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郑和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

——[法]朗索瓦•德勃雷《海外华人》

材料二：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夷”，“民胞物与，泛爱万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郑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华夷同视”。重情义，轻利益，“乐群贵和”的儒家文化影响着郑和的整个航行生涯……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对稳定该地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明清两朝为核心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形成做出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铸造了郑和，而郑和却用儒家文化谱写了另外一种世界文明。

——人民网《郑和下西洋：儒家式海洋战略典型》

陈昂曾担任广东右翼副都统。他时刻不忘祖国海防安全，在病危时令其子代上遗折，提醒清廷警惕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殖民强盗的入侵。“红毛一种奸宄（奸诈）莫测”，（前述四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请敕督、抚、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入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入，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未雨绸缪，不失为先见之明。“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立坛）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乞饬早为禁绝”。清廷下令查禁天主教，但对加强军事防御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摘编自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

材料一西汉初年以妥协为主的隐忍战略，为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也存在边境饱受侵扰等弊端。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为汉武帝反击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提振国威，汉武帝改变了柔弱的边防政策，大规模开疆拓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汉朝的边疆地区得以稳固和发展。

       ——摘编自王玉冲《汉武帝治边方略》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秦汉边地设置郡县得失的基础上，首创了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制度。唐太宗平定突厥后，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让其继续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称号，羁縻府州赋税不上交中央财政，户口一般也不上报户部。该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在上述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代表中央行使对羁縻府州的管理权。都护由汉人担任，中央任命，不能世袭。唐王朝设置的羁縻府州遍布于东西南北各边疆民族她区，边疆的行政包括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共约八百多个。

——摘编自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三清王朝在民族地区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在中央专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它整的机构体系。清王朝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等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民族管理制度，制定了较为符合民族实际的统治政策与措施，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统治者并未局限于对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的沿用，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清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涵盖面覆盖到思想管理、经济管理等，全面渗透到少数民族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城。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