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举世闻名，不仅在于酒本身，更因酒所生发出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礼”与“情”。这其中，杯作为饮酒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古代的酒杯名称众多，造型各异。最初通称“爵”，后常称“觞”，再后“觞杯”同称，到唐宋则多称“杯”了。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宴饮，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在宗庙举行祭祀，因祭祀者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所谓“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亦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宴席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总在主人敬酒之后动杯；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还能看出酒文化的遗风。有些汉字特用于祭祀或宴饮时的行为和动作，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如“寿”字，《史记•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这是主人和宾客先后为大家斟酒。又如“釂”字，《汉书•游侠郭解传》中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釂，非其任，强灌之”，是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偶言“上”，犹有古意；釂改称“干”、“干杯”了。

    酒文化中的“情”，文人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其中的闲情和苦意。闲情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逸致自然。陶渊明“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似更胜一筹，更见闲趣，耐人寻味，其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苦意时，残杯在手，又是一种滋味。残怀，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也往往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杜甫曾在长安困守10年，《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其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其中两韵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苏东坡、李清照等人写到残杯，有窘况，有怀念，却不像杜甫那样实实在在，使人难堪，而情感的起伏则比杜甫深沉得多。这又是酒文化中另一种回荡人心的“情”，杯成了当时情景的见证，凄之，惨之，怜之，惜之，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摘编自朱启新《酒文化中的杯》）

    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主义思潮视科学研究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在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豉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愈加剧烈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人们积极寻找出路，但均忽略了生命对于科学和人文的原点意义。生命是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是理性存在和感性体验的统一。作为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以生命为内核的生命文化表现在精神、价值和方法等方面。就精神而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生命精神的两种不同表象，最终都归属于生命精神。科学文化富有求真精神，人文文化也蕴含客观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文化对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面对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调时，人们谴责科学技术，实际上谴责的是唯科学主义思想和在科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就方法而言，随着学科交流和渗透，学科间范式相互借用，科学与人文的分化与融合不断演化，形成新的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都是这种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生态文化是针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梳正与表达，那么生命文化则是以生命为基点，聚焦于人生命的真善美的文化，是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学说。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要求科学和人文的调和，解决现代社会人性的蒙蔽和对科学技术的迷思。在个体层面，要求协调科学和人文，正确处理生命个体与群体、社会、自然的关系。在群体层面，生命文化要求正确处理生命群体与自然、社会、宇宙等的关系，同样要求科学的发展充满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不缺科学的理性。在当代，生命文化要求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一旦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勾结，就会导致主体失去生命自主意识，更不可能诗意地栖居。生命文化昭示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在生命文化的引导下，科学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

（摘编自江文富、邱龙虎《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①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

    ②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其贡献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但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制度，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规范和管理乐。

    ③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并且，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④“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 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通过让他们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⑤“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⑥“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之“和”，能够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⑦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燔黍捭豚：指上古烹饪用具出现前对食物的简单加工情况。捭，撕裂。

庭院无风花自飞

﹣﹣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王利民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篇载录了邵雍的思想、学术、志愿、情感与德行，是他的生平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艺术化反映。从形式与内容方面来看，邵雍所创造的击壤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一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是儒门哲理诗的轴心体现。

    击壤体的形成根基于唐宋之际由崇文到尚理的学术变迁、反朴还淳的士风变易和趋于平易朴实的文风走向。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对此有清晰的辨析：“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①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② ． 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北宋自嘉祜以前，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傅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这是在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哲理诗发展轨迹和北宋士风、文风的基础上，对《伊川击壤集》所作的归纳。尽管它对哲理诗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显得粗略而欠准确，但它对邵雍诗歌的体式特征、创作原则的总结平实公允，富有卓识。

    邵雍以哲人身份写作诗歌，着意塑造理学的精神文化结构，自觉充当道德文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而无意于遵循传统诗歌规则。依据传统的诗学规则对他的诗歌作艺术判断只能斫伤击壤体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价值。清代何一碧在《论诗》诗中吟道：“诗家说理常嫌腐，《击壤》歌谣宜另看。”其另眼相看的应是《伊川击壤集》中有着自然景物刻画、风格清新活泼的诗篇。而这些诗歌往往在感性中寓有理性。在想象和知觉中寓有义理。如邵雍《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迟，那堪车马近来稀。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诗人的从容静定气象从春日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来。儒道两家在修身、养心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否定感性自我来实现精神超越，而邵雍则强调在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中实现内在超越。他认为修身是为了形体上求安，养心是为了心灵上求乐，他的《天人吟》说：“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人合一的安乐境界就是邵雍所追求的道德化境。

    四库馆臣认为击壤体源出于白居易。这是着眼于二者流畅浅近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其实，白诗的通俗晓畅，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结果。这和邵雍直抒胸臆、伫兴而就的创作方式大异其趣。在这个时代，洛阳文人多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但击壤体所体现的理学价值原则、重意识甚于重技巧的创作原则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白体诗的承流接响。邵雍本人鸟瞰诗史，仅仅标举《诗经》为诗歌典范。他喜爱陶渊明诗文，主要是钦慕陶氏的人格。和陶渊明一样，邵雍的生活和人格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其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二者都以平易质朴为特征，都与人为矫饰相悖离。二人的诗都有一定的自传性，都有一种表现自我和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由于本人的不断出场，诗人自身成了诗歌观照的主体，家园生活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他们那具有自我满足感的隐士形象及其特异的个性，主要是由自己的诗作塑造的。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白沙^③虽宗《击壤》，源出柴桑^④。”指出陈献章诗歌与陶诗、邵诗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陶诗与邵诗存在同中之异。击壤体有着突出的原创性，其体式固然和《诗经》相去甚远；其浅近的语言和陶诗的简古风格也不相同。其实，邵雍仰幕的是《诗经》的济世精神和陶诗任真自适的意趣，而没有着力追仿《诗经》和陶诗的艺术形式。

（选自2016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注】①兆：开始。②理路：道理，理论。③白沙：指明代思想家、诗人陈献章，因陈献章曾在白沙村居住，故人称白沙先生。④柴桑：古地名，是陶渊明的故里，后人便以“柴桑”代指陶渊明。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民谣谚语，是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卓越智慧的长期积淀，有着极为丰富、深厚的内涵，是极富特色的传统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一。

    两宋时期的民间谣谚中，有大量的倡导廉洁、颂扬廉政的内容。宋人认为：“为官之要，曰廉曰勤。”岳飞更是直率地指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至于名相范仲淹，则其境界更高。他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这些至理名言，后多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转化为歌谣民谚。

    另外，当时还有劝廉、守廉的民谣。例如：世常羞贫贱，贫贱非我羞；人人为官莫敛财；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或诗或歌的民谣，代表了广大民众希望官场廉洁、官员廉正、不奢侈、莫敛财的良好愿望。

    据传，当时民歌谣谚中还广为流传着宋真宗写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诗歌中既有劝人勤学苦读的用意，也将读书、做官、发财之间的关系写得清楚明白。但不论怎么说，学而优则仕，总比不学无术、只顾投机钻营和贪赃枉法要好。因此，时人又唱道：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粟。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官去贪污；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

    两宋时期，大量的民谣谚语表达了人们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尤其是对北宋末年童贯、蔡京、朱勔等人的切齿之恨。如贪官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就有数十人。当时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以贪污勒索的钱财而换取的腰带到手后，又被高价转卖，从而大获其利。因此，人们对贪赃枉法之徒愤慨至极，认为“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有些诗歌民谚还揭露了贪官的罪恶与崇拜金钱的无耻嘴脸。南宋初，大将张俊所领士兵因自臀而下，文刺至足，故有“花腿军”之名。然而，这些花腿军成了他的私仆。他役使这些“花腿”搬运花石，在杭州为他修盖太平楼。当时民谣道：“张家寨里没由来，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贪官污吏无耻，他们崇尚“欲得富，须胡做”之道。其中，王黼尤为突出，他公然把各种官职按不同等级定价出售。于是，人们为他编了顺口溜：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以致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甚至无官不贪。官吏贪污，实同盗贼，有时，贪官为害甚至倍过于贼。

    在西夏的反贪文化中，同样有许多哲理性、思想性、文学性三者兼具的民谣谚语。如对贪官污吏追逐升官发财、贪婪成性、唯求享受的寄生生活抨击：“又穿华服，又贮财宝，不用借债；官爵已升，宫室已成，不缺用品”；“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再如：“世上正事三件：“畜牧、耕作和商贩；天下坏事三件：骗盗、贪索和赌钱。” 这其中，既有控诉，也有讽刺，还有劝善戒恶等。

（选自王春瑜《简明中国反贪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