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商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荒、七敏、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其乡村治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随着以郡领县的“郡县制”在各国推行后，乡、里以上行政组织渐具雏形，成为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既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又带有半自治的性质。第二阶段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隋朝乡的基层官吏数量比此前大为减少，乡官权力也在逐步弱化。唐朝对城邑之外纷繁杂乱的各种聚落形态，进行全面规范和整顿，不仅从名称上统一为村，而且从法律上实施统一管理，职责完备，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进一步渗透。这一阶段处于由乡里制向保甲制、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折时期，乡和里的地位逐渐沦落，乡里自治功能逐步弱化，官方的控制与统治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保甲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乡村自治的色彩越来越弱。但到了近代，原有的保甲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

——据唐鸣、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整理

材料二：明清时期，国家权力逐渐退出乡村，形成了“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村治理格局。乡绅主要来自于休假退隐的官员、退休居乡的前官僚、尚未入仕的士人。乡绅不仅是里甲制(征税)和保甲制(征兵)的主要控制者，还是乡村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灾荒之年出面与政府协调要求以减代赈、减免赋税等，同时兴办赈局、义庄，救济乡里。他们是乡村社会规范的解释者、社会教化的维护者，积极创办义学、私人书院、方志局、文学社团等乡村文化教育机构。

——摘编自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

材料一：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有蛮夷曰道。

——摘自《汉书》

材料二：（贞观四年，针对东突厥问题）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可以化胡奴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温彦博则提出，“请准汉武故事，直降匈奴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为中国幸蔽，策之善者也”。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

——摘编自《资治通鉴》

材料三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封建的专制帝王是最反动腐朽的势力，众多的昏君荒淫腐朽，制造了一幕幕悲剧。但专制王权在历史上也发挥出重要作用。战国时期人们对黄河的治理；汉武帝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漕渠等；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唐太宗派将军李靖等率十余万大军分道出击突厥，灭亡突厥，在北部边境设立都护府……康熙帝派出大批清军进驻黑龙江，围攻侵略我国领土并占领雅克萨的沙俄匪军，取得了大捷，迫使俄国签订了对双方较为公正的《尼布楚条约》……商代青铜器工艺技术高度发展，所生产的大量青铜，式样各异，造型生动别致。中国的丝绸、瓷器精美精致、闻名并行销世界。中国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贡献。

——《古代王权和专制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