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陈海波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屈辱的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喜欢读唐诗宋词、历史演义的于敏，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的精神，倾慕岳飞的精忠报国。

    1941年，在耀华中学读高三的于敏遇到了两位恩师，深受启发。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诗文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背景、文学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讲得透彻明了。数学老师赵博研讲课时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

    1951年，于敏研究生毕业后，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后来，钱三强告诉于敏，决定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于敏虽然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但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毅然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

    1960年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做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六十多篇论文，但均作为秘密文件保存。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当氢弹原理的方案传到北京后，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该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氢弹。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一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次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完全一样！”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爆炸成功后，氢弹需根据实战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和武器并装备部队。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送来的“氢弹之父”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于是向邓稼先建议上书中央，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果不其然，1992年，美国提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

    于敏毕生信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种“宁静”使于敏在子女的记忆中是失声的。儿子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声音”，听着很好笑：有一天，小于元淘气跑进爸爸房间，听到他正对别人说ρ（音近“肉”），高兴地跑出来对妈妈说：“今天有肉吃了！”

    于敏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文革”期间，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绝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于敏，在这个世上大多“沉默无闻”，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与往年科技奖励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我国氢弹等核武器事业的成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最初他都不同意自己报名评奖，说要把机会留给更年轻的人。（陈海波叶乐峰《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速写》）②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他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奖。（百度百科）③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晚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感动中国颁奖词）

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父母对他要求格外严格，他也一直比别人更加刻苦。1985年施一公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由于他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被导师刮目相看，成为导师眼里最出色的学生。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短短9年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并很快成为学校分子生物学系的领军人物。

    2008年2月，40岁的施一公，毅然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辞职回国在全世界学术界引起一定的震动。有朋友劝阻他：“你现在豪情万丈，但用不了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颜色。”施一公回应说：“回国就是回家。我的意志很坚定，国内学术界的潜规则改变不了我几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国内的科研环境目前不比美国好，但将来的发展一定会比美国强。”

    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了实验团队，除了他，全都是年轻的博士生。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据统计，该症已是发达国家花费最高的疾病之一，我国目前约有500万该症患者，占世界发病总数的1/4.而到2050年，估计全球每85人就有1人罹患该病。

    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γ﹣分泌酶是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在结构决定功能的科学世界里，如果连这个蛋白长什么样都看不见，就很难解释它的发病机理，更别提药物研究了。如今，获得γ﹣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这个全球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的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令他非常痛苦。

    施一公回国后，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

    这个课题就像打仗一样，需要与时间赛跑，这让一向和蔼的施一公有时也变得严厉。2014年春节，新婚的马丹和卢培龙硬着头皮请了三天假回家见父母。可返校后，还是被他说了几句，“实验室还有7位同学都在这儿过的年，到这个份上了，必须玩命。”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也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2014年6月29日，英国《自然》杂志以长文形式在线发表了这个让全世界顶尖生物学家都为之一震的惊人发现。它也是罕见的，让世界顶级期刊《细胞》《科学》“疯抢”的重大成果，

    “这是我科学生涯里最耀眼的成果。甚至超过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所有成果的总和。”归国六年，一向用词严谨的施一公破天荒地用这样的评价为这个成果注脚。

    2015年7月8日上午，施一公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清华就是这样一所大学，我们的师生就是这样的一批清华人！”

（选自《人物传记》同名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施一公回国以来，先后把70多名世界优秀人才引回清华大学全职工作。2010年，一支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国际评估组来到清华，评估的结果是：清华大学生命学科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摘编自《新闻晨报》）②施一公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施老师不仅教给我们科研的方法，更让我们懂得了坚持、协作和担当。”“每次遇到困难，都会从他那里获得无限的激情，什么灰心丧气都没有了。”学生们这样说。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反对迷信权威。他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曾说，“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觉得做科研很酷，而不是赚钱很酷。（摘编自搜狐网）③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我相信，在科学和研究中，中国和美国应该坚持同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价值观。（摘自施一公《致海外华人科学家的信》）

中国人的"数学传奇"丘成桐

    他22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教授，27岁攻克几何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并在1982年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由于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 ， 因此菲尔兹奖也被誉为数学中的“诺贝尔奖”。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刘克峰曾称赞他：“创造了一个中国人的数学神话，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他——就是丘成桐。

    初见丘成桐，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邻家老人，而且普通话也说得不太标准。但一经接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以及这位当代数学大师以大刀阔斧般气魄，革新微分几何学和直面国内学术界一些陋习的勇气，将令你彻底倾心不已。

    昨日下午，丘成桐作为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麓山论坛”学术年会的压轴嘉宾，在长沙和学子们畅谈“研求之乐”。并为这次师大学子之约题词：岳麓书传，百代贤儒仰朱张；楚南人杰，千年王业出湘潭。

偏爱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

    “年少时我并不喜欢读书。”丘成桐“研求之乐”的讲座从年少时求学讲起。

    少年得志的数学天才 ， 这是一般人眼中所认为的丘成桐，但事实恰恰相反。

    小时候的丘成桐很顽皮，那时他对数学的兴趣，也远远不及对历史和古代文学的喜爱。丘成桐的父亲小时候要求儿子背诵古文诗词，如果成绩不理想，还会“打掌心 ”。父亲离世那年，丘成桐14岁。为了缓解悲伤，他读起了《红楼梦》，觉得里面有很多感情相通，而之前他更喜欢看《三国演义》。

    丘成桐喜欢将数学与文学进行比较。他强调的一点是，良好的文学修养，对培养做学问的气质很重要。解除名利的束缚，使欣赏大自然的直觉毫无拘束地表露出来，是数学家养气最重要的一步。

    “我本人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从《诗经》我看到比兴方法对找寻数学方向的重要性；吟诵《楚辞》激励起我对数学的热情，向大自然追寻真与美的感受。”

    “而读历史让我学会在关键时候做抉择。”他引用《史记》中刘邦虽屡败但仍坚守中原终成大业，阐明自己为什么当初选择斯坦福大学，尽管当初那里并没有很好的数学科研条件，但这是一所很好的大学。

从未放弃对至真至美的追求

“奋斗的过程就像智者垂钓，看到学问的成长是最有意思的。”丘成桐说，“我研究数学的目标不是拿奖，也不是成名成家。对真与美无条件的追求，是我一生做学问的座右铭。”他引用陶渊明的诗“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表明自己的志趣。

    在丘成桐的眼里，数学很美。数学之美在于简约严谨，应用一些简单数学定理把大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描述出来。丘成桐认为，数学美感的获得，常常以数学家经年累月的苦思、单调乏味的运算为代价——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与错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可能在冲凉或刷牙时，突然间茅塞顿开了。

    丘成桐说，数学家追求一个好的命题，如同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慕，朝思暮想。做学问的路很长，会碰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假如没有热忱，就没有办法继续。很多有终身教职的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是求真的精神，刺激着他们不肯放松。

寻找下一个华人数学天才

    这样一位在公众视野中似乎不问世事的学术大师，却在2005年掀起了一场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风波。当时他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灰心”。他对院士制度的批评以及对国内高校引进所谓海外人才内幕的揭露，更是让人吃惊。

    在昨日演讲中，他又提及国内很多的名教授，著作等身却不见得有多少能传世。“一生所作，不见得比写几篇有点内容的短文章实在。”

    2007年，丘成桐参照美国中学生数学奖“西屋奖”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旨在通过竞赛的方式鼓励中学生、特别是大陆中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和创造性，并从中培养和挖掘年轻的数学“小天才”。

    该奖不久前刚刚进行了第二次颁奖。他说要尽责任提拔中国国内最有才华的数学人。

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吕叔湘

钱汉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留学英国的吕叔湘没等学业结束，于1938年初提前回国。当时家乡江苏已沦陷，吕老与流亡到湖南的家人会合后，转道，在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著名学者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恰好早几天，吕老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考虑再三，他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这是吕老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1939年暑假开学后，系里给他加了一门中国文法课。这时候，王力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的讲义已经印出来了，他在教课中遇到一些问题，想找王力先生商讨，可是王力住在越南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只好自己琢磨钻研。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引了许多材料加以说明。

    吕叔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人，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参加社会上的种种应酬，而是潜心研究学问。吕老治学态度严谨，他的著作处处体现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长篇巨著，还是一二千字的短文，都要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从不马虎敷衍。现在一些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不屑于写一些小文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上世纪80年代，吕老在一家大报上看到把“风花雪月”错写成了“风花秋月”，于是他写文进行纠正。他在《龙虫并雕琐谈》里也曾指出，小文章其实更难写。和他同一时代的学者，如叶圣陶、王力、朱德熙等大家都有这样的学术精神。

    吕老从1952年起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不辞辛劳地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他和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迄今已发行四千多万册，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最重要的工具书。

    “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现代汉语词典》这一宗旨的确立，和吕老有着极大关系。“主编”一词在如今的出版界是个水分最大的名号，有些如雷贯耳的大学者的名字，一年之内不知道要出现在多少大型丛书、套书的版权页上。其实业内人士都清楚，一年之内要出这么多书，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他们所做的也许仅仅是审读一遍样稿而已。而吕老当时从组建编辑室到一条一条仔细审稿定稿全部亲力亲为。吕老说：“要编好一本辞典，就要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地分析、综合，工作相当繁杂。”在吕老等大师的带领下，编辑人员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完成《现汉》这一浩大的国家工程的试印本。

    北京大学汉话语言学研究中心陆俭明教授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吕先生几乎每天都在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饭就是自带的馒头、咸菜加开水，晚上还在家加班到深夜。编写工作采取流水作业法，层层把关，吕先生和他的继任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词典》整个编纂过程中言传身教，创立了一种人们称之为《现代汉语词典》风格的标准词典编纂风格。”第一版面世后，吕叔湘先生依然关注着语言的最新发展，强调词典要跟上时代需求，不断地及时地进行修订。在一篇文章中，吕老谈到：“我最近做了一件有点傻气的事情，把1983年5月15日到26日的《文汇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查出有32个词语是《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收的。”这一年他已经79岁。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吕叔湘）说，编词典是“名山事业”，需要找到一些真正的“字迷”。字迷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宝贝啊!英国是一个产生字迷的国家，他们的《牛津词典》系列举世闻名。法国也是一个重视字迷的国家，有词典以来，他们出过各类词典达2万多种。（俞晓群《吕叔湘：那22封关于（读书）的来信》）②“文化大革命”后退还他几万元，他全都拿出来设立青年语言学奖。前几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六卷本的《吕叔湘文集》，他又将这笔可观的稿酬全部捐给了家乡江苏的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谭云山和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

    1937年在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建成的中国学院，堪称是东方最早的“孔子学院”，它培养了大批中印友好往来的使者和学者，极大促进了中印友好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切功绩都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谭云山。谭云山和高僧玄奘一样，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玄奘是“西天取经”，谭云山是“东土送经”。

    谭云山是湖南茶陵县人。1924年，他到南洋教书、办报。1927年7月，他在新加坡见到慕名已久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泰戈尔很喜欢这位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中国人，就真挚地邀请他去印度国际大学工作。

    1928年9月，谭云山来到国际大学，他先在国际大学学习梵文并研究佛学和印度文化，还开设了中文课程。同时，他不断给国内报刊写文章，介绍印度政局和印度文化。1932年和1935年，谭云山先后完成《印度周游记》和《印度丛谈》，为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印度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1931年，谭云山离开印度。离开前，他和印度朋友商量了一个计划，想多招收几个中国学者到印度，在国际大学办个中国学院，目的在于讲授中文和传播中国文化。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印文化交流是泰戈尔1924年到中国访问时提出的，当时没有办成，现在这个重任落到了谭云山的肩上。谭云山回国后到上海任教，除了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印度的情况，还不停地为中印文化交流奔波。1933年，在谭云山的多方努力和倡议下，在国民政府和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中印学会”成立。泰戈尔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写信称赞“唯此伟大学会，所以保持两国文化之永远交流”，并提议“宜速即于此间建一中国学院”。

    1934年春，谭云山再次赴印，与泰戈尔商谈建立中国学院事宜。10月，谭云山回国，之后用一年多时间，募集到了足够建筑中国学院的款项，购买了10万卷中文图书，募捐到图书约5万卷。1936年，谭云山回到印度，国际大学立即选择了一块最好的位置开工兴建中国学院。1937年4月14日，正值孟加拉新年，中国学院建成并正式揭幕。泰戈尔亲自主持揭幕式，还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甘地和尼赫鲁都写信对中国学院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蒋介石也特地发电报给泰戈尔表示祝贺。

    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的建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座中国学院可以说是印度国土上的一块中国文化试验田，也可以视为中国在印度的“孔子学院”。学院大楼柜子里的图书都是中文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以汉语为主，直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

（摘编自孟昭毅《谭云山和东方最最早的“孔子学院”》）

【相关链接】谭云山是个“土包子”出身而最终被人誉为“现代玄奘”的人物，……但谭云山却又不是“现代玄奘”，因为他没有像玄奘那样骑着白马归国，而是在印度“归西”。（谭中《谭云山立志超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