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黑大夫”柯棣华

    在当年白求恩卫生学校驻地河北唐县葛公村的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华佗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对联中的“黑大夫”就是被誉为“第二个白求恩”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友人柯棣华。

柯棣华本名德瓦卡纳特·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已经在孟买格兰特医学院担任助教的柯棣尼斯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和考取英国皇家医学院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1938年8月参加了印度援华医疗队。

    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分别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医疗队最后决定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医疗队5名成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柯棣尼斯取名“柯棣华”。

1939年2月12日，柯棣华一行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八路军医院工作。

    1940年8月17日，柯棣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任外科教员。“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柯棣华坚决要求到前线去。时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不同意柯棣华去，因为了解到柯棣华患上了绦虫病。但柯棣华说：“不到前线去，我还能算是八路军军医吗？”江一真实在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手术台上方的屋顶被震得直颤动，同志们一再要求他撤下去，他发火说：“为什么叫我撤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就这样，柯棣华在前线一直战斗了13天，救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58名伤员施行手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曾3天3夜没合眼。

    1941年1月反扫荡之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和柯棣华谈话，请他出任白求恩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柯棣华认为自己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江一真说：“聂司令员希望你成为第二个白求恩。 ”他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汉语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他像白求恩一样开拓进取，创新工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柯棣华担任院长两年，亲自实施大手术900余人次。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边区科学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院长，他经常要到病房亲自给病号喂饭，还把自己的被褥、衣服拿去给伤员用，行军路上更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亲自照顾伤病员。有的老百姓甚至亲切地称呼他为“黑妈妈”。

    由于1941年敌人实行秋季大扫荡，加之1942年大旱，造成了边区军民的严重饥荒。健康人尚且吃不消，何况柯棣华还是个绦虫病患者。聂司令员经常嘱咐白求恩卫生学校领导，要尽一切努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具体到要给他单独做饭，要让他吃上大米等。而柯棣华根本不让对他有特殊照顾。

    知道柯棣华患上绦虫病后，江一真和同志们更加关心他的身体了。但是，柯棣华一如既往拼命工作，这使江一真非常担心。特别是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常常发生癫痫、晕厥。尽管也采取了不少治疗办法，但就边区当时的条件，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聂司令员得知柯棣华的病情后，让他易地治疗。柯棣华不愿离开前线。后来，聂司令员亲自劝他，他也谢绝了。到了1942年夏天，柯棣华癫痫频繁发作，每次昏厥时间也渐次延长。一天，他突然问江一真：“一个外国人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吗？ ”江一真笑了，因为他早就知道柯棣华有入党的愿望。请示上级党组织后，江一真做了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宣誓：“我将永远和解放区的军民一起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

    入党后，柯棣华的情绪更加激奋，学习和工作更加勤奋。为培训医务人员，他编完《外科总论》讲义后，又开始了编写《外科各论》。正当他废寝忘食加紧进行编写工作的时候，12月8日晚，他的癲痫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对他宝贵生命给予了最致命的一击。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大夫不幸病逝于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享年32岁。

    12月17日，柯棣华的遗体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边区军民，无不像送别自己的亲人一样，哭泣着站立在柯棣华的墓前。

相关链接：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太行愚公 科技财神

——追忆河北农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

    一位大学教授的去世，引来29万人的烛光，9000万人的关注。河北省平山县、内丘县等地数万山村百姓自设灵堂，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太行山的最高处。

    2016年4月10日凌晨，李保国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年仅58岁。

    1981年2月26日，李保国从河北林业专科学校（后并入河北农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年3月6日，他响应学校号召走进太行山，来到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投身到小流域立体开发项目中。这里的山地土层薄，不涵水，年年种树不见树，人均收入不足50元。

    “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老百姓穷。”李保国立志要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寻找破解之道。起早贪黑，跑遍山上的沟沟坎坎后，李保国和课题组摸透了山地的脾性，提出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截流，让植被成为有“本”之木。

    凭借李保国研发的太行山低山片麻岩区“聚续”生态农业工程技术，前南峪土厚了、水多了，树木栽植成活率从原来的10%一跃达到90%．如今的前南峪，8000亩荒山秃岭变成“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森林覆盖率90.7%，植被覆盖率94.6%，获得联合国“全球生态五百佳”提名，人均收入达10600元。

    继前南峪之后，内丘岗底村、平山葫芦峪、临城凤凰岭……35年来，李保国直接帮扶村庄40多个，技术示范推广总面积上千万亩，使山区增收35.3亿元。

    1999年，河北绿岭果业公司董事长高胜福承包了河北临城县凤凰岭3500亩干旱丘陵岗地，栽植核桃树苗后出现大面积死亡的情况。李保国受邀赶来，通过采样发现，表层是乱石滩，乱石滩不存水，下面是礓石层，礓石强碱性，凤凰岭根本种不活树。

    李保国制订了“挖走鹅卵石、打破礓石层、开沟建立保水层”的治理规划，并引进19个核桃优良品种和11个山核桃品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嫁接组培实验。经过5年不懈努力，成功选育出新核桃品种——绿岭核桃，所推行的“绿岭薄皮核桃矮化密植栽培技术”被认定为国内首创。

    在科技研究的选题上，李保国曾说：“脱贫为科研出题，科研为脱贫解难。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

    就这样，李保国这位“科技财神”在太行山脉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其中薄皮核桃栽培技术仅在邢台市就推广60万亩，年产值超过20亿元，走出了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之路。

    “农民教授”：“把我变成了农民，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李保国细心揣摩农民的心理和语言，用他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使其快速接受和掌握新技术。

    赞皇县寺峪村的上千亩苹果园，产量一直上不去。请了一位专家讲了一天，名词、术语一大堆，村民听得晕头转向直抓头皮。村民们慕名请来李保国，他只教了两样：一种是“结果枝”，一种是“不结果枝”，半个小时讲完，乡亲们说：“原来这么简单。”35年来，李保国推广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桃栽培等36项标准化林业技术，举办了培训班800余次，培训人员9万余人次。

    内丘县岗底村村民韩振江就是李保国农民学生中的一位。韩振江说：“李老师每次来村里指导技术，都是在果园里手把手地教，教一次不会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从来没有不耐烦过。”现在韩振江一家人种植了700多棵苹果树，2015年纯收入20余万元。

    去年冬天，李保国主持召开了首届岗底果农专家论坛，11位农民登台演讲。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村党总支书记杨双牛说：“这辈子最过瘾的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我变成了农民，二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30日01版）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了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许渊冲：岁月困不住的人生

王晶晶

    得到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那年，许渊冲虚龄90岁。

    很多人都觉得，这怕是老先生此生最高的荣耀了，结果2014年8月2日，93岁的许渊冲又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奖，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给中国文化界狠狠地争了一口气。

    时下有个热门的词叫“无龄感生活”，说的就是许渊冲这样的人。90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却声如洪钟，听力不好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更是好得让年轻人都要羡慕。家里书桌上，放着正在翻译中的莎士比亚作品集。“我已经翻完4本了，两个月译一本，目标是译完莎翁全集”。老先生的150多部译作里，有一大半都是退休后才出版的。

    这样的人生，岁月根本就困不住。

    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许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同届。在他眼里，相见第一面，这个叫做许渊冲的同学就“冲劲十足”。1957年，同学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许渊冲觉得自己不能落后，在外语领域也要搞出名堂。到1958年，他已有4本译著。

    看到他的一些事迹，你会觉得他真是个自负的“狂人”。

    他印过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写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他评点过自己的翻译水平，“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他敢说“我的翻译超越了毛泽东诗词原文”。其实许渊冲并不狂，他只是像一个战士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绝不妥协。“到现在还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我不认为自己狂，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坚信自己是对的。”

    2004年和2008年，许渊冲提出了“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处找到源头，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锺书的“化境”，形成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核的文艺理论。

    许渊冲说，在西方，翻译是科学。“科学解决不了文学问题。文学要美。要有全局观点，不要只注重表面形式，而要把文章里面的内容翻出来，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为了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许渊冲教授选择了其中他所喜欢并能译成韵文的作品，书中许先生的译笔优美，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其代表作为《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许渊冲教授对原作的理解精深独到，将原作的妙处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之又熟谙中英诗律，细刻精雕，成功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所以他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深得广大外国读者的好评。

    翻译对许渊冲来说，也是让他身心愉快的不老灵药。“我啊，天天和古人打交道。我现在翻莎士比亚，我就跟莎士比亚打交道。我亦古亦今，我的现代就是古代，古代就是我的现代，我足不出门，来往的都是古代名人，这是超越时空的交流。所以我是非常愉快的。不翻译，我每天做什么呢？”

    有人问：“为什么要重新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呢？”他说：“100个人注解，就有100个不同的解释。我有我的新意见啊，我现在边译边参考两个版本，一个朱生豪的，一个卞之琳的。他们翻得好的地方，我保留。不好的，我改掉。”

    “翻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他在我心中就像是普罗米修斯，永远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和许渊冲相交甚笃的翻译家许钧说。

    年龄不是问题。对许渊冲来说，最好的年华是现在。“因为我活得越久，学得越多，看得越多，越有经验。灵感是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逝去的。”

    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恰如老先生的人生。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是个“异数”——时间好像忘了把他变成老人。傍晚，北大畅春园，他总要独自骑着自行车，遛上个把小时。骑车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健身项目，游泳才是最爱。两年前，游泳馆的工作人员看他都九十多了，再也不敢放行。（文汇报《许渊冲：译道独行侠》）②谈到即将出版的27册的《许渊冲全集》，许先生说：“集子就是把几十年工作的精华都集中起来。我的翻译也有很一般的，也有糟粕的。精华也是受前人的启发。精华留给后来者，我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环，把美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是我的中国梦。”（田泳《翻译大家许渊冲：曾被指为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傅抱石

叶兆言

    我不懂画，谈画家只是把画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欣赏。傅抱石是首任江苏国画院的院长，在南京待了许多年。傅抱石的故事中，屡屡要被南京老一辈文化人提起的，就是他爱喝酒。他有一方印章上写着“往往醉后”，这真是非常有趣的酒徒表白。

    我不知道傅抱石最后是不是死在酒上，我只知道他死于脑溢血，自然是十分意外的，在同一个月里，他还去了上海，拟为新的国际机场作画，可是在月底，便死于南京寓中，终年只有61岁。

    傅抱石是苦孩子出身，他的父亲流落南昌以修伞为业。他读小学的时候，发现同学们的书包里都带着一本小康熙字典，羡慕得眼睛发亮。后来傅抱石生了一场不小的病，在病中最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这本小字典。一本小小的字典成了傅抱石童年的全部理想和寄托。他的父母不忍心，咬牙买来了小字典，有了小字典，傅抱石的病也好了。

    用天才来形容大艺术家，是一个最俗气最没见识的着眼点。一个人所以成了应该成的样子，首先是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行家来说，傅抱石被人津津称道的，是那种破笔尽情挥扫涂抹的“抱石皴”。这是傅抱石能成为一代宗师最独到的地方。傅抱石早年迷恋石涛，曾编过《苦瓜和尚年表》，以后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然而他仅仅“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很难说他的画哪一笔是石涛的。没有自己的东西，永远成不了大画家。傅抱石17岁时自号抱石斋主人，从此“抱石”逐渐掩盖了他自己的本名。他去日本留过学，学成归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以后名气越来越大，酒也越喝越多。傅抱石的画现在已成收藏的大热门，往通俗里说，他的画如今很值钱。1984年，他的《唐人诗意》以港币160万元卖出，到了1989年，《九张机图》又以310万元港币成交，这些数据都是包装傅抱石画的最好材料。

    关于傅抱石，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他的画外功夫。他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绘画上，竟然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傅抱石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应景之作，很多文章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像《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一些即使丝毫不会绘画的人，凭这样的论文，也足以去混一个大教授的头衔。

    1933年，年轻的傅抱石还在日本留学，日本的一位美术史专家伊势一郎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画史，这篇文章引起轰动，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傅抱石细读了这篇文章，发现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当即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面。到了抗战期间，傅抱石又在那篇批判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上。文章发表后，对当时的抗日宣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称为“在学术上也战胜敌国的重要发现”。

    “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画家的名气，都是因为他们曾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作画，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留下自己的一幅画。我最早知道傅抱石，就是通过他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代表作，事实上，这幅将近五十平方米的巨画，只是傅抱石完成的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有趣的是，这幅画的整个创作过程，对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都是新尝试，因为新，所以趣味盎然，笔有一米多长，像一把大扫帚，调色用大号的搪瓷脸盆。

    傅抱石的幸运是他躲过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前，他已经离开人世。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中国，他始终充满激情，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情况的发展和自己预料的完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然而，即使他已经死了，也逃脱不了他画过许多黑画的罪名。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第一师范期间傅抱石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中的“我用我法”时，傅抱石茅塞顿开，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傅抱石先生与他的国画》）②近来，我常常喜欢把别人唾骂的“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