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中国核农学的开创者——陈子元

叶辉

    陈子元1924年出生于上海，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然而，陈子元却未能沿着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的路走下去，他走上的是一条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学术之路。

    1956年，我国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原子能在农业上的应用随即被提上议事日程。陈子元和同事来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参加了“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讲习班分设10个专题组，陈子元被分在同位素农业应用组并任组长。两个月的培训结束，陈子元受命组建我国农业高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了我国核农学艰苦卓绝的先驱之旅。

    1959年，浙江农学院同位素实验室虽然建成，但条件异常简陋，实验仪器短缺。实验室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边建设边工作，边开展科研边培养人才。同位素实验室建成后，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

    1959年10月，农学院谢学民等两位青年教师受命从北京将放射源取回。放射源被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你们还没 有结婚，我已经有孩子了，我来吧。”他穿上防护服，取出放射源进行实验。中国核农学的探索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核农学刚刚蹒跚起步时，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回全部专家。核农学研究由热转冷，一些高校刚成立的农业物理系纷纷下马，教师也纷纷离岗。在一片寂寥中，陈子元顽强地坚持着。

    1962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森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出版，立即引起轰动。此书向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发出了警报，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学者陈子元也开始关注卡森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且着手研究应对办法——当卡森提出农药污染将对人类造成危害时，陈子元等已利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开始对农药残留问题进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减轻了病虫害造成的损失，使粮食增产，但大量使用农药也导致农作物产品的污染，农药残留导致人畜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减少农药污染？使用农药必须要有安全标准。而要制订标准，就必须搞清楚农药在作物体及周边环境中的动态、数量、质量的变化，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要获取农药残留的所有信息，就必须对农药从农作物生长、收获、储存到进入人体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而要跟踪全过程，就必须给农药做上标记，自此，陈子元开始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农药的合成研究。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陈子元成为我国最早把同位素应用于农药残留研究的专家。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农药公害问题越来越严重。农药残留是不当使用农药造成的，而原因是农民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可是，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农药安全使用的标准。因此，农业部决定，立即制订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农业及有关系统科研人员协作的大课题，农业部决定由陈子元总负责，统领全国有关科研机构协同作战。

    陈子元在研究中引入动力学过程的概念，运用同位素示踪技术与动力学结合的示踪动力学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整整6年，陈子元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协调各方，戮力同心，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1979年，我国第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草案编制完成。1984年，国家正式颁布，这部农药国标一直沿用至今。

（选自2014年03月28日《 光明日报 》，有删节）

材料链接：1985年陈子元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科学顾问委员会聘为委员，他是该机构的第一个中国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核农学第一位院士。2004年，中科院前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在陈子元80华诞时发来贺信称：“您是我国著名的核农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五十多年中，您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兢兢业业、治学严谨，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您培养教育的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农学事业的骨干力量”。

为人但有真性情

——怀念王瑶师

陈平原

    先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弟子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半个月来一直恍恍惚惚，直到追悼会归来，才确信大树已倒，烟斗不再飘香。记得曾与先生谈起陶渊明的自撰挽歌，先生十分欣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只是学生不肖，无法达观，也未能忘情，只能借此等世俗文字略表心意。

    当年在广州念书，曾听过先生一次演讲，内容并没听清（先生山西口音很重），只是为先生那口衔烟斗怡然自得的神态以及那“莫明其妙”但确是发自肺腑的朗朗笑声所征服，就此决心北上求学。那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老学者，能于大庭广众中如此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足证其胸襟的坦荡以及充分的自信。五六年来追随左右，令我感叹不已的，主要还不是先生的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真性情”。有学问者可敬，有“真性情”者可爱，有学问而又有真性情者可敬又可爱。此等人物，于魏晋尚且不可多得，何况今日乎？

    先生的治学道路，正像他正在编撰的论文集副题所示：从古代到现代。先生早年治中古文学卓有成就，50年代初撰《中国新文学史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开创者。其中的“魏晋风度”不只是先生的治学范围，更是先生的立身处世之道。先生客厅里挂着鲁迅《自嘲》诗手迹和题有《归去来辞》的陶渊明画像，可作为其精神、情趣的表征。

    我从先生念书数载，最大的收获并非具体的知识传授，而是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神聊”，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远胜于文章，不只因其心态潇洒言语幽默，更因为配合着先生的音容笑貌，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

    先生爱喝酒，但似乎量不大，也未见先生醉过。大前年春节，先生留几位在京的弟子在家里吃饭，听说我不会喝白酒，先生直摇头：“搞文学而不会喝酒，可惜，可惜！”四十多年前，先生撰《文人与酒》一文，曾引杜甫诗“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八六年先生为陶渊明学会题辞，又引录了这首诗。先生“诗”不大作，“酒”却是常喝的。整天醉醺醺自然不足为法，可“终年醒”者也如陶令所讥笑的“规规一何愚”。

    学术上先生相当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就不再苛求。可对人生，先生却并不怎么宽容，甚至可以说有点峻厉。几十年风风雨雨，多的是恩恩怨怨，先生不放在心上，并非健忘，而是推己及人，感叹“我在那位子上也许也会这样做”。可理解人性的弱点并不等于泯灭是非，先生谈到有些人和事时声色俱厉，就因为其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人品问题”。先生喜欢品评人物，也喜欢谈论轶闻琐事，不是因其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先生往往于一些并不怎么起眼的小事中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性格、趣味和才情，而且确实有先见之明。我相信先生此等“识鉴”的本领是从魏晋文人那里学来的。先生喜欢把深刻的生活感受凝聚成甚具幽默感而又容易记忆的简短句子，这除了自身的敏锐和机智外，我相信跟《世说新语》的影响不无关系。多少人一辈子说不出一句属于自己的有意思够水平的“好话”，先生却留下那么多耐人咀嚼的妙语，怎能不令人羡慕？

    先生为人坦荡、达观，但又有点高傲、任性，有时甚至近乎专断——这一点子女及弟子的感受可能与外人不同。先生明显“内外有别”，对一般朋友和客人注重礼节，可对子女和弟子却从不讲客套，批评起来一点不留情面，不只一个弟子被当面训哭。先生从不当面夸奖学生或者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似乎高傲而又冷漠；但大家都知道先生很有人情味，只是不愿表露。先生常暗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可当面偏又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允许向他道谢。

    今年5月7日是先生七十五诞辰，我曾戏拟了一副祝寿的联语：“清茶三盏纵论天下风云说了自然白说，烟斗一根遍打及门弟子挨过未必白挨。”如今，先生走了，再没有人拿着烟斗敲打我们这些没出息的及门弟子了。

八九年岁末于北大畅春园

【相关链接】①在上世纪50年代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先生终日战战兢兢，但却坚持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从未放弃。——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②凡有机会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都为他那机智的谈吐，诙谐的语言，豁达的气度，潇洒的风姿以及极有特色的、可以称之为“王瑶之笑”的笑声所吸引。——钱理群《从痛定中挤出的回忆与理解》

礁石与灯塔——诗人艾青印象

张骥良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艾青《礁石》

    读到艾青先生写于1954年的这首《礁石》，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油画家刘宇一先生为这位现代诗人画的半身侧像：蔚蓝色的大海上，白浪翻卷，海鸥翱翔，礁石旁的诗人，目光凝视着远方。

    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先生，是在16年前。1980年3月5日，那天晚上风很大，20多名诗歌爱好者早早赶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配殿，等着聆听艾青先生谈诗。我去得尤其早，抢占了一个有利地形，就坐在诗人斜对面，连诗人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重返诗坛的诗人，精神饱满。那天晚上，围绕着诗歌爱好者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他谈了许多。我甚至来不及抬头领略先生风采，只是带着崇敬之情，埋头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章收入他1982年出版的《诗论》。16年过去了，那本当时用的笔记本已经泛黄，但我一直珍藏着。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为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我找到了诗人下榻的北纬饭店，再次拜望了这位我自小敬仰的诗坛前辈。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大概因为我视力不好特征太明显。我伸手到裤兜里找烟，发现自己匆忙中竟带了一个空烟盒。先生看着我站在那里的尴尬样子，笑了，顺手递给我一支“中华”。家里刚好没别人，先生执意要亲自为我泡茶，我怎么劝阻也无济于事，只好红着脸接过一杯冒着热气的香茶。从那次听先生讲诗，我已经知道他平易近人。但一个年逾古稀、蜚声海内外的诗坛泰斗，竟给一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小辈递烟、泡茶，还是让我不知所措。先生的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先生每吸一支，都没忘了也递给我一支。我渐渐地忘却了拘谨，无拘无束地与先生聊起来。在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先生把我带到创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时代。他带着淡淡的微笑回忆起他父母怎样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而嫌弃他。而当他谈到那个叫大堰河的保姆时，他的目光和声音里包含了那样多的感激和依恋。老诗人对泥土一样朴实的保姆的朴素真挚的感情，使我默然很久。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着写好的鉴赏文章再次登门求教。先生认真地阅读了拙文后，认为大体还可以，只是有些话说得过了头。我看我的原稿上密密麻麻批满了字，在那些他认为说过了的地方，他都画上了粗线。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文章一是一，二是二，别说过头话，别人为地抬高，也别人为地贬低，要实事求是，做人也是这样。要想成为一个被人民爱戴的诗人，就要说实话，说真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这一席话使我想起了先生的另一首诗《在浪尖上》。诗通篇都是大白话，但由于感情朴素真实，朗诵时一次又一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我想起我坐的这张沙发上，坐过文坛泰斗，也坐过我这样的业余作者。我想每个人都会在先生这里感受到诗与真。记得我的朋友——河南省周口地区商水县的农村残疾作者娄自立，曾跟我提起他拜望先生的情景。当他蹲着用双手搬着双脚，一寸一寸蹭进这个客厅时，先生格外热情地接待了他，满足了他的一个又一个要求，为他题字，与他合影。临别时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金笔送给他，并执意送他出大门。娄自立说起这些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先生的确教给我很多。

    这次以后，我看先生年高体弱，不便打扰，一直未去看他。1993年金秋十月，我带着40多位残疾作者的共同心愿，又一次走进先生的客厅。第一眼看到先生，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生竟已老成这个样子。他的话明显地少了，精神有些不济。我这次本来想请他为我们选编的残疾人作家诗文 集《地平线的呼唤》题词。看先生这样老态龙钟，我张了好几次口都没好意思说。过了一会儿，先生的儿媳傅大姐走了进来。她向我介绍了先生的近况。老诗人自从摔断胳膊之后，尽管打上了钢筋，手还是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得不放下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笔，谢绝了所有的社会活动、交往应酬。我终于不肯放弃这个机会，鼓起勇气向傅大姐转达了残疾人作者对先生的敬仰之情，简单介绍了我手里的诗文集的编选标准和过程，表示希望得到先生的题词。仅仅5个字的题词，加上签名和日期，先生竟写了十多分钟。看着“残月同样美”这5个厚重的字，我久久说不出话来。先生已老迈，但仍能简练准确地概括出残疾人文学群体与整个文学群体的关系，并形象地表达出来。

（原文有删改）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

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