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一一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

    现在世界上汉文化正热，但普遍认为汉语难学难教，语法尤其如此。因为难学难教，所以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口语”和“书面语”并进还是分开的争论；而对于语法之难，一方面是语法理论繁杂且分歧重重，令人莫衷一是；一方面是教学缺乏理论和方法的支持，基本还只能凭经验。这都发人深思：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

    阅读孟昭连教授的《之乎者也非口语论》一书似乎能破解我们这两个方面的疑问。本书从古文文法中“辞”的角度说清了文言区别于口语的具体方式，进而论证了古文语法的独特之处，为我们解构文言、读懂古文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更对汉语语法有了创造性认识。

    孟教授在书中回答了“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的问题。他阐述了古文“意内而言外”的概念。语言和文字的作用都要表达“意”，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很多场景下，对话不仅要讲究吐字发音，更要有声音的长短徐疾、停顿等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心态、逻辑意向、话外之音等等，这时，语言不仅要“以字显意”，还要加进去“辞”来足意，“之乎者也”就是典型的“辞”，是口语中没有但文字里面非常必要的部分。

    古文中这些“辞”大多是假借来的。借用一个现成有意义的汉字，赋予它新的内涵，起到文章中虚之又虚的“托精神传语气”的作用。孟教授认为这都是先贤大儒们对汉字创造性的运用，使语言具有了极强的表现力，极丰富的文化承载力，既可微言大义，也可蔚为壮观。

    孟教授还回答了“汉语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语法？”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开始，语言界的大师们就在探索汉语自身的规律。与印欧语系的“以音表意”、文字符号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相比，汉语是音、形、义三位一体，是“意”以形和声音形式的双重表达。汉语的文字和口语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汉字是字形直接表意，发音是隐而不显，从文字到思想不必经过声音环节，走的是视觉路线；而口语是以音表意，不必经过视觉环节。随着大一统文明的推进、文章的发达，口语又受到了文字的影响与制约。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汉字在初创之时起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形、音、义完美统一，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

    我们去哪里寻找华文的根？去哪里寻找汉语的本质？孟教授给我们做了回答，那就是，在传统语言文字中找，在古典文学中找。这一切巨大的财富，是汉语乃至华夏文化回归的希望所在。

（摘编自子明《跳出西学框框回归汉语本质——评孟昭连教授〈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华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市一种追求以人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巷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可信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鼻血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市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实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与所谓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行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行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的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兴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向导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冲上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离殇上儒学在培育王国科学家冲上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城市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起手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怒”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已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 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袁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竞技庆典是古罗马文化中一种独一无二的仪式，它集竞技、宗教庆祝、胜利游行、血腥表演为一体，是几百年间最为流行的全民娱乐方式。

    为罗马辩护的学者试图把竞技庆典中的血腥表演归结为古代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以活人献祭的宗教行为。然而，史料显示，罗马社会中使用人牲的现象比较罕见，通常只用牛羊献祭，只有在国家安全受到明显威胁时，出于迷信的原因，才象征性地处死少数异族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罗马人往往将活人献祭视为野蛮民族的愚昧行为，以此作为自身“文明性”的反衬。

    公元2世纪至5世纪罗马人与基督徒的论战也从反面证明了罗马人憎恶人牲的立场。在论战中，双方都互相指责对方以活人献祭，以此确立自己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将对方钉上野蛮人的耻辱柱。

    如果说罗马人的部分屠杀行为具有某种宗教色彩，那也是与军国主义捆绑在一起的。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公开处决战俘的确有向庇佑罗马的诸神感恩的意味，但这并不是主要方面。正如普拉斯所断言，“竞技庆典从本质上说是为生者举行的仪式，而不是为死者举行的献祭”。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民族来说，这些屠杀行为首先是国家强力的展示。但屠杀行为竟会演变成娱乐节目，则与罗马人纵容和欣赏的态度有密切关系。罗马的所有阶层都对血腥表演极为痴迷。上至皇帝、元老院议员，下至身无分文的城市贫民，都热衷于观看人兽搏斗、集体处决和角斗士对决等节目。这些被处死的人主要是战俘、罪犯和奴隶，他们被称为“有害之人”，换言之是罗马帝国的害虫。因此，他们的死在罗马观众心中激不起任何同情，按照塞内加的说法，屠杀他们只是出于“游戏和娱乐”的动机。正因为这样的屠杀没有触动罗马人的道德底线，所以他们才毫不掩饰、甚至自豪地在雕刻和马赛克艺术中加以描绘。

    虽然仁慈一直是罗马人崇尚的道德准则，罗马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大规模的抵制血腥表演的运动。更令人惊讶的是，扮演社会良心角色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在原则上否定这样的血腥表演。西塞罗虽然在一封信中批评了庞培的竞技庆典，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样的表演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来说毫无乐趣可言。塞内加是竞技庆典最严厉的批评者。但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表演性的屠杀，只是反对以娱乐为唯一目的的屠杀。他认为残酷的集体处决是绝对正义的惩罚。他真正担心的是如此密集、强烈的暴力表演对观众道德的腐蚀作用，所以他强调，竞技庆典中的死亡一定要体现出勇敢的品质和道德的警戒效果。另外一些哲学家甚至称赞此类表演有助于培养罗马公民的勇气和斯多葛主义所追求的忍耐精神。

（选自李永毅、李永刚《死亡盛宴：古罗马竞技庆典与帝国秩序》，有删改）

①“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能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②“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③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只有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才会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