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已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倾向也日益突出。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网络已成为群众反映心声和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监管的不利，近年来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化倾向也日益凸显出来。一是网络信息并不是天使，特别在当下转型期，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诽谤、诈骗、敲诈等犯罪行为多发。因此，确实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二是一些网民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变革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或自身处境，就往往借助“突发性事件”发泄不满情绪，不负责任地评论、轻信、猜疑、谩骂等，这些都在抬头蔓延。如果这些所谓“新意见阶级”渗入太多的非理性情绪，这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来说，并不是太好的信号。

    网络已成民主参政议政的新形式，但网络“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2014年7月21日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80．9%的使用率，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更加巩固。因此，微博、论坛、网评等网络交流日益活跃，网络已成为人大、政协、听证等之外的民主参政议政新形式，是人民群众更广泛、更便捷、更灵活地关心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新途径。然而，近年来网络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性民主、跟风炒作倾向也开始浮现。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约1/3是受网络舆论推动才兴起和传播的。很多网民已结成各种虚拟的“群体”，通过贴吧交流传播和联动，面对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司法不公等问题，形成巨大的舆论场。无疑，一些党政部门的决策失误和执政不当问题，是需要认真接受舆论批评和监督的。但是，网络舆论中也掺杂着一些过激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网络“集结串联”“意见领袖”等的操控，从而很容易诱发网络上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并进而促发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这不仅会增加官民之间对热点问题的“敏感”与紧张，也会对公民理性地参政议政产生不利影响。

    网络已成新兴的多元文化传播阵地，但也存在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倾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统媒体越来越与网络媒体相互联动和兼容，互联网就成为人们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也就成为文化创造与多元发展的新兴阵地。然而，互联网也具有虚拟性、匿名性、随意性、大众性、全球性等特点，特别是受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淡化对公共政策的认知，逆反性文化消遣、消解主流价值观的现象也开始抬头。如网络泛娱乐化、人肉搜索、道德追杀、网络恶搞、污蔑诽谤、侵犯隐私、色情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现象增多，这就形成了一股侵蚀伦理道德和价值信念的文化舆论“潜流”，危及社会稳定和法治秩序的建立。

    当前的网络带给了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重大文明与进步。然而网络舆论的局限性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和凸显。网络公民文化建设所蕴含的公民品格与守法精神需要对上述问题加以认识。

（节选自马长山《网络公民与守法精神》，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12月）

    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型期，这种转型标志着文学意识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儒学开始全面没落，多元化的文化逐渐介入人们的生活。儒家追求的人格是个体绝对服从群体，以群体作为个体价值实现的基础。老庄哲学与佛教相融合兴起的玄学，极力强调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力图打破儒家的束缚，唤醒士人心中潜伏的个体意识。加上魏晋时期社会经历了一次次的大动荡，许多名士死于非命，如何晏、陆机、潘岳、刘琨等人先后被杀，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担忧，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魏晋社会的大动乱带来了人的思想的大解放，第一次大面积引发了士人的个体存在意识。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嵇康的行刑前索奏《广陵散》，王子猷的雪夜访戴安道等特立独行、率真任性的行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外在约束的颠覆，是个人的独立存在性的反映。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时期也是思想最解放，个性最张扬，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魏晋士人现实理想的遗落深刻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转向生活的诗性追求。于是，诗和酒成了魏晋士人的艺术化人生的两个核心内容。诗自不待言，魏晋名士从群体到个人生活都极尽诗意，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诗；酒则从阮籍的饮酒全身远祸到陶渊明的从酒中体悟人生的真谛，获得了特殊的社会意味。魏晋名士群体对诗酒清谈的诗意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曹丕与建安七子宴游唱酬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下的优游畅饮，王羲之、谢安等人兰亭流觞的雅意，无不是群体性的诗性追求。个人诗意化的典型也不乏其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闲适固是千古美谈，即使是终身留连仕途的陆机在战败被杀之时也发出“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叹，魏晋风度在死亡阴影里也显出了诗意的美丽和悲怆。可贵的是魏晋士人对人生艺术化的追求并不只是士大夫式的吟咏清谈，他们的诗意能落实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陶渊明笔下的草屋、桃李、鸡鸣、狗吠等日常事物融注了冲淡的诗意，即使是艰苦的农耕生活，也有“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蕴涵其中，他在晚年衣食堪虞的时候，诗、酒也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风度的诗性是既空灵又沉重的，谓它空灵是魏晋士人的潇洒通脱，所谓沉重则是指士人任诞简傲行为的背后是对人生的理性思索。阮籍大醉六十日、率意独驾看似通脱的行为，其实是人生无路可走下精神极度苦闷的渲泄。陶渊明的田园诗尽管静穆安闲，但从他三仕三隐的反复中仍可窥见他归隐也有不能忘怀现实的一面，他以隐居田园的诗性方式来表达对宦途的既厌倦又有所留恋遗憾的心态，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选自《魏晋风度的文化透视》，有删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变化，意味着政府政策方针和发展理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高，目前，中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供求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需求满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在总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过去，社会首先要保证人们能够获得基本数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总体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企业还是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而不是注重产品的品质，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满足老百姓的高品质需求。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更高阶段。广义的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文明礼仪，也包括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各方面的追求，当下人们除了满足吃喝玩乐，还希望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为此，除了继续发展生产力，还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先努力发展经济，才能为建设民主和法治强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相反在经济水平低下时贸然进行改革就可能遭遇东欧式的失败。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因此关键是快速发展生产力，做大经济蛋糕。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日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带来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那么新时代的工作重心就是努力实现平衡式发展。例如，通过收入调节政策减少收入差距，通过精准扶贫减少贫富差距。过去中央推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区发展差距。若能做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成就不亚于从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

（摘编自聂辉华《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四个维度》）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为何春秋时代成为中国文化突破的关键时期？引发这次文化突破的主体是谁？

    殷商、西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文化主导权，掌握知识的祝、卜、史、宗等“王官”环绕在最高统治者身边为他服务。在浓重的神巫色彩的笼罩之下，春秋以前文化观照的核心其实是“治政”之术。中国文化的若干基因那时渐次生成，如对祖先的崇拜，对象征性仪式的重视，对天帝的敬畏，对社会等级秩序的追求，等等。春秋时期，文化下移，形成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时代的主题是诸侯争霸，国力强盛与否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各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拼命汲取前代的政治经验和统治智慧，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尚书》《诗经》《周易》等典籍受到重视。“王官之学”于贵族阶层普泛化，迅速变成了执政卿大夫阶层的思想武器。

    那时的执政卿大夫阶层无论是讨论国事还是进行外交，都要对这些经典随时加以征引。从《左传》和《国语》对《尚书》援引的内容看，主要是围绕着“礼”展开，落脚点在“德”。在春秋时代的执政卿大夫看来，要想维持国家稳定，就要维护等级差别，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使民”；维护秩序的方式是“礼”，以“礼”行“政”，才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而要维护“礼”，就要落实于“德”，没有“德”的维护，“礼”就难以生根，难以延续。春秋时代，《诗》被纳入到“礼”的范畴之内，由“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可以看出。无论是《尚书》还是《诗》，都是当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既是政治文化的思想资源，也是藉此发展政治文化的跳板。“礼”是春秋时期最为核心的文化概念。

    春秋时期还是中国文化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春秋时期中央王权更为衰落，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某些统治者表现出对“天”的怨恨和质疑。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所谓的“天命”“帝”或“上帝”的支撑有点靠不住，宗教文化开始动摇，现实世界受到更大关注。而春秋执政卿大夫更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从“天”上移到“地”上，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现实统治智慧上，因此政治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家的那些基本文化观念都已经形成，只是在春秋末年孔子出现以后，通过《论语》以及《春秋》把这些观念加以明确化、固定化和理论化；特别是引入了“仁”学观念，为“礼”文化找到人性基础，为“礼”文化的合法性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证明。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

    春秋时代诸侯分裂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却为思想的多元化提供了条件。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以强烈思想个性开辟了“法家”的一个源头。管仲作为国相看到了“礼”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但是通过道德和舆论来支撑过于乏力，因此他把“法”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此时还崛起了另一个思想家老子。老子的思想也是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参照，主张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讲究“无为而治”，开启了自觉的生命意识。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