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中人”到“完人”的追求（节选）

    湘乡流传一个故事，说一个小偷在房梁上等着曾国藩熄灯睡觉好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在背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下来，小偷都等急了，跳下房梁说，你真笨，我都背下来了。你还背不下来，然后拂袖而去。此笑话显然是后人杜撰，但故事透露出曾国藩的脑袋，可能确实不是很灵光。这个资质平庸、又出身普通、成长于偏远深山之中的小孩，最后怎会出将入相成为儒学大家呢?

    曾国藩曾在家书里说：“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句话体现了他“尚拙”的人生哲学。

    在日常生活上，他“笨拙”地坚持他的日课十二条：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比如他要求自己每天读《廿三史》二十页，天天如此，从不间断。还有他从三十岁开始写日记，一直到他61岁去世，也不间断。在战争上，他不像孔明一样有很多锦囊妙计，用的也是笨拙的计策。他以“扎硬寨，打硬仗”而著称。湘军主动攻城时，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因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他曾用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战争生涯一是“屡败屡战”，一是“艰苦卓绝”。

    曾国藩做事靠的是自己执著坚韧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信念。那曾国藩树立的是什么样的信念?遇到困难时又如何勉励自己去实现目标呢?

    曾国藩有一联自箴，耐人寻味：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这副对联说的是他勉励自己实现目标的方法——吃苦和惜时。其实人世间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立志、努力行动、历尽磨难、珍惜时间，这可能是所有成功人士的模式。但说到容易，做到就很难了。曾国藩用一个“悔”字来确保自己可以做到。

    “悔”，就是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悔过自新。正是因为深刻的反思和追悔，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先是一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学家，在戴孝办团练的初期他又采用法家思想，认为乱世必用重典。晚年时，父亲去世，曾国藩在思云馆中重读老庄，从而学会了以柔克刚，功成身退。晚年的曾国藩，接受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建议，和李鸿章一起上书建议朝廷送清国小留学生出国深造，师夷长技以自强。因此他又是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者。

    曾国藩不仅自己在历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他还在仕途上成就了一批人，而这些人则成为晚清时期的中流砥柱。他知人善用，在他的人生中，他不仅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落魄士子。耳熟能详的做高官的有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学者则有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左宗棠本一介布衣，是他向皇上举荐，后来有平定新疆之功。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时代里，曾国藩和他的物色的人才为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带来了执著的精神和希望的曙光。

    曾国藩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对子女的教育，在其家书中多有体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如下的两方面。

    首先，居安思危，勤俭持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曾说：“居富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效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兴旺气象。”曾国藩在当官时，时时想着不当官时家人如何生存。“克勤克俭，宜耕宜读。”这样无论当官还是为民都可聊以为生。其二，曾民主张，不留钱财给子孙，但留诗书和家规。在富厚堂里最让人徜徉的地方，是3栋藏书楼，多的时候，藏书30万册。在这山清水秀的清净之所读书思考，坐拥万座书城，又有长者的谆谆教导，怎能没有出息。

相关链接：①曾国藩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摘自“百度百科”）②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个人的品格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笛声化作民族魂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在作品中不朽——纪念李伯安先生

孟会祥

    李伯安先生的画，使我从十几年前看到的第一眼起，就被震撼。这种震撼，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减。2014年5月2日，我收到好友黄天奇先生的短信，他说，这一天是伯安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我的心一揪，一种郁结不散的压抑感攫紧了我。

    李伯安先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1944年，是20世纪末一位漠视功名、不求闻达、默默耕耘于国画人物之苑的艺术赤子。他广采博纳，融汇中西，大大地丰富了国画人物艺术语言的表现力。他痴情于北方老农，画风老辣而雄放。

    李伯安讷于言辞，平生不惯世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和才华才全部集中于艺术。他执意西行，义无反顾地画，先受知于东瀛人西部基夫。西部基夫死后，又受知于作家兼画家冯骥才。李伯安什么也不需要，只欣慰于得到鼓励，便有豪情万丈的创作激情。作为黄河之子，从1988年起，他就将目光转向黄河，用人物画来表现黄河的精神。他起初的设想是画一幅黄河自源头至入海口的长卷，然而一旦动手，方知工程过于巨大，遂将表现内容缩至仅画河源一段。他先后三次奔赴黄河之源，去探寻藏民生活的奥秘和风情。十年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基本完成了这幅高1.9米、长122米的长卷。由于画中的藏民生活在黄河之源，而黄河又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因此该画定名为《走出巴颜喀拉》。

    全画描绘了266个神态各异的藏族人物，分“圣山之灵”、“开光大典”、“朝圣”、“哈达”、“玛尼堆”、“劳作”、“歇息”、“藏戏”、“赛马”、“天路”等十个部分。精彩绝伦的画面，犹如一曲曲气势恢宏的高原生命赞歌。一组组苍茫凝重的艺术形象和浩然大气的节奏安排，寄寓了大河东流去的万古豪情，彪扬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并能够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黄河文明。高昂的立意，恢宏的气象，精湛的刻画，独具个性的艺术语言，使《走出巴颜喀拉》当之无愧地跻登中国人物画经典之列。

    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的杰出之处，一为大，一为新。通常，中国艺术长于短章，缺少宏大叙事；长于闲逸轻灵，短于深厚壮丽。《走出巴颜喀拉》深厚的人文背景是黄河与五十六个民族吾土吾民的历史与精神。李伯安借助对藏族人物的刻画，唤醒了人们久已尘封的宗教般的情愫，庄严而又肃穆。建立在素描基础上的准确造型，与刻符、岩画、雕塑、舞蹈等原始艺术融会贯通，三代秦汉的民族血气，顿还旧观。其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细腻精到，而衣着、场景又大笔渲染，整个画面工细到极致，又写意到极致，似有笔有墨，又似无笔无墨，中西交汇，法度全新，现代美术的瑰丽，在此呈现。

    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史诗般的作品，李伯安之前没有，李伯安身后至今没有。有的评论家把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与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提并论，良有以也。

    1998年5月2日，李伯安猝然倒在这幅长卷之前。像《红楼梦》伟大的残缺一样，《走出巴颜喀拉》的第十部分只是草稿。为了心中的艺术，李伯安把自己完完全全融进了巴颜喀拉那漫天皆白寥廓无垠的圣境…… 想李伯安先生一生郁郁，乐荣有限，而天地不仁，偏偏不假其年！在世之时，魂牵梦萦的是画；撒手之际，恋恋不舍的也是画。他将灵魂熔铸于画中，升华于画中，他也在作品中不朽！

    冯骥才这样评价他：“在中国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今天的人更多是认定他的艺术成就，而将来的人一定会更加看重他的历史功绩。因为只有后世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深远而永恒的震撼。”

（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09期）

【相关链接】①李伯安，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曾任小学教师、工厂美工，1975年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黄河文艺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擅长人物画。②李伯安生前很低调。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就连数次到青藏采风，还是向单位请了长假的。为人实在，不献媚附势，从不把所谓权威机构当作晋身之阶，从不把精力消耗在炒作、包装上，没有办过自己的画展，没有出过自己的画册。

王世襄：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田家青

    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出身书香门第、仕宦之家，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他对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 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对于出书他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他曾多次说过，出版著作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会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大案制成后，重近半吨，好不容易请人搬上了六层的公寓。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地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他在此案写就的。他特作了一篇案铭，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环球人物》2015年第2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到底明式家具的特色在哪里？ 它为什么吸引着王世襄六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呢？王世襄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传统家具从明代至清前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家具，采用了性坚质细的硬木材料，在制作上榫卯严密精巧，造型上简练典雅，风格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公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家具流派……到了明中叶，家具不只工艺好，木料也好，尤其是以黄花梨木造成的家具，天然文理，尤为华美。”

（荣宏君《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

还我鲁迅

朱学东

    今天许多人不喜欢鲁迅的原因，除了鲁迅似乎太过“刻薄尖酸”“不饶人”的传统说法之外，还有就是鲁迅死后的神化，在新的时代新的人群中引发的逆反。但是，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一样赢得过我的心。

    这位“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痕迹’’(废名语)，“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颓废苦闷，而又刚毅决绝；阴郁狐疑，而又温情慈悲。他对心性自由的攀缘，不屈服于一切势力的选择，他混合着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在黑暗里的挣扎，以自己的真反抗一切奴役之路。他的努力，就像无声中国微茫的烛光，穿透着无边的寒夜，至今回荡在这块土地的上空。他那些本该速朽的文字，依然鲜活，渗着斑斑血痕。假若他地下有知，更会有深深的绝望，一如他活着时。

    他死后，在他的精神墓碑上，后人以他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式给他加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在黑暗中，以他活着时穿透世相的目光，冷冷打量这喧闹的人世间，以他希望速朽的文字，让偶尔瞅上一眼的人胆战心惊。

    他曾经带动了许多青年人走向精神幽深之地，后来也带动了我。他是我远离奴隶之路最重要的引路人，燃灯者。

    但是，对于热爱鲁迅受教于鲁迅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一个被高度神化、脸谱化的鲁迅。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对于深谙鲁迅各种著述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不是很难理解，但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更需要扎实的史料辨析，来为鲁迅祛圣祛魅，还给我们一个跟大家一样有人性弱点但更可爱可敬的鲁迅，而不是神坛上端坐的图像。

    孙郁的《鲁迅遗风录》，其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在《鲁迅遗风录》这本书中，孙郁通过对鲁迅生前生后的主要关系图谱包括精神传承的关系图谱的收集整理，为热爱鲁迅的普通读者，梳理出了与神化、脸谱化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那是鲁迅的友人、弟子以及受其影响者包括与他关系并不融洽的人心中或笔下的鲁迅，尽管立场态度各有不同，但所勾勒呈现的，都是活的鲁迅的不同侧影，它们汇聚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孙郁通过这些不同侧重的叙述，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话语全然不同的鲁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这些非官方的关系和话语，用孙郁老师的话来说，他要还原的是“私人语境里的鲁迅”。这些“私人语境里鲁迅”，实际上也是与主流的神化圣化鲁迅相对应的非主流的叙述。它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没有被功利化的私人眼中的鲁迅形象，应该是更接近鲁迅的本真。

    孙郁所呈现的，不惟是一个私人语境中的鲁迅，也为通过这些私人叙述，用北京大学高远东的话来说，就是以鲁迅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部当代社会思想文化史。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说，孙郁是借这个话题，浇了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块垒。

    《鲁迅遗风录》中，孙郁的思考，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有着自己对于鲁迅精神的独特体验，文字感性流畅，温润诗化，充溢了与岁月不太相合的激情。

    我相信，所有热爱鲁迅的人，内心都会流淌着这种激情。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①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②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③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④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⑤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