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文件，为慈善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2018年2月4日，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发布，意见指出要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吸引支持各类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在加深，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

我国志愿服务在公益事业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作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补充，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为初心，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服务。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2018年7月，全国志愿者总数达91541104人，志愿团体总数达470846个，服务总时长共计960886172小时。这说明我国志愿服务在近两年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和慈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企业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8》)

    材料二：

    材料三：

现阶段，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不断推进，志愿服务发展已进入深水区，存在政策保障不够完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不够规范、服务水平不够高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在总体上也存在数量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推动型的志愿服务亟需转型。目前，我国志愿服务平台广泛，类型多样，全国有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志愿者平台，平台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互相独立，信息难以共享，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志愿服务的“互联互通”。民政部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志愿服务大数据资源库，实现相关部门间的志愿服务数据共享与汇聚的目标。此文件为未来三年“互联网十”志愿服务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互联网十”志愿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摘编自北国网)

材料四：

调查显示，在18-69岁的调查对象中，有38.2%的人曾经有过志愿服务经历；近一年以来有25.5%的人参加了志愿服务活动。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18-69岁人口的占比情况，可推断我国18-69岁的人群中有志愿服务经历的大约有396亿人，其中近一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简称活跃志愿者)大约有2.65亿人。非群众身份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活跃志愿者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最高，活跃志愿者的经济条件也相对更好。

总体上看，我国志愿服务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其队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他们不仅创造了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还具有美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者。但我们在推动志愿服务的广泛参与时，需注意分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志愿服务参与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在全面发展志愿服务的同时可重点发展“老年关怀”“医疗护理”“扶贫济困”等志愿服务领城；也要加强志愿服务培训机制建设，多层次、多领域、多时点地提供培训机会，推动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和网络化；还要整合现有的各类志愿者管理和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志愿者资源的利用和管理的效用最优化。同时，需要加大政府对志愿服务的财政扶持力度，设立专项财政资金，增加志愿服务对民众的吸引力。

(摘编自《中国志愿服务参与状况调查报告》)

    材料一：

    大城市比中小城镇更有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首先，大城市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更低。大城市的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成本会因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摊薄，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个人、企事业单位都将因相互之间的协调而从中受益。其次，相比中小城镇，大城市土地利用率更高。根据住建部数据，从整体来看，2017年我国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依次递减，分别为130平方米、125平方米、118平方米、113平方米、99平方米。再次，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强。在创造相同GDP的条件下，大城市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中小城镇。而且，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大城市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也远低于中小城镇。最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能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由于大城市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它们远比中小城镇更能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摘编自潘家林《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城市发展论坛》2019年第1期）

    材料二：

    图表1：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四城市中心城区出行情况比较

    图表2：全球部分都市人口总数及人口密度比较

    （摘编自熊柴等《大城市病主因是人口分布失衡》，《财经》2017年2月）

    材料三：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的发展本应服务于人的需要，但是许多城市如偏离了人本轨道，一味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化不是楼宇化，而是家园化。但是，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却只重表面工程，认为修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化，违背了城市建设与人类发展的规律，使得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情况。城市的功能化不是产业化。城市的功能包含生产方面的功能，即人们通常理解的产业规模化，但产业发展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是人、境、业的综合体，产城一体，人城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归宿。不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器，城市应是人类成果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体。

    （摘编自 阎明《“差序格局”探源》，有删改）

    材料四：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

（摘编自《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新华网2017年9月18日）

观鸭说

吴廷翰

    家僮取鸭卵伏之，得雏鸭数拾枚。始育，则饲之盆中，少与之水，其声呴呴然，其毛羽滈滈然，予甚爱，戏之。

    不数日，僮以告曰：“雏鸭有毙者矣。”既而听其声，啾啾然哀鸣；视其毛羽，苏苏然以散落，予让僮不善畜也。僮曰：“是非不善畜也，畜不以水也。”

    次日，予适憩亭中，时雨初歇，池水方强，顾而乐之，凭栏而语曰：“曷不以畜鸭雏？”僮趋而去，不移时筐而至，稍出之水涯，皇皇然惊愕不已，其目睢睢然睨，其足逡逡然前而却。竿之，则遂群奔水中，或扬足而驰，或拍翅而飞，不定者良久。既乃狎水，或仰而饮，或俯而啄，三五而阵，各适其所。则又或沉或浮，或没或出，盘旋戏跃于萍藻间。既休而理羽，交口扇翅，或曳而行，或拳而立，或屈而睡，消摇相羊，容与如也。既晡，僮将筐而归，则相与复嬉于渚，或逐于堤，或蔽于丛，不可得，遂纵之。

    明日至，亦如之。其声嗈嗈然以和，其毛羽濯濯然以光泽。其去畜池之前仅三日，充长已倍三之一矣。

    余乃叹曰：大哉，造物之育万物乎！大而龙蛇之于渊泽，虎豹之于山林，细而蠛曚①鼋龟醯鸡②之于瓮、于坎、于蹄涔③，各遂其性而已。鸭之不育于陆而育于水，亦一理也。夫反其性，造化不能以育物，圣人岂能以育民乎？君子为政，当斯民沦丧之后，烦之以法令，胁之以刑罚，诱之以智巧，荡之以淫华，本性日耗，生理日促，相与骈死而不知。一旦欲其改途易辙，驱之以道德，荡之以礼义，纳之以忠信，囿之以淳朴，靡不相顾骇愕，不信不安。及其久也，教成而化行，行安而俗美，追视昔日之所为与今日之所趋，安危利害相去什佰而千万，则虽械之使为恶，日挞之而欲其行诈，亦不可得矣。

    然则民之初生，鸭之育于盆者也。狃④于习而不悟，毙于陆者也。视其毙而不知所以救，僮之让者也。反其自然之性而犹疑试于水者也得其所以为性而安且乐水之狎而不归者也生养蕃息既富且昌水之畜而充长也。

    乃复叹曰：因育鸭得育民，然则兹观也，鸭与也乎哉！述观鸭。

（选自《明清散文名篇集萃》，略有删节）

【注释】①蠛曚：一种小飞虫。②醯鸡：小飞虫。③蹄涔：蹄迹中的积水。④狃：贪。

    《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

    《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

    材料一：

    “无接触商业”，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上交易、线下定点配送、用户自提等方式，在商业活动中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事实上，“无接触商业”早有萌芽，过去也有了广泛的实践。而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模式的独特优势，一下子为所有人所认知。一方面，消费者藉此找到了“安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营商者则以此作为说服策略，留住并扩充了客流与订单。

    着眼长远，生活重启之后，“无接触商业”的广阔前景，依旧可以预见。尤其是在“恢复防疫常态化下的生产生活秩序”大背景下，“无接触商业”所能提供的安全垫和缓冲区，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最近时兴的“无接触餐厅”，就是一个代表性的应用样本。无接触商业，既是对交易方式的路径重构，对消费场景的重新设计，也内含着新的社交文化、经营理念。“保持适当距离”，不是人心疏离，而是在疫情逐步平复之后，对于“礼仪”“舒适区”“安全线”的二次定义。“无接触商业”，迎合和适应了大众在特殊时期的心理偏好，并在一段时间的高频使用之后，将之稳定为一种固定的用户习惯。从传统商业到无接触商业，并非取代而是迭代。

    （摘编自《“无接触商业”开启新可能》，《华西都市报》2020年3月31日）

材料二：

    当然，“无接触服务+”真正成为一种市场潮流，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高度数字化市场的形成。疫情防控期间，宅人增多推动宅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服务平台，宅生活将无法想象。正是有了在线买菜、购药等购买形式，以及在线问诊、在线教育等数字化服务供给，全民自主居家隔离的抗疫统一战线才得以形成。而商家对服务业数字化的价值认同更为深刻。对于本身有数字化服务渠道的商家而言，此次疫情冲击更坚定了其发展数字化服务的方向；那些数字化布局准备不充足的商家，疫情期间就特别难熬，许多商业活动难以完成。

    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高度数字化市场，不仅让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得到丰富和拓展，也让众多商业领域找到了延展空间，可谓危机中蕴藏着发展机遇。有学者认为，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越过“冬天”，疫后经济将重新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在此过程中，“无接触服务+”将扮演重要的引擎角色。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无接触服务+”市场将不断拓展和升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机会，也是企业发展谋长远的重要策略。

    （摘编自胡立彪《“无接触服务+”时代到来了吗》，《中国质量报》2020年3月12日）

材料三：

    （摘编自《美团外卖发布“无接触配送”服务标准》，“新浪科技”2020年1月30日）

材料四：

    此次疫情所引发的最大变化，就是公众真正意识到了“无接触商业”的卫生防疫优势。从过去的“被动无接触”“碰巧无接触”，到如今的“主动无接触”“优先考虑无接触”……“无接触餐厅”之类的新事物，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相较于其给予消费者的即时可见的“安全暗示”，其真正的意义和未来前景，无疑是有待观察的。

    “无接触商业”的兴起，是大势所趋的方向还是一哄而上的噱头，这需要全社会回归正常和平静，综合各方利弊之后再给出回答。少些炒作、少些押注，系统地、审慎地评估“无接触商业”可能性，这是避免市场泡沫的关键。有些产品或服务，天然适合“无接触”也可以“无接触”，比如说在线教育、网络诊疗等等；而另外一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刻意追求和标榜“无接触商业”，很多时候只会适得其反。“无接触商业”不能玩成文字游戏，也不应该成为跟风游戏。我们需要多少“无接触”？能做到哪些“无接触”？其成本和效用又如何？凡此种种，都需要理智、精准、量化地加以测度。

    （摘编自然玉《“无接触商业”兴起，是大势所趋还是跟风炒作》，“光明网”2020年3月12日）

今年暑期，游戏科学公司推出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出圈。为了了解游戏中孙悟空形象的诞生过程，小明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

从《西游记》到《黑神话：悟空》：孙悟空的游戏形象变迁与跨媒介叙事

曹书乐 刘宣伯

①《西游记》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神魔小说。吴承恩所塑造的孙悟空，性格丰满、充实，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第一神魔”。2024年8月20日，游戏科学公司推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市不到4天，游戏就突破了1000万套全球销量，同时在全球最大游戏平台Steam上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30万，创下了单机游戏的记录，位列该平台有史以来所有游戏中的第2位，展现出“悟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态势。

②孙悟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案例，如何在游戏中完成跨媒介叙事，在当下语境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创造性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③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尚未形成具有自主设计和生产能力的游戏软件产业。彼时游戏玩家接触到的主要是从美国、日本进口的家用游戏机和街机游戏。而孙悟空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化角色，已经被日本游戏厂商纳入电子游戏创作中。1984年，日本游戏公司Capkom制作了街机游戏《孙孙》，是能够被查到的最早使用孙悟空形象的电子游戏。游戏的开场动画中，一个怪物掠走了马、僧人和河童，留下了两个可以被玩家操纵的主角，分别是猴子和猪。游戏的结局则是主角打败怪物、前往佛寺，并从佛祖那里取得了经书。《孙孙》里的角色虽然不叫“wukong”，但它包含了西游故事中孙悟空形象的主要特征：猿猴身形、头顶紧箍、手拿铁棒以及保护师父西行取经。但游戏的密林场景设计、以动物为主的怪物设计，都和《西游记》故事有较大差距。

④20世纪90年代，电子游戏在生产技术和产业规模上都经历了新的突破。台湾地区小天才公司1994年推出的横版卷轴过关游戏《西天取经》标志着对西游故事和形象的“中国式诠释”。在该作品中，孙悟空很像《大闹天宫》和央视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形象，游戏中的怪物和地图设计也更符合《西游记》的原著设定。

⑤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普及，电子游戏有了新的运行介质。游戏产业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网游的崛起与繁荣。与此同时，基于Flash技术制作的网页小游戏标志着游戏制作的“平民化”，来自“草根”社群的爱好者同样也加入游戏开发中。

⑥网易于2002年推出的《大话西游》便是代表，《大话西游》的世界观设计取自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魔小说，构筑了一个人、仙、鬼、魔共存的乱世，而玩家则是被选中的、能让世界恢复平衡的“取经人”。因为玩家是游戏的主角，在多人同时在线玩的网游中，孙悟空就只能作为非玩家角色出现。

⑦大厂商制作的大型网游往往需要构建庞大的世界观和有剧情的故事；而独立制作者开发的Flash游戏则将有限的精力放在了游戏的核心玩法层面。Flash技术的限制，使得大多数西游Flash游戏都以2D画面表现，最简单的做法便是采用卡通形象，甚至直接根据此前游戏中出现过的经典孙悟空形象进行微调。例如格斗类《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中的孙悟空就和经典街机游戏《西游释厄传》中的形象基本一致。

⑧大量不同风格的孙悟空绘制，使得“孙悟空”造型的丰富度得到极大提升，触达了大量青少年群体，也使孙悟空越来越跳出“神魔小说”框架，成为“泛用”的符号，有了和不同文化内涵交互碰撞的可能。

⑨紧箍、铁棒、毛茸茸的脑袋和灵活的身姿，“中国式”孙悟空的形象越来越在游戏中获得强调。但从主机和街机游戏中的冒险主角，到网游中的NPC，再到手游中的群英之一，孙悟空却越来越不具有叙事的核心性和形象的丰富性。他的存在或许能提升年轻玩家对于悟空的好感，推动年轻玩家对西游故事乃至中国传统神魔文化的探索；换言之，这些游戏做到了传统文化在游戏的“符号境”的表达，但无法深入“知识境”，甚至很难触及“观念境”。

⑩这或许是为什么耗时7年开发的国产3A游戏作品《黑神话：悟空》一上线就引爆玩家好评的原因。因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专注于猴形人身的主角“天命人”，并在前沿游戏科技的支持下，将形象塑造、动作打斗设计、环境场景设计和故事编剧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黑神话：悟空》不仅具有比肩国际一流3A游戏的制作质量，也对传统西游故事给予足够的尊重，能瞬间唤起玩家留在心底的记忆，更是融入大量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处处有惊喜，处处撩拨着玩家的求知欲。看过玩过之后，该游戏也留下了品味思考的余地，让玩家能品出一些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一些中国人熟悉的信仰与哲学。

⑪孙悟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正在依时而动，在游戏科技创新中展现出强大的创作潜力，在跨媒介叙事中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金猴奋起千钧棒”，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第一神魔”，正在新时代里焕发新的生机和魅力，衍生出激励当代人的文化精神，并驾着筋斗云飞向天下诸国，有望成为世界文明喜爱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