，脑子里错乱混杂的声响此起彼伏。几天后，更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成了班级里捣蛋的学生，优秀学生被刷掉，劳动委员被刷掉，我在各种课堂上摇头摆尾故意弄出怪异的响声。我成了何老师眼中重点看管的对象，让她头疼了，疼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有别的老师上课，何老师过来趴教室门缝，偷看课堂纪律，看见摇头晃脑的我，推门进来，揪住我的衣领，拎出教室，让我在走廊站立，让我回家找家长。我背起书包离开学校，知道母亲躺在家里，根本无法出门，我父亲整天忙着促生产根本没空，抽不出身子管我，况且这事，我也万万不能告诉他。我开始逃学，我成了何老师的对立面，我与她不共戴天……

    我感觉史老师试图在找我，我不愿意再见到史老师，有时我在操场上溜达，特意留心是否有史老师，只要史老师出现，我立马逃之夭夭。

    有一天早上，我背着书包上学，走到中学校门口，竟惊讶地发现我小学时的史老师，她身穿我熟悉的粉红色的确良上衣，米黄色的裤子，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等待我主动跟她说话。可我一言不发，也不看她，我已不是她所期望的学生了，我硬着头皮往校门里走，给她一个生冷的背影儿。

    史老师肯定心凉了半截，我就这么狠着心让我与她之间凉下去。我走进了校门，感觉史老师突然从后面追上来，我加快了脚步，直着脖子，就是不理她。史老师不再追我，她站在了那里，嘴里发出了愤怒的声响：“别忘了，你可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

    那一刻，我站了下来，站在那里，脑子好像蓦地从混沌中回过神儿来。

    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命“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觅人进去给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慌的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份上。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说毕，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竞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来：“苦命的儿吓！”因哭出“苦命儿”来，忽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去，那李宫裁王熙风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贾政听了，那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做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贾政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来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骂道：“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打的这么个样儿，还要搀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众人听说，连忙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房中。

（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十三回）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样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