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声中的玫瑰

    ①钢琴是乐器中的贵族，弹钢琴的人也应该是高贵而优雅的。邻家女孩小雪的母亲始终这样认为。

    ②小雪一派淑女状：白裙款款，玉指修长，平静淡雅的微笑，仿佛生活在清澄的和弦与悠扬的旋律之中，远离滚滚红尘的纷扰喧器。

    ③“音乐不在谱子里，它在人心里。”看到小雪，你就会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月光如水的晚上，我常常能听到如水的琴声悠然的响起，时而舒缓如流泉，时而急越如飞瀑，时而清脆如珠落玉盘，时而低回如呢喃细语。这是一种洁净的琴声，载着人的心灵驶回音乐深处，寻找精神的玫瑰。

    ④小雪学琴的费用很贵，一小时30元。一个月下来，要花去母亲月收入的三 分之一。小雪是个很懂事的女孩，总是用悦耳的琴声催开母亲的笑靥。她最渴望的，是尽快拿到钢琴等级证书。然而在我陪小雪去填报考试定级表时，一位已被内定为评委的老师叫住了她，善意地让她把指导教师的名字换成自己的，“这可是关系到你能否过级的大事。”那位评委语重心长地说。

    ⑤小雪的脸刷地红了，咬着嘴唇低下了头，细声细语地说：“我回家和妈妈商量一下。”“你妈妈会明白的。”那位评委暧昧地笑了笑。

    ⑥那一晚，小雪弹的尽是些单调枯燥的练习曲，喑哑嘈杂，令在另一间房内的我也莫名地烦躁。

    ⑦小雪还是没有把指导老师的名字改过来。考试那天，那位评委一脸掩不住的惋惜：“她是很有希望过级的……”小雪的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轻轻拂去小雪长裙上的一片落叶，告诉女儿，上台演奏的时候要沉着、冷静。

    ⑧小雪上台的时候，评委席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她显得很平静，亮丽的琴声徐徐响起，渐渐如潮水般四溢开去，充盈着考场内的每一处空间。琴声中仿佛有一个白色的精灵在随风而舞，舞姿优雅高贵；又好像有一朵朵耀目的玫瑰次第开放，飘逸出音乐的芳香。评委席上又一次掠过一阵小小的骚动。那位评委悄悄走到小雪的母亲身边，小声地说，现在改变指导老师的名字还来得及。小雪的母亲再三感谢她，但还是婉言谢绝了。那位评委叹了口气，遗憾地摇了摇头。

    ⑨小雪后来告诉我，当她妈妈听到要改指导教师姓名的事后，只是淡淡说了句：女儿，你要活在你洁净不染尘埃的琴声中，懂吗？

    ⑩小雪终于没有通过考试。在月光如水的晚上，依然有琴声悠然而起，也依然是那般的清纯、洁净。她虽然没有拿到钢琴等级证书，却拥有了精神的玫瑰。她又让我想起了那句话——音乐不在谱子里，它在人心里。

刻碑名手

聂鑫森

    范玉成是古城的刻碑名手，已是古稀之年了。

    范玉成十四岁起拜师学艺，五十多个年头一眨眼就过去了。他从刻石社退休十多年了，可一直没闲着。儿子还在刻石社，一接下什么重要工程，总得请老爷子把把关。他也乐意， 范家手艺一代代传承，绝不能让世人说闲话，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儿子范致远也到知天命之年了。

    他对父亲说：“邻市的望江楼重修一新，有块《重修望江楼记》碑要刻哩。”

    范玉成显得特别高兴。他记得四十多年前，也就是1966年春节过后，他与一些同行应邀到望江楼公园刻一条诗碑长廊。一直刻到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有一天傍晚，突然来了很多戴红袖章的学生和工人，把望江楼的台阶撬开了，把门窗卸了，把楼梯拆了，把里面的字画等文物烧了，一座清乾隆时的三层楼阁刹那间被当做“四旧”毁掉了。他只能远远地看着，泪水纵横。第二天，那些刻好的诗碑，也被一一砸碎，并把他们这些刻碑人驱赶回了老家。范玉成渴望旧地重游，那楼可还是往日模样？

    儿子说：“现在正是炎夏，太热，您暂时别去。等我在那里阅好了稿，选好了石，‘上墨’‘过朱’‘打样’后，准备刻碑了，您再来，一边指点我，一边看看风景，好吗？”

    范玉成答应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范玉成在心里计算着：儿子该阅稿了，那文章是谁撰写的呢？又是哪个书法家书写的墨本呢？选的是什么石头，汉白玉石还是大理石？选好了石，先要用砂石打磨平整，再用细刀砖磨光，直至腻滑方可。接下来，儿子该“上墨”了：用磨浓研匀的上等墨汁刷在石上；墨汁干后，再用烙铁烫上白蜡，薄薄地在墨上覆盖一层。下一道工序应是“过朱”：把透明拷版纸覆在墨本上，双钩临描，然后再用银朱做红线双钩。待做完这些，就该“打样”了：把“过朱”的双钩拷版纸，平铺在上过蜡的碑石上，用木榔头垫着羊毛毡，敲击钩本字样，让双钩红线清晰地印下去。

    范玉成乘车赶到邻市的望江楼公园，在一间工作室里，找到儿子时，儿子正好完成了“打样”。

    “爹，我正准备打电话哩。”

    “爹知道你的功夫，该用多少时间，我心里有数。”

    儿子笑了：“知子莫若父啊。”

    范玉戍开始阅稿，文章是本市市长华声撰写的，还不错，情文并茂；墨本是请北京一位老书法家几个月前书写的，那老书法家写好寄来后因心肌梗塞竟鹤归道山了。字真好，行书，有《兰亭序》帖的味道，可惜天不悯才啊。

    再看一遍文章，范玉成头上冒出了一层热汗，文中说望江楼毁于1967年春，这就失实了，分明是1966年冬！听说市长还年轻，不到五十岁，又不是本地人，恐怕没有细细考察，就轻率地作了结论。    

    范玉成说：“这碑暂不能下刀，一定要改过来。”

    儿子急了：“爹，我们只管刻就是了，这不是我们的错。再说，人家市长会改吗？再说书写的人都死了，谁能把墨稿改正过来，而且风格丝毫不差 呢？”

    “若市长不肯改，这个活儿我们退了！碑者，史也，是留给后人看的，不能以讹传讹。”

儿子不做声了。    

    顿了一阵，儿子说：“爹，您还没去望江楼吧，我陪您去。”范玉成一甩手，说：“不去！”

    第二天一早，范玉成让儿子把公园的负责人找了采，当面说明了情况。    

    主任姓陈，很年轻，不到四十岁，大学中文系毕业。听完范玉成的话，说：“我就去找市长，谢谢范老的提醒。”

    中午快吃饭时，陈主任兴冲冲地回来了，说：“华市长让我转达对您的敬意，而且交代一定要改！”范玉成呵呵地笑了。

    “文章好改，只是这墨本上的字怎么改写过来呢？”陈主任问。     

    “你放心。这位老书法家的字，我熟悉，要改的字，我可以补写得和他分毫不差，这个功夫我还是有的。”

一个月后，《重修望江楼记》碑刻好了，看过的人都啧啧称赞。     

    父子俩走之前，认认真真地登上了望江楼，看古色古香的横梁直柱、飞檐翘角，抚红漆栏杆、雕花门窗，品匾额、楹联的内容和书法，确实可称之为杰构。他们登到顶楼，骋目远望：湘江如带，白帆点点；远山似簇，村镇笼烟。

    范玉成对儿子说：“刻碑的人，责任重大，历史是不能作假的。否则，我不敢登上这望江楼，我怕前人责怪，后人唾骂！”

    儿子说：“爹，我会记在心里的，您放心。”

（选自《21世纪中国最佳小小说》，贵州人民出版社）

鱼骨

迟子建

    他们说这条江在几十年前是用麻绳捕鱼的。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陶醉的光辉。

    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谈论起关于这条江的故事。风雪像铠甲一样包围了镇子的时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望大地，都给人一种白茫茫的感觉。而逼人的寒冷也像瘟疫一样弥漫了整个小镇。

    也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总之是有那么一天，漠那小镇最敏感的女人旗旗大婶忽然向全镇的人宣告了一条重要的消息：镇长成山家门前晃着一堆鱼骨。其中有一根鱼脊骨像大拇指那般粗。它们是鲜鱼的鱼骨，鱼骨上缠着带着红色腥味的血丝。

    于是，镇子上男女老少就像去赶着看一场露天电影似的，纷纷走出自家的门院，带着惊喜和疑惑去看那一堆鱼骨。

    那真的是一堆鱼骨，旗旗大婶没有说错。它们很生动地躺在一片白雪地上，极北的太阳很冷清地照出它们象牙般的肤色。

    “嗬呀，这么漂亮的鱼骨，一定是条二三十斤的大鱼！”旗旗大婶在人群中感慨着，然后把目光投在我的身上说，“外乡人，你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骨吧？”

    “这么粗的我见过，但这么漂亮的没见过。”

    “是啊，这条江开了怀了！”有人跟着说。

    这条江在几十年前，可以很随意地用麻绳系起一张网，撒在江中，然后鱼就像爬满了篱笆的葫芦似的钻了一网。起网时鱼尾翻卷，鳞光闪烁，那真是让人百思不厌的美好时光。

    可是几十年后，江水不似往昔那般喧嚣，它平静而沉稳，就像个行将入土的人。而漠那小镇的人们，一到漫漫长冬的时刻，就热切地思恋起她的过去。

    人们议论了一番，兴致就蓬勃起来了。大家纷纷回家，准备着捕鱼的工具。旗旗大婶很慷慨地把那块最精彩的鱼骨送给我了。

    傍晚，天气骤然冷起来。白蒙蒙的江面上弥漫着无边的寒气。旗旗大婶凿好了第一口冰眼，将一张大网甩进江底。

    平素寂静的江面霎时活跃起来了。远远近近的都是人影。近处的人影像被风摇摆的黑橡树，而远处的人影则模模糊糊，像夜空中的云彩。

    一个小时过去后，旗旗大婶打算起第一片网了。

    “这网头很轻，好像是……”旗旗大婶顾自说着，蹲在冰眼前熟练地拽起网来。

    银白的渔网从黑沉沉的江水中被提出来了。一出水面，它们就变成了一块大花布。网上有的地方恰恰被火光照着，就成了一片霞光；有的地方隐在夜色中，就变成了灰蓝。旗旗大婶沉默着，我沉默着，寒风也冷峭地沉默着，只有火盆热烈地响着，那些贪婪的火舌活跃地舔着夜色。

    整片网起出来了，没有一条鱼。旗旗大婶一屁股坐在冰上，阴郁地抽起烟来。旗旗大婶抽烟抽得很凶。

    我走上江岸，把皮袄裹紧，站在黑沉沉的柳毛丛中。此时的漠那小镇，在风雪中静静地沉睡了。镇子中听不见狗吠，所有的房屋都融在蒙蒙的夜色中，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这条冰封的大江，却渔火点点，人影绰绰，全然一幅原始村落的平和的生活图画。

    旗旗大婶起了三片网，基本都空，她忽然怀疑起那一堆鱼骨来。

    后半夜是最难捱的时光。寒冷、饥饿、疲乏同时袭来。我觉得双腿已经冻得麻木不堪。夜空中的繁星好像离我们这般的近，又那般的远。

    凌晨四点多钟，旗旗大婶已经起了十二片网了。冰面上扔着几条杂鱼。

    天有些灰蒙蒙了，灿烂的群星也显得不那么灿烂。江面上泼墨似的摊着一堆堆火盆燃尽的残渣，而寒气把每个人的脸都弄得又红又粗的，像是松树皮。

    旗旗大婶守了一夜，虽然哈欠连天，但精神却很饱满。她说这几条杂鱼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于是她又讲起这条江的过去。她说每次渔汛到时，捕上来的鱼摆满了江面，家家都要套上狗爬犁才能把鱼装回去。

    江面上残灭的渔火忽明忽灭。而远方大山的轮廓却渐渐澄澈起来。八点左右，在东边天出现一团毛茸茸的太阳，被寒气包裹着的像堆羽毛的太阳。漠那小镇的上空升起了一缕缕迷茫的炊烟。

    这时，镇长成山突然出现在江面上。他像巡逻兵似的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然后把江面上所有捕鱼的人召集在一起，庄重地宣布了一桩秘密。

    那堆鱼骨是他故意摆在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把这山林中的一头大黑熊活活捉住。他们已经多年不做这样的事了，他担心他们胜任不了猎熊的工作。所以，就试探着摆出鱼骨，看他们是否还像几十年前一样的敏感而有耐力。

（有删改）

怕

周海亮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为女儿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喜欢躺在树荫下，枕着锄头，眯着眼，喝女人为他沏好的茶。日子从叶隙间溜走，从禾尖上溜走，从茶香里溜走，从花开花落中溜走，他迷恋这种感觉。可是战争来了，安静的生活突然被打断，他不得不离开。

    他离开，因为他怕死，怕女儿和妻子遭遇意外。他亲眼看见弹片将一个男人瞬间撕开，那个男人，不过是如他一样的农人。还有远处的枪炮声，俯冲下来的飞机，映红天边的火光，撤进村子的伤兵，蠕动的肠子和流淌的鲜血……他必须离开，暂别祖辈留下的土炕、土屋、土狗、土地。他曾以为战争与他无关，但现在，他必须逃离。

    他怕死，更怕别离。

    他随着人群，逃出村子，逃上公路。飞机追赶着他们，炸弹不断在人群里爆炸，残肢断臂，随处可见。人群躲进深山，燃烧弹倾泻下来，人被烧成炭，炭继续燃烧，世界变成地狱，地狱灼热滚烫。他不明白农人有什么错，他只知道他们无处可藏。又有士兵追赶上来，大山被层层围困，等待他们的，只剩死去和被俘。很多人期待被俘，被俘还有机会，还有解释或者求饶的机会，但是他不想。他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不想解释或者求饶。

    他逃了出去。几百农人，他是唯一逃出去的一个。他追上撤退的部队，成为一名士兵。有老兵劝他不要当兵，老兵说，以我们的装备，这不是打仗，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他说，我当兵。老兵说，当兵，肯定活不过三个月：被俘运气好的话，可以熬到战争结束。他说，我当兵。老兵说，真不怕死？他说，怕死，但我当兵。

    他怕死，更怕奴役。

    他没有枪。没有枪的新兵很多。冲锋时，他扛着大刀，紧跟住前面的老兵。老兵倒下了，他捡起枪，继续往前。战斗打响以前，他曾担心过枪，老兵告诉他，这个最不用担心。他说今天是他当兵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正常的话，就该阵亡了。他猜得很准。他还说，现在当兵两个月，就是老兵了。他这才知道，老兵不过二十一岁，三个月以前，还是西式医院里的一名牙医学徒。

    老兵说得没错，他们不是拼命，而是送死。一波儿人填进去，一波儿人又填进去，一波儿人再填进去，似乎死的不是人，而是牲畜。长官说，这叫“添油”，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战术。他懂。在乡下，冬夜长，想油灯燃烧不息，就得不停地添油。他想，之所以让士兵们前赴后继，是因为，那火焰可以奄奄一息，但绝不能灭。

    他怕死，更怕熄灭。

    可是战争竟然结束了，竟然真的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他不相信，仍然攥着烧火棍般的枪，缩在战壕里，不敢出来。他已当兵三年，他是整个师部唯一活过三年的士兵。三年里他杀死十多名敌兵，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士兵的模样和临死前的表情。在他随后的生命里，那些士兵毫发毕现，面目狰狞，夜夜与他纠缠。不管如何，他成为英雄，他应该受到赞美和礼遇。

    可是他回到乡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鸡，放牛，院角种满桃红色的指甲花。他说我打仗，不就是为了回来吗？这么多人送死，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吗？这样，挺好，挺知足。

    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记起他曾经是一名士兵。又很多年过去，几乎没有人再知道这里曾经被轰炸、被占领、被蹂躏，这里的人们曾经被驱赶、被奴役、被屠杀。每一天，他哆哆嗦嗦地走过村路，挤满老年斑的脸努力抬起。他仰望天空，他怕有一天，天空里再次出现密密匝匝的飞机，然后，炸弹呼啸而下。临终前几天，他想告诉每一个人，曾经的村子，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兄弟，炸弹，大火，老兵，战壕，履带，尘烟，炸成两段的尸体，黏稠的鲜血，鲜血，鲜血……可是他太老了，已经发不出声音。他知道他不会忘记，但他怕活着的人们，会忘记。

    他不怕死，他更怕遗忘。

（选自《小说界》2016年第3期）

钢的琴

申平

    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对人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下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找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会上，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最后我把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他啥也不问，只是冲我们笑一笑，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能让我们看看吗？”

    吴更里又点点头，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打开门，说：“各位请吧。”

    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同凡响的钢琴。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各位领导别见怪，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就不得不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将来有钱再买嘛……”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吴更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村医

薛培政

    “这小子，出息了哈，小时候，我还救过你一命哩。”耄耋之年的先生对我说这话时，正拄着拐杖走在通往村卫生室的路上。

    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先生，轻抚胡须，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人也不糊涂，每回看见我，总是微微一笑，顺口喊出名字后，仍忘不了提及救我之事，流露出些许成就感。

    听他说的次数多了，我便去找爷爷求证。

    “呃，真有的事儿，你一岁半出麻疹，那烧发得邪乎，眼看没救了──”上了岁数的爷爷，对好些事儿记不清了，但对这事心里却明镜儿似的，竟把我起死回生的经过，讲述得险象环生、淋漓尽致，我顿觉先生那瘦小的身影高大起来。

    上过省医科大学的先生，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20世纪5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先生被抽调其中。来前谈话说下到乡级医院，先生见到乡卫生院刘院长后，就急着要求分配工作。刘院长说：“不急，等吃罢晚饭再谈工作。”晚饭就安排在卫生院机关食堂，刘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酒至微醺，刘院长叹口气说：“近千口人的茹冈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群众缺医少药的情形让人心焦啊！”那时血气方刚的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个钉地请求道：“那我就去茹冈村吧！”

    茹冈村人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纷纷涌向村头迎接。等把人接到后，大伙儿而面相觑，都愣住了：“咦──咋会派来个白面书生，咱这鸡不下蛋的穷地方，会留住这细皮嫩肉的小先生？”老支书颔首道：“嗯──俺看这孩子行，可不能怠慢了。”说罢，他连夜带人把支部办公用房腾出来，做了村卫生室。

    打那后，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寻医求诊，包扎治疗，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呻吟着上门了，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擂得山响，来人急火火地喊叫：“先生──俺娘病得厉害嘞！”先生一骨碌爬起来，背起暗红色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好，回到住处已是鸡叫时分了。

    到了冬春感冒多发季节，先生的案桌前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先生依然不疾不徐接诊治疗。那一次，老庆家的娃儿连日高烧不退，先生弯腰为其作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老庆两口子好不尴尬，先生卻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便又坐堂开药方了。日子久了，村里婆娘们就议论：“这先生性子咋恁好咧，从来就没见他动过脾气。”

    老羊倌疙瘩爷七十岁患上抑郁症，整日茶饭不思，时而发痴，时而叹息。家人要送医，他死活不肯，说要等死哩。先生登门出诊，他躲进内屋关紧门窗。等费尽周折见了面，一番望闻问切后，先生绝口不提治病的事，竟说些小时候放羊时的糗事。说到羊，疙瘩爷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先生见机下方子后，嘱他按时服药。半个月后，疙瘩爷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

    先生案桌前悬挂的那幅烙画上有一个硕大的“德”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先生说做医生须有悲天悯人、普济众生之心。一个暴雪封门的深夜，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的二柱子，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他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转送乡卫生院。望着没膝的茫茫大雪，家人哭爹喊娘跪地求救。闻讯赶来的先生，脚未站稳，就气喘吁吁地命道：“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先生的袖子，满是忧虑地劝道：“老师，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和蔼的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等二柱子脱险，先生累得虚脱在地。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先生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

    常听人说，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实的亏。假若当初不下来，在县医院早就成专家了，或许当上了局长院长。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大夫就是治病教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俺这身板。俺虽老了，却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咋能不满足哩？”

    说这话时，老人一脸平和。

（节选自《小小说月刊》2018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