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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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清音入杳冥

刘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犁不仅以自己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其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也耐人寻味。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战时期，却全无“战斗”气息，曾有人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汪曾祺说，孙犁抗战时写小说，不像别人不是摸岗哨就是端炮楼；也不能说仅仅“反映抗日”，他写的是“人”。特别是在战时的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他在《荷花淀》、《芦苇荡》等作品中所刻画的乡间女性人物，为读者所喜爱。正是这一时期，孙犁在创作上如鱼得水，其作品笼罩着一层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与其他作家笔下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小说以散文化的叙事结构、诗性化的叙述语言、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创造出别具特色的“诗意现实主义小说”。贾平凹说，当代作家中，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

    解放后，孙犁进入大城市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与业余创作。奇怪的是，此时的孙犁却陷入了莫可名状的苦恼。在和平年代，敏感的孙犁，痛切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更令孙犁不安的是，在全国解放后文艺界文艺批判浪潮中，孙犁那些原来曾经得到好评的作品遭到批判。面对批评，孙犁缄默不语，仍继续着自己的创作，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就是孙犁在遭到批判之后创作的。

    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孙犁既未有过什么政治野心，也不齿于投机钴营、丧失人格之举。对外界的赞誉推崇，他总是低调应对，甚至对公认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之说法也一再推辞、淡化。尽管如此，烦恼和痛苦却从未如愿地离他远去。当时由于不堪精神与肉体的凌辱，许多文艺工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孙犁也曾几度试图走同样的路，又终因对未来尚存希望而作罢。面对精神高压与肉体摧残，孙犁没有什么豪言壮举，努力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人干起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孙犁也不止一次受昔日友人的加害，而他却从未为了保全自己而落井下石。他坚信文章可泯，道义不泯。

    孙犁尊崇鲁迅的为人与为文之道，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愉悦读者、陶冶性情，还要改善和加强人类的道德观念；主张作家要以弘扬和捍卫真善美为己任，要重视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意义。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孙犁用“残破”二字来概括：战争中，他目睹了山河村落的残破，而和平年代的“文革”，又造成了文化的残破，道德的残破，精神家园的残破……这一切，都在不断粉碎着孙犁心中构建的那座笼罩着“美”的云雾的海市蜃楼。这一切，也使孙犁从对真善美的纯情歌颂，日渐转向对邪恶的冷静审视和深刻反思。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其平实、沉郁、冷唆与青年时代的婉约、柔美、抒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令孙犁痛心疾首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在重现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沽名钓誉、惟利是图之类的丑恶现象。素有“洁癖”的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平时在生活中息事宁人的孙犁，谈起现实和文坛的弊病以及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却直率尖锐，“写起来比谁都胆大”。他厉言抨击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污浊现象，提倡重新找回文学的纯洁和纯粹，号召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重新找回被丢掉的现实主义。

    对于艺术创作，孙犁内心里一直汹涌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日常生活中，却常取避世态度。他对于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始终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他特别喜好“清净”、独处。他厌恶别人扰乱自己的安静生活，甚至久别的老友来访，也不愿留其住宿；连亲生儿女的探望，有时也会令他心烦意乱。他最为知己的朋友，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友谊的谅友、直友，且多以书信的方式交流。他有意躲避显贵之人，也不轻易加惠于失意者。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以求两无伤损。

    从1995年底开始，孙犁决然停止了写作，也不再读书看报，不再谈论文学方面的事情，不再接待客人，从清贫寂寞淡泊地生活发展到采取弃世绝尘的极端举动。在一个缤纷喧闹的世界里，晚年的孙犁，主动选择了孤独。他是在孤独中坚守着一片心灵的净土。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位作家，实在是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岁月抹不去的亮色。

钱起诗曰：“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不失为孙犁人生的点题之句。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作为文学晚辈，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在年轻时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那时候，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周刊》，他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了许多作者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

（摘选自《吉林工人报》《铁凝：孙犁是一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②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

③“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出自钱起诗歌《省试湘灵鼓瑟》，原意是：瑟声哀婉悲菩，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

张大千

李永翘

    ①张大千一行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他刚放下行李便迫不及待地打着手电进入洞窟内，他简直惊呆了。在依稀的灯光下，只见石窟内的所有墙壁都绘满了五彩缤纷、光耀夺目的各种壁画，宛如一座金碧辉煌的艺术宫殿！他看见这些壁画与彩绘激动至极，毫无倦意。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近三年之久，成了当时的中国画家中来敦煌最早、停留时间最长、钻研最深、临摹最多、影响最具、贡献最大的第一人。

    ②在张大千来敦煌之前，莫高窟已有两次编号，但因其很不科学，故其影响甚微。他细心比较了前两次编号的优劣后，决定对莫高窟进行一次重新编号。他经过实地仔细调查，每日领着张心智小心谨慎地从事这项十分重要却异常枯燥的工作。他们先在纸上初编后，然后在每个石窟洞外直接进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的编号工作，从而为莫高窟的每个洞窟都标上了清清楚楚的“门牌号码”。

    ③张大千率领众人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全面展开了，他把众人分成了几个小组，严格按照“复原临摹法”来临摹，这种临摹方法难度更大，要求也更苛刻。他每天皆是“出没于洞窟之间，手忙于笔纸之上”，“一头风沙，满身颜料”。他在敦煌时不仅要克服物质和精神上的许多困难，而且要冒着生命危险，他没有退缩，他说：“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我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去搏！”张大千在编号、临摹等工作中，抽空写成了《敦煌石室记》的手稿，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张大千及其所率的众人临摹敦煌壁画精品300余幅。张大千带着他的临摹敦煌壁画回来之后，不论走到哪里，那里便会刮起一场猛烈的“敦煌旋风”﹣﹣人人交口说敦煌、称赞敦煌、向往敦煌，敦煌光辉伟大的艺术奇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在兰州引起轰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对于敦煌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被纳入了国家计划，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相继在兰州、成都盛大展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使国人从此了解了敦煌艺术。敦煌学巨擘陈寅恪撰文《观大千临抚敦煌壁画之所感》，他说：“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更无论矣！”

    ④《韩熙载夜宴图》为五代南唐时的著名画家所绘，张大千一见到这件国宝中的国宝就爱不释手，执意要买。可是卖主要500两黄金，而他也只有这么多钱，但却是用来买房子的。他素爱北平，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北平后就准备在此地买房定居了。不久前，他刚刚看重了一所房产，那是一所旧王府，深得大千的喜爱。其售价也是500两黄金，他已交了定金，不日即要交割。他最后还是决定买下了这幅画。

    ⑤张大千决定了要远赴南美，但他觉得行前首先要把他所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大批国宝捐献回祖国。他通过徐伯郊之手全部捐赠给了祖国。

    ⑥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中亲自搬动假山巨石时不慎用力过猛，突然觉得双眼发黑，金花乱冒，什么也看不到了，经医治，瞎了一只眼，成了“独具只眼”。现在，不要说画工笔画，就连写信，他也是模模糊糊的。不在困难面前低头的他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将中国古老的破墨、泼墨画技法与西方绘画中最新的抽象自动画表现技法相融合，创立出了一种独特的破墨、泼墨，再进而发展为泼彩和泼写兼施的新技法与画风。他说：“这样画可以得其天趣，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艺术无止境，我们作画的人就应当这样，时时进步，不断创新。”

    ⑦张大千的一生视绘画犹如生命，而且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曾多次说过：“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一直画到死的那一天。”他一生中用废了的各种毛笔不计其数。

    ⑧张大千逝世以后，根据他留下的遗嘱，他把绝大部分的财产捐献给了国家，而他留给亲人们的只有他的数量极少的自作书画，每人还分不到一幅。

（选自《张大千传》）

相关链接：张大千，中国现代黄山画派始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82岁时，他勇敢接受了一次挑战：要画一幅巨画﹣﹣《庐山图》。他在绘制画的上端部分时，叫家人将他抬到画桌上去，他趴在桌子上，颤巍巍地艰难绘画，画着画着，感到头昏眼花、心动过快、体力不支。家人赶紧拿救心丸让他服下，他稍微歇一歇，继续趴着再画。他感慨道：“我这哪里是在绘画啊，纯粹是在拼老命啊！”集三年之努力，巨著《庐山图》完工，引起轰动！

一位有远见的大科学家

刘力源

    治学的竺可桢有着宽阔的视野，尤其是他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所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

    让学者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王作跃说。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的重要原因。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竺可桢一直以来强调基础科学要和应用科学并重：“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而忽视基础科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在他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许多人初识竺可桢的学术思想，是从初中课本的那篇《向沙漠进军》开始。“这篇文章着眼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是大师，就是有这种视野、这种气派，也有这个能耐。”学者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不仅可以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地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和认真的态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他人的东西，即使是专家权威的东西。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第一手材料”，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写出了《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又写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即使“文革”中赋闲在家，竺可桢也没有真正赋闲。“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学者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这是一般老年人难以做到的。

王忠诚院士：当个好医生不容易

    1952年，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碰巧国家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培训班，他毫不犹豫地申请加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神经外科医生。

    “人脑就像豆腐一样，很软，一捏就坏了。里面集中了人体20%的血液，神经纤维比头发丝还细，线路非常复杂。”王忠诚上大学时解剖课曾考满分，可学习脑神经外科还是明显感到有难度。“大脑是人的生命、思想、行动的中枢系统。神经系统一旦患病，通常表现都较严重，轻则瘫痪、痴呆，重则往往有生命危险。”

    那时，学习科研条件艰苦。王忠诚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他和同事只能靠着少得可怜的翻译材料进行摸索。一年后，王忠诚首次为脑部肿瘤患者实施手术，获得成功，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当时，中国能初步掌握的脑部疾病诊断办法是气体造影，这种方法有2%～3%的危险性，且病人要承受头疼欲裂的巨大痛苦。此时，国外已有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危险性降至0.1%～0.3%，病人基本感受不到痛苦。

    为此，整整一个夏天，王忠诚和同伴泡在医院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反复在尸体上进行研究和试验，终于自主成功掌握脑血管造影技术。又经多年临床实践和不断完善，他于1965年出版了《脑血管造影术》。这本专著被视为标志中国神经外科划时代的进步，使中国神经外科诊断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30年。

然而，由于那时隔离防护措施较差，王忠诚长期几乎是完全暴露在放射线中，他的白血球数降至3000多，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为此，他特别怕感冒发烧，曾先后八次患肺炎，两次险些丧命。可他说：“豁出去了!外国人能做，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来。”自此，数不清的病人受益。

    2001年9月16日，在悉尼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第12次国际大会”上，王忠诚被授予“最高荣誉奖章”。

    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面对脑部造影和手术台，会不会觉得乏味？王忠诚说：“人的情况太复杂，每个病例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挑战。每天都在进步。”

    20世纪80年代，CT技术、显微手术等引进中国，王忠诚的神经外科医疗技术也日臻完善。他曾是世界唯一完成开颅手术逾万例的医生，这个数字曾被国外同行误以为多写了一个零，王忠诚也因此被誉为“万颅之魂”。

    王忠诚又向一直被国际医学界视为手术禁区的“脑干”进行探索。脑干是人的生命中枢，在这里“动刀子”，被称作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可能关系到生死存亡。经过十几年攻关，王忠诚终于循序渐进地突破了这个禁区。1995年11月，他在悉尼召开的国际神经外科大会上作了题为《脑干肿瘤250例》的学术报告，震惊了世界同行。到2010年，他做了600余例脑干肿瘤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始终保持世界第一。

    “所谓‘好医生’，不是不犯错，而是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尽可能少犯错。”尽管手术死亡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但王忠诚仍然说，人的实际情况太复杂，每个案例都不尽相同，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即使非常小心有时也难免出错。说起从事一生的事业，王忠诚皱着眉头说：“当医生太不容易了，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所以，他总是告诫学生，“下诊断永远别说百分之百。”

    “病人也对我们的成长做出很大贡献。”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每次手术后，王忠诚总是不放心，总想去看看，或者打电话询问病人的康复情况。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人救活，还要让他能活蹦乱跳才行。”他还强调，对于医生而言，一重技术，二重品质，“没有好的医德，再好的医术也发挥不出来。”

院士申泮文：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当一辈子教书匠

    7月4日0时42分，著名教育家、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在天津逝世，享年101岁。

    直到6月28日目睹申先生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申泮文的学生、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车云霞始终觉得，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头脑始终非常清醒，“应该没问题”。

    申先生的女儿告诉车云霞，6月27日晚申先生呼吸困难，“喘得厉害”，那是他近期出现的第四次心梗。

    即使这样，车云霞依旧没想到噩耗来得这么快，就在6月中旬，申先生还曾亲手在纸上写下两位自己最喜爱的弟子的名字，希望把她们唤到身边，其中一个就是车云霞，另一个是在上海交大任教的王文华。

    “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他坐在床上，倚靠在床头跟我聊天，我趴在他左侧耳边大声说话。他能听清。车云霞知道，先生的心始终在教学上。他说现在学校里的事情自己都很清楚；他惦记着教学改革和自己没上完的课；在能下床的时候，他还让人把电脑搬进病房；写字台上总堆着厚厚的资料，他的头脑一刻不停地在思考。

    这位我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教师，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中，1940年毕业，从此开始了70余年的教师生涯。2005年，申泮文入选“中国十位最令人感动的教师”，那一年，他90岁。

    申泮文坚持为本科生授课。学校和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建议他静养，但他太想念讲台，年过9旬坚持重回讲台。

    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连楼道里都站满了学生，“他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衣服整整齐齐，他像时钟一样准时出现”，每一节课都精心准备，并坚持站着讲完。

    申先生像是个“越活越年轻”的传说。越是上年纪，越是活得“潮”了起来，像极了他对自己毕生研究的化学学科的理解，“没有一门科学能像化学这样创造出新的物质，所以化学是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科学”。

    他像个年轻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飞速穿行，“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他93岁开博客成为最高龄的博主。取名“申泮文教育家博客”。宣讲教育改革主张，还因化学本科课程的名称该叫“普通化学”还是“化学概论”的争议，在网上发千字文，认真且不失风度地与网络名人方舟子精彩过招。

    “如果不是申先生，可能我都不会去学计算机。”车云霞记得，古稀之年的中先生曾邀请美国学者到南开大学培训计算机，要为中国的化学教学引入计算机技术，“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几台计算机。”

    80岁那年。他自学电脑，给车云霞指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变’到电脑里去”，要让学生们像玩游戏那样学化学。在老师的影响下，当时计算机零基础的车云霞从开关机开始学起，跟学生一起上基础课程。了解DOS操作系统的性能，学习程序代码编写。

    2001年，中国第一部化学多媒体电子教科书《化学元素周期系》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高校推广。主持评比的中科院院士朱时清评价这套软件说：“属国际一流先进水平，代表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

    人生的最后几年，申泮文最关注的还是教学改革，他最后承担的项目课题是关于“化学学科教育教学体系的改革”。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依旧不断询问改革的进展。车云霞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该怎么改，哪里需要改，还有哪些增减，先生都要一字一句跟我说，事无巨细。”

【相关链接】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申泮文，亲眼见证了祖国和母校的苦难历史。他曾在南开园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历史图片。以此来纪念日军轰炸南开50周年受难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他又亲自打印了13张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后一片废墟的照片，连同自己手书的“南开儿女奋起反抗”一并悬挂起来，号召学生牢记历史，报效祖国。

申泮文说：“我一生的时间就干了两件事，化学和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