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国藩，是“权谋”的形象。事实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称为清朝理学大儒、“中兴名臣”的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并非权谋。曾国藩并非天资聪明之人。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也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

    曾国藩相信“至拙”能胜“至巧”。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民国学者萧一山也说曾国藩“不尚机权，惟务质实”，这是曾国藩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处。

    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他所面临的环境非常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在曾国藩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作乱，而是人心的陷溺、人欲的横流。军事的失败的背后是价值体系的崩溃。无兵无饷不足忧，唯独放眼看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利而不争先、见义而唯恐落人后的人。要扭转这种局面，在曾国藩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理念来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投身于挽狂澜的事业中。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动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领导力的核心。曾国藩的湘军因而表现出了异于任何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却只是想、只是说，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国藩坚信“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泽东对曾国藩这一点非常佩服，认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传教”来达成“办事”的结果。

    曾国藩在北京为官的时候，以理学为自己的修养之道。理学对其领导力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一生以“做圣贤”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具有“卫道”的强烈使命意识。曾国藩正是把与太平天国之间这场军事对抗，变成了一场文化上、价值上的“卫道”的战争。儒家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正面的导向。但是，儒家也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义色彩过浓的儒生，往往无法成事。因此，对于要在现实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国藩来说，只靠儒家的价值理念，显然是不够的。

    曾国藩出来统帅湘军，开始运用法家的理念施为。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法家认为权势才真正具有让人屈服和顺从的力量，此外，法家还强调争夺。它使得曾国藩能够透过表面的温情看清深层的利害，这无疑是他能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清醒而明白的意识的关键因素。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强势、冷酷、过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和江西带兵时，就陷入了极度紧张的人际关系中，以至于“通国不能相容”，最终被罢免了兵权，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败一度使曾国藩陷入焦虑抑郁之中。当然，挫折使曾国藩有了一个自我反省并得以真正脱胎换骨的机会。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即道家）处世”。法家之弊是逞强，是自以为是，而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是，从过分的自我之中走出来。曾国藩就这样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这便是曾国藩领导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终能够成就事业的根本原因。

（选自《大家》2015.11.16，有删改）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夏先生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先生教我们国文。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他也是博学多能，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都懂得。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他们，这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设法了。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优店，忧国，忧世。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守卫长空的“幕后英雄”

    不管是零下30℃的严寒，还是40℃的高温；不管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还是乘风破浪的军舰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于本水主持研制的导弹在哪里，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当堪称防空“杀手锏”的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初露峥嵘时，于本水默默地注视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禁不住泪流满面。

    只因为青年时代“一定要为国家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的梦想，于本水将全部身心都献给了我国的导弹事业。

不寻常的《英华大辞典》

    于本水的书架上摆着一本《英华大辞典》。它可是于本水的“宝贝”，来历非同寻常。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U-2高空侦察机经常来我国上空偷偷侦查，被我防空导弹击落后，又学会了机动逃逸，我军制导雷达一开机，它便机动逃出防空导弹杀伤区。空军司令部要求国防部五院帮助解决这一难题。于本水作为课题负责人，带领研究小组昼夜攻关。最终，他们拿出了一套被空军指战员称为“近快战法”的有效方案。

    他清晰地记得，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首次用“近快战法”击落一架美U-2飞机。此次战斗后，“近快战法”便向地空导弹部队推广。于本水也因此荣立三等功，奖品就是这本《英华大辞典》。

八年磨一剑

    1980年，于本水被任命为主任设计师，开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面对新型号研制任务，他参考国内外经验，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案。他主张飞行试验是防空导弹研制阶段的重要环节，试验状态多、周期长、费用高。因而，从1982年开始，就在某试验基地开展各阶段飞行试验。

    “没有到过茫茫戈壁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季节交替之时黄沙漫天的恶劣天气，也难以体会到生活在这里的艰辛。”于本水说，那是他人生中难得的记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试验队的同志们远离京城和亲人，来到荒漠戈壁，相互之间结下了胜似亲人的感情。”在长达8年的研制过程中，于本水带领设计师队伍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

    1992年11月，该型低空超低空防空导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自己养“鸡”下“蛋”

    1991年的海湾战争震动了中国高层。他们意识到，中国军队的作战思想、军事装备与先进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国防重点必须放到发展航天事业上。于本水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靠进口外国武器并不现实。

    为研制适应现代国防需求的第三代导弹，经验丰富的于本水再次挑起大梁，承担起型号总设计师的重任。他带领队伍，通过充分研究国内外相关型号，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完成了我国首套“单车集成”设计

    2002年，68岁的于本水将总设计师的接力棒交给了其他人，自己则担任该导弹型号顾问。不过，他的心从未离开这个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型号。靶场飞行试验，他亲临现场，帮助把关分析问题；飞行试验故障，他花了大量心血，帮助团队进行故障分析……最终，该型号导弹研制成功并交付相关用户，得到相关领导的高度评价，增强了国威和军威。

    “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只买外国的‘鸡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养‘母鸡’，下‘鸡蛋’。”于本水希望，我国能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认真研究国情，实现防空导弹“弹族化+智能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防御武器技术的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空海陆”“远中近”“高中低”的防空导弹体系。问及当年的选择时，不善豪言壮语的于本水平静地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中国科学报》2016年1月16日，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对于个人名利，于本水看得很淡，他将成功的秘诀归功于“有一支好的队伍”。开展的每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于本水也总不忘将各个专业的技术骨干排在“成果完成人”的前面。（《内蒙古日报》2015年6月5日）②1948年，于本水离开家乡，60多年来他从没忘记养育他的热土。于本水捐了9万，帮家乡4000多户人家安装了自来水。为他的母校大营城子小学捐款2万元，为100多名师生换了新桌椅。每次回家乡，总要到母校看看，他说：“饮水思源，我感谢家乡教育的启蒙，希望家乡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人民日报》201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