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文化先觉

冯骥才

    文化自觉是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和必不可少。然而，对于知识界来说，只有自觉还不够，还要有先觉，即文化的先觉。知识分子的性质之一就是前瞻性和先觉性。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中，最先自觉的应是知识分子。文化先觉是知识分子的事。

    文化先觉是指知识分子要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沿，关切整个文化的现状、问题与走向，敏锐地觉察到社会进程中崭露出来的富于积极和进步意义的文化潮头，或是负面的倾向。当然，不只是发现它、提出它、判定它，还要推动它或纠正它，一句话——承担它，主动而积极地去引领文化的走向。

    文化先觉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一批富于文化良心、淡薄功利的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瞠目明察、苦苦思辨与敢于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会陷入混沌与迷茫之中。就像“五四”时期那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给那个困扰纠结的时代注入了进步与光明的力量。

    知识分子要首先成为这种先觉的思想的实践者，在实践中修正自己、判定自己和验证自己，而不是坐而论道，指点江山，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大地里开出的花，而真正美丽的花除去美丽，还要结成种子，回落在大地里，开放出更加绚烂的花来。

    先觉者都应是先行者。文化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思想意义的新认识。这种先觉不一定都在国家民族文化层面上，也有生活、城市、习俗乃至审美等不同的文化层面与方面。关键是要对它保持锲而不舍地守望与关切。先觉又是一种境界一种状态；这种境界和状态产生于具有高度文化责任和知识精神的知识界。

    当然，文化的先觉还要来自广阔的文化视野。没有对文化的博知与深究，对文化史的学养，对当代世界不同类型国家文化的广泛关照，敏锐、深刻和富于真知的文化先觉缘何产生？在精神领域里，高度不会凭空而起，深度加上广度才会产生高度。

    文化自觉与文化先觉有所不同。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由于它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它的要求似乎在更高一层；但它又是知识分子所要具备的。它不是某个人一定具备的，却是知识界必需具备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应有这种先觉性。失去这种责任和性质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有知识的人”。

    对于转型期间的当代中国，文化上充满内在的冲突与活力，问题与希望，文化现象无比纷繁，有待我们去思辨与认知。因此说，文化先觉，它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二十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万历元年正月初五日，小皇帝传谕内阁提前举行日讲。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便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节选自三联书店《万历五十年》）

    当前，我国分享经济方兴未艾，已经渗透到交通出行、营销策划、资金借贷、餐饮住宿等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然而，社会各界对以分享经济促进绿色发展的探讨相对不够，在实践中分享经济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发挥得不充分。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分享经济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经济。人们通常认为，生活要舒适方便，就必须取得对物品的所有权；物品拥有越多，生活就越舒适、越方便。这是我们熟悉的拥有经济的概念。与此相对，分享经济是只求所用、不求拥有的经济，它把物品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予以分离，消费者可以使用物品，但不必拥有物品。这一方面可以使消费变得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物质生产。从这个意义来看，分享经济并不是全新的概念，而是早已存在于经济活动之中，如汽车租赁、图书借阅等。未来，虽然大多数人还将具有占有者和分享者的双重身份，但传统的个人不断购买、占有物品的消费文化将逐渐被提倡分享的消费文化所取代。

    分享经济能够用较少的物质存量满足较多的服务需求，这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分享经济通过产品的分享和循环，能够盘活原先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物质存量，满足比原先更多的服务需求，进而降低物质消耗、促进绿色发展。分享经济主要包括生产者对消费者（B2C）的分享和消费者对消费者（C2C）的分享两种类型，它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绿色发展。例如，在城市交通中，B2C的共享单车可以减少私人对自行车的购买；C2C的汽车分享可以盘活闲置的私人汽车，减少城市汽车保有量。这些都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过去30多年里，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通过土地等要素投入实现城市规模的扩张，与之相伴随的是物质消耗显著增长。今天我们大力推动绿色城镇建设，就是要实现从增量发展向存量优化的转型，发展分享经济可以为这一转型提供重要的实现路径。

    分享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努力。分享是一种清洁的、有机的、人文的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的努力方向之一。让分享经济更好促进绿色发展，需要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为从拥有经济向分享经济的绿色转型提供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例如，为促进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可以在城市规划中设置相应的自行车道路、合理划分路权。企业应从供给侧提供更多既时尚舒适、又好用耐用的产品，同时从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转变，即通过发展产品服务系统，用较少的产品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消费者应改变传统的以拥有为导向的消费方式，形成以物质循环、分时租赁、分享利用为特点的绿色生活时尚。

（节选自2017年2月《人民日报》，有删减）

    公众史学是着重探讨如何以公众为本位、以应用为前提来开展历史研究与传播的史学新分支。与传统史学 相比，公众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够更好实现史学为公众服务的目的。

    公众史学发展的动力曰益强劲。与美国“公共史学”的初始发展动力来自高校及职业史学家不同的是， 我国民间形式多样且愈发活跃的史学实践，催生了公众史学。具体而言，我国公众史学的兴起主要缘于三方面 因素。一是公众对历史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历史的关注度、探求欲、表达欲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水平。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种历史文化媒介平台不断创新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 历史的兴趣。这为公众史学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二是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由于技术发展发生了深刻变 革。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条 件。网络平台的无限扩张、信息对流互动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仅由史学界主导的历史知识生产和 传播模式。这为公众史学的建立奠定了技术基础。三是传统史学适应社会转型自觉进行革新。一个时期以来，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公众对于缺乏吸引力的史学成果的远离，导致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科 价值受到质疑。面对这种状况，史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革新，更加关注公众的需求， 增强史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对公众的吸引力，逐渐开拓出一条关注现实、走向公众、服务公众的史学发展之 路。这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

    公众史学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近年来，以公众作为参与主体的家族史、口述史学、影像史学等史学形态 的繁荣大大促进了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大众化、历史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历史文本的通俗化，并在新媒体条 件下形成了 “人人都可写史”的态势。但“人人都可写史”并不等于“人人都能写史”。实践证明，一个人 只有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对史料进行甄别、分析、比较和运用，以探求历史真相。当下，一些参与历史书写的 人缺乏相应的能力，导致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混乱与无序，这是公众史学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尤其需要注 意的是，历史知识从来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因此，书写历史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如何保证公众史学正确解 释历史现象、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深入揭示历史本质，是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专业历史 研究者参与到史学大众化中来，帮助公众提升历史理性和史学修养。但从实际情况看，大部分专业历史研究者 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认同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追求，对于史学大众化缺乏热情。

    （摘编自李娜《推动我国公众史学健康发展》）

材料一：

    新诗是在打破旧诗形式中站立起来的，但即使是“五四”时期的开路先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持有的一种近乎“暧昧”的情绪：胡适是在“以文为诗”的“宋诗运动”中袭取传统的；俞平伯在《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百年新诗总是要竭尽全力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但事实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传统的层面之上，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新诗尽管吸收了许多西方诗歌的技巧，但与此同时，新诗无疑也再现了古典时代诗歌的格调与韵致；而中国诗歌会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5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规模地采集民歌也确实再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这些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离开传统而谈新诗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百年新诗在文体重建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当然，那种要从形式与韵律的角度重新为新诗套上“枷锁”的做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新诗的文体建设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但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照搬过来。从文体形式的角度上说，今天的新诗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文体自由的特点，那么，我们从吸收的角度上说，关键是应当从类似形式较为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宋词中找寻与传统的融合点。

（摘编自张立群《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材料二：

    “传统”是古已有之的，也可以是正在创造的。它一方面可以是作为中国新诗存在前提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国新诗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古典诗歌传统在中国诗歌“现代化”征途上出现的种种变异与转换。徐志摩在《青年杂咏》中的三段，每一段开头都运用了复沓的章法：“青年！你为什么沉湎于悲哀？你为什么耽乐于悲哀？……”“青年！你为什么迟回于梦境？你为什么迷恋于梦境？……”“青年！你为什么醉心于革命？你为什么牺牲于革命？……”诗人运用复沓形式加强感情，呼吁青年们抛却幻想与悲哀，投身到切实的革命当中。这种复沓的章法在徐志摩的《雁儿们》《小诗》《马赛》等诗中均有运用。而复沓本是《诗经》中    最常出现的章法，徐志摩在他的诗中广泛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新时期的社会情感，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手法的认可，更是对它的创新与发展。二是在外来诗学观念与现代生存条件对中国诗歌“现代”取向产生着种种影响时，它们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梁实秋曾声称：“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新诗当作了对西方诗潮的单纯回应。从这个单纯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利于新诗的阐释，西方诗歌对新诗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文化体与另一个文化体的对话，在对话中有同意也有异议。异议产生于本文化体内的古典传统内核与另一个文化体的过大差异。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新诗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审美理想来看，诗本身就是最容易直接袒露人们最深层的生命体验与美学理想的文学样式。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所有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

    再从语言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对现代新诗的影响最易发现的地方就在诗歌的语言上。比如上文提到的徐志摩的《青年杂咏》，就算其中带有西方词汇，也总感觉是刻意加于其中的，难以真正与诗歌语言融合，这就体现出新诗语言的民族性。

    而就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而言，这一传统自然也是在上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传统，是因为中国现代新诗的独立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我们单方面地正视古典诗歌传统对新诗之大作用也无济于事，因为根本上，中国新诗的价值并不依靠这些古典因素来确定，它只能依靠它自己，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谋取生存，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传统。

（摘编自牛淑娟《试论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

材料一：

人类擅长分析，但机器可以做得更好。机器可以分析数据，并针对不同用例需求找到相应的规律——不管是诈骗信息识别、垃圾邮件检测、预测快递送达时间，还是为你推荐可能感兴趣的短视频——而且它们还在不断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机器被称为“分析式人工智能”。

但人类不仅擅长分析，还擅长创造比如写诗、设计产品、制作游戏与编写程序代码。以前，机器在这些方面无法与人类抗衡，它们只能做些分析型或机械式的认知计算。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工智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机器已经可以创造有意义并具备美感的东西了。这一新型的人工智能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机器并非如之前那样仅分析已有的数据，而是生成了全新的东西。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正在变得更快、更便宜，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其生成的结果比人类创造的还要好。从社交媒体到游戏，从广告到建筑，从编程到平面设计，从产品设计到法律，从市场营销到销售，每一个需要人类原创力的行业都将有可能被颠覆。某些岗位将完全被生成式人工智能取代，有些则会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更好地进行人机协作。总体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有非常广泛的终端应用市场，帮助人们更好、更快并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去创作。最理想的情况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把创作与知识类劳动的边际成本降为零，极大提升生产力并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摘编自Sonya Huang、Pat Grady、GPT-3《生成式AI：充满创造力的新世界》）

材料二：

Chat 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显示出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的若干新功能。比如，生成对某一问题的回答从而成为聊天高手，生成人所需要的文案或艺术作品从而成为写作或创作助手，生成计算机程序代码从而成为编程能手……它正在不断成为“知识生产”甚至“创造性工作”的断载体，以至于被视为横空出世的“新物种”。

其实，Chat GPT的生成功能根源于机器学习算法，迄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基于这种算法，是经验主义或归纳逻辑的认识论原则在算法理论中的体现。不同于分析式人工智能所遵循的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从个别中归纳出一般，从大量的数据训练中形成模型，然后用这种模型去“指导”对新的个别的认识。

当Chat GPT以生成的方式进行信息处理时，确实显示出与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信息时的不同效用。然而，是否一旦具有生成功能，人工智能就可以威力无穷？并非如此。其一，生成有生成的长处，分析也有分析的长处。两者在人类智能活动中是互补的，在人工智能中也是如此。其二，即使是生成，也要进一步看是“何种生成”。就智能的生成性来说，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如果将Chat GPT的生成性与人类智能的生成性相比，它还只是一种初级的生成性，较人类智能的生成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还不能实现后者的创造性生成。

从严格意义上看，Chat GPT的生成只是信息的生成而非知识的生成。哲学界一般认为，知识是“被验证的真信念”。Chat GPT所生成的东西，既未被验证，也不一定为真。事实上，它常常会输出错误的答案，生成一些“一本正经的胡说”。它不像分析式人工智能那样基于演绎推算在输出结果上具有唯一性，而是会因归纳和综合材料的变化而使生成结论也发生变化。当归纳或综合了错误的歪曲性的信息时，就会生成“扭曲事实”的错误结论。所以，至少在目前的水平上，Chat GPT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信息的加工”，所生成的是“新信息”而非可靠的“真知识”。

Chat GPT的生成是一种“从有到有”的生成，即一种“有”生成另一种“有”，而非“无中生有”的生成。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成，是“无中生有”的生成。Chat GPT的生成，是将“既有”的东西经过浓缩或转译后生成为另一种“有”，无非是“既有”的改头换面，这是只具备初级智能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人则不然，在少信息甚至无信息的情况下，人类智能也能生成有，形成全新的信息或知识。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生成”。

Chat GPT生成能力的增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人的创造性生成智能媲美的能力，因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取代人的智能和职能，两者的关系仍旧未变：人是Chat GPT的使用者，Chat GPT是人的工具；人提出问题，机器生成答案，答案服务于问题，机器满足人的需要。另外，Chat GPT只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生成了类似人回答问题的文本，还不可能生成自我意识、主体意向、动机欲望。而人在应对环境的智能活动中，是不断生成自我意识的，而这才是“高端生成能力”即创造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所以，Chat GPT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从本质上，它仍然只是模式识别技术，是机器学习算法范畴内的模型和场景应用的一次飞跃，还够不上“革命”的称谓。

但即便如此，Chat GPT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将机器思维的长处发挥得更透彻，借助它可形成人与机器之间协同式、互联式的知识生产，造就混合智能或脑机互惠的新形态，由此进入人机分工的新阶段：由智能系统更多更高效地完成工具性的智能工作，人类则能够更充分地发挥自己作为主体的作用，即向技术系统提出任务、设定月标、启动其运行并享受其带来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Chat GPT恐惧”和“Chat GPT崇拜”一样，都是不必要的。

鉴于此，一方面Chat GPT确实因为对机器智能生成性的新开发新应用，展现了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生成仅仅是智能模拟的初级功能，还不是真正“知识创新”意义上的知识生成，所以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它的意义，需要在Chat GPT的“附勉”热湖中加以必要的“祛魅”。

（摘编自肖峰《何种生成？能否创造？——Chat GPT的附魅与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