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见《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见《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诚信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的缺失——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其原因还得从我们自己身上寻找。现在有些人把诚信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这种认识水平比起严复来不知倒退了多少。

    其实，诚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建立健全并得到维护。而之所以如此，近因甚多也甚复杂，远因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他也会这样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这就是信任。可见诚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相比之下，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中缺少人的尊严的观念，因而诚信和信任就缺乏深刻的精神基础。

    也许有人会说，“信”在儒家伦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错，孔子常常谈“信”，《论语》中论及诚实守信含义上的“信”就有十多处。但是，在儒家伦理系统中，“信”的基础不是人的尊严，而是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于“忠”之后而连称“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见“信”是从属于“忠”的，诚实守信归根到底要服从权力上的尊卑和血缘上的亲疏。在道德实践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现为所谓仗义。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样样求同，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在中国的商场上，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因为哥们儿义气或因为面子而利益不分，规则不明，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终成仇人，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摘编自周国平《诚信、信任和人的尊严》）

    孔子谈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之言，不仅对个人自然生命的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个人道德生命的提升尤其是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君子三戒”涉及人性中最常见的方面：人性好色、好斗、贪得。何谓色？含义一，“色”主要指面部表情，怒色、和颜悦色都属此类，也可引申为表面上；含义二，“色”指美色，尤其是女性美色。也可理解为专指夫妇一伦，为夫者能敬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斗”指争斗，战斗。孔子所说的斗，主要是指人壮年时血气方刚，好胜心正盛，容易好勇斗狠，人们的意气之争也包括其中。“得”指取得，获得，此处意指贪得。贪，泛指无节制的爱好，贪得无厌。财货、金钱、宝物、田产、房屋、女色等都是贪得的对象。表现为对既得的唯恐丧失，也表现为对未得的贪取。

    孔子将人生大体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所谈“君子三戒”是从血气出发，但并未止于自然生命层面。孔子之后的注疏透显出“君子三戒”从养生到养志、以理胜气的理论发展路向。孔子从血气出发所谈的“君子三戒”，指向了从人的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的提升，关注人对色、斗、得的节制及对礼法、习俗等社会规范的遵守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正因为人性好色、好斗、贪得，所以孔子提醒人们要有所戒惧，为此，人们需具有拘束性道德，在诱惑面前克制自身，不能悖理违法，丧失人格，失落道德，失去本心。由此，人们才有可能超越血气的役使走向道德修养的提升，进而挺立道德主体、扩充道德生命。

    “君子三戒”为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智慧，当代中国官员如何戒“色”？第一，修身养性，涵养拘束性道德。第二，修身齐家，弘扬夫妻忠贞美德。如何戒“斗”？第一，弘扬“掣矩之道”，处理好上下级、平级、同级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二，“正名”，官员明确自己的职权职责，在其位谋其政，既不越位又不缺位，有助于避免争权夺利。第三，提倡君子之争。在竞争、竞岗、竞职时，尊重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以礼来化解恶性竞争或争斗，营造和谐良性的竞争氛围。如何戒“得”？第一，不受不义之货财。第二，理解义利关系的三重境界，有助于官员拒贪自主性的提高。最低的一重境界是“以利为利”，就是说为官的目的是唯利是图。第二重境界是“以义为利”，就是说为官者确实有为己谋福的目的，但他是通过行善举，为百姓服务而达到自己利益。第三重境界是“以义为义”，即纯粹为行善而行善的境界，纯粹为百姓服务而为官，惟其如此才能心安。

    “好色、嗜斗、贪得”的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官员唯有涵养自己的拘束性道德，提高面对色、斗、得的道德持守能力，方能获得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忧不惧的幸福。尤其是在今天，官员内心对制度的敬畏，对色、斗、得的戒惧，应该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也正因此，“君子三戒”及与此相关的道德修养应该成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文化资源。

（节选自《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三戒”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深受人类影响的全球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对生物资源及土地的过度利用，导致了动植物栖息地丧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及生物系统遭受了严重破坏。据专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地球上的生物种类目前正在以相当于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球已有约3.4万种植物和520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物种分布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这些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生物多样性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化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必然出现，反过来又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个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指标。但无序蔓延的城市开发使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日益萎缩，一部分动植物不得不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城市之中。

    城市中约60—70%的地表被道路、人工建筑、停车场等硬化，水不容易渗入，植物的种子难以生根。全球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千米数万人，密集的人流对诸多生物而言是潜在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车、摩托车等在飞驰。高楼大厦林立，热量不断聚集，城市中心的温度有时甚至高出周边10℃之多，这种热岛效应对生物的生存也是一大干扰因素。

    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目前它却面临着来自城市化等方面的威胁。城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成为生态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取材于干靓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近年来生物学家发现，城市中部分野生物种对相比地球漫长历史还十分年轻的人工环境有着不可思议的适应力。

    科学家正努力揭示各物种在城市中的进化情况。“坦白说，部分物种对这种极端约束适应能力之强着实令人惊叹。”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功能生态学与进化生态学研究中心主任皮埃尔-奥利维耶·切普图评论道。“这其中不仅存在微观进化，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宏观进化。”荷兰国家生物多样性中心进化论研究员曼诺·希尔图森说，“我们在城市观察到的进化，其速度接近理论上的最大值，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

    联合国预计21世纪城市化进程将步入快车道：2030年，全球城市面积将达140万平方千米；到2050年，城市居民将新增25亿。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最早出现于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今，城市化将成为地球生物最重大的进化动力之一。

    的确，城市中生物进化的各类实证开始涌现，水泥路旁、大楼脚下、阳台边缘、地铁站楼梯等，无处不在。繁衍在城市地铁通道的地下家蚊不再冬垫，相较于鸟类的血液，它们现在明显偏好哺乳动物；它们与其他蚊子种群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生殖隔离。除了野生物种和家养物种，有的地方如今又出现了新型城市物种，这使人们重新审视城市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科学家将城市与遭受高度集约化农业严重破坏的乡村环境进行对比后，发现城市中的物种往往比乡村更多。相较于乡村，城市为物种提供了多样化的生境。动植物可以依附于各种各样的角落、边沿、墙缝，生活在荒地、墓地和潮湿的水沟里，或者栖居于精心维护、富有情调的花园中。它们可以全年获取水资源及食物，而在野外，水资源和食物的获得具有季节性。热岛效应也成为城市生境的一大优势，城市冬季不再严寒。

    在密集型农业时代，城市将成为全新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且这一潜能还将不断得到激发。

（取材于吴苏妹编译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研究发现，每个物种每一次成功适应城市生活的同时，会有多个物种在当地消失；而一个物种若过于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也意味着有众多个体要做出牺牲。城市化引发的生物快速进化往往要付出代价。

    多伦多、波士顿等城市里的白车轴草，为提高抗寒性而舍弃了释放氰化物的能力。释放氰化物可抵御来自食草动物的威胁，但抗寒性会降低。而在市中心，城市高温使得积雪极易消融，没有了积雪的覆盖，植物就难以抵御夜间冰冻。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包括徒步旅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正在促使世界各地的哺乳动物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呈现出夜行性增强的趋势。夜行性增强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包括习性的改变、繁殖能力的降低等。关于纽约市各公园白足鼠的研究发现，相比乡村白足鼠，城市白足鼠体内涉及脂肪酸消化的基因出现过度表达。此种进化选择极有可能与在城市中能够轻易吃到人类丢弃的油纸、吃剩的比萨饼和芝士汉堡有关。自1940年以来，意大利城市地区家蝠的颅骨体积在不断增大，这或许是受路灯影响。路灯会吸引并聚集大量的大型昆虫，随着世代更替，咬合力强的蝙蝠越发具有优势。

    城市中的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生物进化是一个难以操控、可预见性低的课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马克·约翰逊强调说：“我们观察到，一些物种在全世界大部分城市中都呈现出趋同进化。在部分城市，物种未能顺利适应，个中缘由目前还不得而知。”

（取材于赵熙熙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互联网大脑架构，就是互联网向与人类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类脑巨系统架构。2018年类脑智能巨系统爆发——互联网大脑架构与谷歌、阿里、腾讯等世界科技巨头的业务结合产生谷歌大脑、阿里大脑、腾讯超级大脑、百度大脑等，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产生城市大脑，城市云脑等。2019年5G成为热点，是2008年以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神经纤维结构，在经过10年的积累又一次迎来快速发育的机会。

    材料二：

    2019是公认的5G商用元年。关于5G的发展进程，刘作虎提出了一个完整论述，他认为从长远来看，5G将经历三个阶段。在未来3年内，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将发生从终端到云端的转变，5G带来的速率提升让一切云端化，催生出云游戏、云视频和云购物等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1.0时代。从2021年开始到2025年左右，随着AI技术的成熟，将赋能5G手机连接更多的智能硬件，创造出全新的应用场景。这可以称为5G的2.0时代。2025年至2030年的5年间，随着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设备的发展，将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这可以称为5G的3.0时代。

    材料三：

    材料四：

    5G是指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也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是4G之后的延伸，其峰值理论传输速度可达每秒数十Gb。对比4G的主要提高如下：5G的速度将达到4G的100倍（1Gbps），峰值速达到20Gbp5，意味着用户下载8GB的HD电影只需要6秒，而3G络下需要70分钟，4G网络需要7分钟。社会和科技界对5G的即将到来充满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它将改变很多产业的形态，并带来新的巨大商机。

（选自刘锋《互联网进化论》）

从赣南、湘西、四川嘉陵江、河南何家冲出发的4支红色大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虽然，这支队伍当时还十分弱小，而病榻上的鲁迅却坚信，这些九死一生的红色种子，就是“民族的脊梁”。作为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史诗——长征，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启示？

（一）

一条长征路，是一条鲜血浸透的红飘带。

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内的4支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途中。张震将军回忆湘江之战时说，仅他们一个团，就顶住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鲜血，染红了湘江，染红了一座又一座山头。突破包括湘江在内的四道封锁线后，在不到50天时间内，出发时8.6万人的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征战到陕北的老红军唐进新回忆说，每一战都有大批战友倒下，“但活下来的人毫不退缩，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想。”这红色理想，就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共产党人创建的红色政权，点燃了像唐进新一样的劳苦大众心中的理想之火，也激发了他们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雪山草地，是许多老红军难以忘怀的地方。多少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勇敢生命，倒在了川西水草地上。老红军李中权回忆说：“饿得摇摇晃晃，连抬腿的力气都没有。可一旦爬起来，就向前走，向着党中央的方向走！”

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红军战士的生命意志和能量空前迸发：粉碎了3倍、5倍乃至10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惊人的数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

（二）

一条湍急的河流横亘在红军北上的道路上。这，就是大渡河。

杨得志率领的红1团，从数百里之外突然出现在安顺场渡口。17勇士从浪尖上突向对岸。船少人多，大队人马无法迅速渡河。杨成武指挥的红4团以昼夜行军240里的神速，奔袭到泸定桥，在敌人未来得及毁掉桥时，22名突击队员冒死爬上了摇摇晃晃的铁索：一个战士中弹跌入河中……其余的人仍奋力前进。红军冲到了对岸。

历史的昭示在于，在濒临生死绝境的关头，成立14年的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后，行使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权力。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的共产党人，将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长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全局上的指导地位。面对兵力对比悬殊局面，毛泽东以一系列军事史上罕见的手笔，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检验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党的领袖与普通的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

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不仅使红军通过了这方多少年来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地方，而且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火把。长征道路上，红军先后经过了瑶、苗、回、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成千上万的民族兄弟加入了队伍。红军的模范行动，使沿途2亿群众耳目一新，认识到红军是完全不同于任何旧军队的人民军队。

（三）

在奠基陕北的第3年，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是时，由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正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她《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长征虽已结束，红军仍在创造历史。

经过长征考验，红军的意志、毅力，都发生了飞跃。正是这些人，成为民族独立的中流砥柱。抗战爆发后，参加过长征的炊事员、卫生员都能到敌后发动起一片群众。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都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8位，以及90%以上的上将、中将和少将，经历过长征的考验。

从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三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它们的源头，无不来自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

事实上，从长征结束的那天起，长征及其精神的影响，就开始超越国度。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曾3次约见这位年轻人。今天，在长征路上，仍有众多外国人，沿着红军足迹一路追寻。在他们眼中，跨越中国西部的长征和横穿中国北部的长城一样，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强渡大渡河的孙继先，新中国成立后做了我军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指挥那场战斗的聂荣臻，成了我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开拓者。长征胜利35周年时，聂帅亲自选址，把卫星发射场建在了大凉山。当一枚枚火箭从这方千百年来只有火把的地方直射云霄时，全世界都看到了尾翼上两团鲜明的标记：长征。

长征，已经留在了人类的史册上。长征精神，将继续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奋斗进程中。

（摘编自贾永《长征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