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电影里的“中国故事”

徐刚

   在当代电影全球化拓展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的市场往往超越了一国之境。在此之中，票房收益固然是最大的市场逻辑，但电影本身所携带的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潜移默化的“附带销售品”。这种“附带”的“销售”，使得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一国人民、一国文化的窗口，而在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也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国的态度、看法和情感基调，从而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电影总是被称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电影始终都在其赚钱逐利的生意和陶冶情操的艺术角色之外，承担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任。

   电影所饱含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当代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GDP的逐年攀升，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却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制造”在全球空间中的席卷之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却常常遭到误解。对中国而言，政治实力和经济总量等“硬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树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就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然而它们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太多建设性的贡献。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红高粱》、《黄土地》、《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中国形象。这是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塑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么多年，中国电影展现出可喜的变化，但也终究难以走出这种宿命的格局。

   最近，一向疲软的国产电影终于接连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继去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之后，今年年初，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也在柏林“爆冷”摘得银熊，而演员廖凡更是获得“影帝”殊荣。这些重要奖项的获得，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殊为不凡的艺术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对于亟待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的背后，却也依然掩藏着一丝难言的隐忧与苦涩，这便集中体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国家形象之中。

   比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天注定》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而走向杀戮或自戕的经历。电影虽因种种原因没能顺利上映，但电影鲜明的影像伦理，以及饱含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充斥的暴力。因此，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些经常混迹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来说，他们显然早已习惯了投西方所好的影像表述方式，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把握难免刻板偏激。在此，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虽不像《天注定》那样激愤地批判现实，却同样显现出阴郁压抑的影像气息。风格化的情欲和悬疑让这部电影在艺术之外更具商业色彩。德国《明星》周刊认为，《白日焰火》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有媒体认为，《白日焰火》可能是柏林电影节上最令人哗然的中国电影，而该片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色调也过于暗黑。尽管较之早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的故事显得更加主流、更商业化一些，但它还是没能逃脱东方主义式“猎奇”的命运，为此，德国《时代周报》以“即使中国也会发生谋杀”为题来谈论这部电影。这也难怪，西方社会一向是以社会认识资料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电影的，这便是我们的隐忧与苦涩的来源。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到如今的《天注定》、《白日焰火》等艺术电影，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不仅如此，就价值观而言，最近流行的商业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瑕疵，比如那部创纪录地席卷票房的电影《泰囧》，在其结尾之处，颇为赤裸地在金钱、理想及明星化的世俗欲望之间建构联系，这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同样，最近的电影《全民目击》一味追求情节斗转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不惜运用富人的大获全胜，来违背电影的叙事正义；而《小时代》系列电影虽展现出“励志风貌”，却也鲜明呈现出“金钱奴隶制”哲学的负面意义。这些电影都沉沦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之中，其价值和形象都难以令人满意。

   现实的形势与文化的状况，总是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参加现实文化的积极建构，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以电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按照学者李云雷的说法，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这要求我们善于运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以从容平易的影像叙事来正面阐释中国，而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任重道远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美美与共（节选）

费孝通

    ①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②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③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这场变革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生命

巴金

    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愿意跟我去死。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我的心也因为这生命的繁荣而快活地颤动了。

    然而这封信使我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的心渐渐地忧郁起来。眼前生命的繁荣仿佛成了一个幻景，不再像是真实的东西了。我似乎看见了另一些景象。

    我应该比谁都更了解自己罢。那么为什么我会叫人生出跟我去死的念头呢？难道我就不曾给谁展示过生命的美丽么？为什么在这个充满了生命的夏天的早晨我会读到这样的信呢？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然而这一切到了我的笔下都变成另一种意义了。我的美丽的愿望都给现实生活摧毁干净了。同时另一种思想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大道，我就是生命。”能够说这样话的人是有福的了。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能够说这样话的人也是有福的了。

    但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一句这样的话呢？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北平

凝固的《史记》

徐剑

    大先生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那天，他精神出奇的好，突然撑起羸弱之躯，从病榻上坐起身来，对许广平道：“研墨，我要写信。”

    许广平且喜且忧，说：“先生，还是我来代笔吧。”

    “此信岂可代笔，”大先生摇了摇头，“这是写给静农兄的。”

    何等要事，竟烦大先生病中亲笔？许广平连忙扶先生下床，至书案前，连忙研墨，铺好信笺，惟见大先生落座后挥毫，留下数行力透纸背的鲁体：“南阳画像，倘能得一全份，极望……”

    许广平看后，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此距大先生去世，仅两个月。

    鲁迅何以对南阳汉画情有独钟？我暗自忖度，大先生执拗于斯，决不仅仅是为中国版画谋寻出路，而是重返民族精神源头，寻找一种化繁为简、大拙至美的哲学之境，一股奇崛粗犷、野性灵动的上古气象，一扫文坛萎顿、低迷之风。

    大风起兮，汉魂何在？我们迷失于何处？

    其实，对于汉画的概念与形式，我并不陌生，且被浸淫多年。我创作室有一画师，弃传统勾线之法，挥笔泼墨于宣纸之上，如云，如雾，如潮，如泉，漫漶而不失控，墨浓却有层次，似汉非汉，似唐非唐。我常入其画室，观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但并不妨碍彼在书画市场上大行其道，其亦以中国新汉画开山之人自许，大师性格显露，脾气见长。

    也是这样八十年代的仲夏，吴冠中背着画箧，心事重重，走下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殿，竟无一点留恋。蓦然回首，身后大佛仍是那张并不生动的脸，佛眸半睁，千年一笑，却笑不出一丝一靥的灿烂与大唐气象。吴冠中很失望。身临伊水，遥望秦地，彼不禁想起儿时背过的《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年近六旬的吴冠中正在寻求艺术之旅的盛年变法，可是他寻找了半个多世纪，艺术女神在何处？

    “先生不妨去南阳看看。”龙门石窟博物馆馆长温玉成见吴冠中神情沮丧，建言道。

    “卧龙岗？去看诸葛孔明隆中对？”生性孤高的吴冠中多少有点不屑。

    “南阳有一个中国最早的汉画馆，建于三十年代。堪称汉王朝艺术集大成者，二千多尊石像，非常值得一看。”

    “哦，”吴冠中沉吟着，“在北京有所风闻，有的拓片亦见过，那就走一趟吧。”

    吴冠中背上画箧，登上了洛阳开往南阳的长途班车。

    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师走进南阳盆地，走进汉画馆，亦步入自己的涅槃之旅。

    “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吴冠中流连忘返，击节感叹。南阳汉画馆果然平地吹来一股凌厉的汉风，其艺术魂魄太博大了：既有力拔山河气盖世兮的力量之美、野性之美，更有一种删繁就简、大巧若拙的线条之美，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人物世相百态，飞鸟禽兽，栩栩如生。

    吴冠中支起画架，就着汉画馆里并不透亮的灯光，如痴如醉地临摹起来。

    乙未年仲夏，前度徐郎今又来。不得不承认，面对汉画像石垒成的大门时，二十年间，从同事积累得来的汉画知识储备，都在那一刻，被彻底颠覆了。大风起兮，一股艺术汉风扑面而来：左门柱上之青龙，右门柱上的白虎，上阙衔着辅首门环的朱雀，仿佛于瞬间御风而起，直上云间，仰天长啸，或藏雷纳电，或云谲波诡，或惊天动地。

    我可以想见鲁迅第一次翻阅南阳汉画拓片时的惊讶神情，我也毫不怀疑吴冠中第一次面对石像涌动于心的巨澜。汉代南阳的帝王将相、汉儒先贤、达官显贵、缵缨之族，用永不风化腐烂的青石，留住了生前骄奢淫逸、繁华一梦、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不朽与记忆。

    而制作者却是一群默默无闻的民间大工匠，一钎一锤一钻一刻，与太史公一点一划一字一句，异曲同工，风流趋同，而且更有世俗味，烟火气。石像上的故事、人物，仿佛就是凝固的《史记》，不著一字，却尽占风骚。

    西门豹除巫治邺、二桃杀三士、梁女传、鸿门宴等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人物，端详之际，依旧有温度，呼之欲出。然而，南阳汉画馆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有人间烟火气的石雕像，捕鱼、狩猎、田猎、弋射，舞百乐戏、斗鸡、讲学、丧葬出行，以及跳丸吐火、长袖舞、倒立、乐舞、踏鼓舞等，简直就是一部大汉王朝的民俗百科全书，在领略汉代简约粗犷艺术之美时，其服式民俗风情皆巨献于前。

    许多年后，吴冠中仍念念不忘南阳之行：“汉画馆的欢乐让我忘记了龙门的怅惘。”他对这股汉风对自己艺术之旅的冼尘、洗心，感慨万千。吴冠中伫立于东西方艺术的巅峰上，最终蜕变化蝶，南阳汉画馆的轨迹清晰可观。我的同事，自恋为新汉画大家，却反其道行之，终不得开悟。而大先生一生吸吮的是南阳汉画的奇崛与力量，临终之时，摆放在他枕边的竟是那位勇士斗牛伏虎的拓片，他就是这样一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猛士。

    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仿佛看到大先生踽踽独行在莽原上，俯瞰乾坤，睥睨凡尘，大声喊道：“谁配做我的敌人？！”

（选自《2016年中国精短美文精选》，有删改）

红高粱

莫言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冷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

    天地混沌，景物影影绰绰，队伍的杂沓脚步声已响出很远。父亲眼前挂着蓝白色的雾幔，挡住他的视线，只闻队伍脚步声，不见队伍形和影。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

    父亲就这样奔向了耸立在故乡通红的高粱地里属于他的那块无字的青石墓碑。他的坟头上已经枯草瑟瑟，曾经有一个光屁股的男孩牵着一只雪白的山羊来到这里，山羊不紧不忙地啃着坟头上的草，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了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人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

    出村之后，队伍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进，人的脚步声中夹杂着路边碎草的窸窣声响。雾奇浓，活泼多变。我父亲的脸上，无数密集的小水点凝成大颗粒的水珠，他的一撮头发，粘在头皮上。从路两边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我父亲早已闻惯，不新不奇。在这次雾中行军里，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粱肃然默立，高粱穗子浸在月光里，像蘸过水银，汩汩生辉。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时候，余司令牵着他的手在高粱地里行走，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使他们拔腿迟缓。腥甜的气味令人窒息，一群前来吃人肉的狗，坐在高粱地里，目光炯炯地盯着父亲和余司令。余司令掏出自来得手枪，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群狗一哄而散，坐得远远的，呜呜地咆哮着，贪婪地望着死尸。他对着那群狗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狗跑得无影无踪。

    余司令对我父亲说：“走吧，儿子！”一老一小，便迎着月光，向高粱深处走去。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

（节选自《红高粱家族》，略有改动）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