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冼星海：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创作了主题歌，这首歌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去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下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伤亡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炼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唱，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

任继愈：大师风范 空谷幽兰

    2016年4月2日，春日里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已有15年历史的“文津讲坛”，在这里第815次开讲。像以往的800多个周末一样，读者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临琼楼二层的报告厅，聆听名家高论，享受文化的滋养。只是，最近的七年间，人群中少了那位拄着拐杖的敦厚长者——任继愈。

    任继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望族，他的名字包含了“继承韩愈”之意。

    “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的他随校南迁，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这次历时68天、徒步1300多公里的“长征”，让他目睹中国的现实并叹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坚韧：农村破败，旧屋紧闭。轿夫们吸得起鸦片戒不起——买盒鸦片1毛钱，戒烟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他的人生理想和学术方向由此转变，“我深信研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师承汤用彤、贺麟、熊十力等名家，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学术研究卓有成就，但他最大的功绩，是竭力保存中华文化的薪火。

    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却把学术工作一压再压，投入到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之中。 他认为，中华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它支撑着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屹立不倒。文化的再次繁荣不是等来的，要靠长期的积累。本着这种文化自觉，他组织和主持了《中华大藏经》《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华大典》和“二十四史”点校本及《清史稿》修订等一系列国家大型文化工程。

    这些多是绵延十几年难以完成的浩大工程，每一项，他都会亲力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点将选人、选题、写提纲、审阅点校，动辄写六七百字的编辑意见。拿《中华大典》来说，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1990年国务院批准，至今尚未完成。它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方法，对先秦至1911年中国优秀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共分24典，含110余分典，收书2万多部，总字数8亿，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任继愈不仅担任总编辑，还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1987年5月，任继愈就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国家图书馆就此恢复了知名学者担任馆长的传统，任继愈也开启了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程。

    任继愈清楚地知道，图书馆收藏的目的是为了流通。他大事着眼，小事用功——设置专藏阅览室，关注图书编目工作，收集名家手稿，开创文献缩微事业……发现大量普通公众进入国图仅仅是借阅普通书籍，他敏锐意识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遂在当选为人大代表期间不断呼吁和建议发展社区公共图书馆。2002年，国图出版社将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劫余卷帙161册仿真再版；2005年，他又呼吁将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任继愈力主开设“文津讲坛”，不但自己亲自登台，还以90高龄之身不辞劳苦地策划选题，亲自邀请红学家周汝昌、历史学家张岂之、经济学家厉以宁等担任主讲人，使文津讲坛成为推广优秀文化的重镇。任继愈积极支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曾三登讲坛，主讲《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关于道德经》《今日看易经》。

    2009年，93岁的任继愈辞世。斯人已逝，但风范长存。

    《中华大典》办、中宣部出版局伍杰说，1988年任老接受《中华大典》总主编的聘任时，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他却义不容辞，他主编的《哲学典》是最先完成的。21世纪初，国家投资了一些钱，给他一些报酬他不要。后来给他一张补助卡，告诉他可以领取补贴工资，他笑了笑说：“我不要。”将卡退回到办公室放着，始终没取过一分钱。

    国家图书馆编审曹月堂回忆说，《中华大典》有关儒学部分，出清样后编者和出版方发生分歧，任老当机立断：返工重审。出版方急于出版，说最好赶在任老90大寿前出版，任先生毫不客气地说：“我从来不考虑做寿的事！”几个人又做了4个月。与任老相交20年，“想到他，就不感到孤独；想到他，就对自己有要求”。

    子夏说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任老为学为人的特质，如空谷幽兰，让人难以忘怀。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张稚丹，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任继愈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说：家兄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他用毕生精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文革”前他因质疑日丹诺夫对哲学的定义被称为修正主义，险划右派；“文革”中不参与“批儒评法”让江青光火；“文革”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持又被当成左的靶子。但他坚信，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的观点是正确的，“世间没有纯学术。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写的，完全是我想通了的”。②任继愈坚信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是文献整理工作，给后人、给文化发展高峰打基础。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布鞋院士”李小文，一蓑烟雨任平生

    因为一张光脚穿布鞋作报告的照片，著名遥感学家、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师大教授李小文被推到聚光灯下。“布鞋院士”、“扫地僧”的称呼在网络上迅速流传开。2015年1月10日下午，噩耗传来，这名莫测高深的“扫地僧”李小文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相关链接：①我相信学识和人品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用X轴代表学识；Y轴代表人品。在X接近零的时候，人品的差别基本独立于学识。但随X增加，二者相关性逐步增强。所以散点图应该像一把扫帚，柄斜向上。有时候，我想要求我的学生都画两张这样的图，把他们认识的、知道的人都作为一个个数据点，标上去。最后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数据点，标上去，这次可以注明是自己，是何时注的。过段时间，再标注一次。三年五年以后，可以看看并反思自己的轨迹。（网易科技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

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

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

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

——周汝昌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