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丁

张格娟

    城市中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将头发留得参差不齐，染成黄的、白的、红的、蓝的颜色。总之，怎么另类怎么染，怎么新潮怎么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酷。

    这天，儿子出去玩时，一双牛仔磨砂鞋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他回家后沮丧地递给我说：“妈妈，扔了吧。”我默默地接过那双鞋，这可是我花280元买的，穿了还不到一周，我能不心疼吗？

    我拿着鞋来到小区门口的鞋摊前，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师傅说：“没办法了，实在要修，只能换底面了，还不如买一双新鞋。”

    紧挨着年轻师傅的老师傅和善地接过鞋子说：“让我试试吧，兴许能补好。不过，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给这两只鞋都打上补丁，这样对称一些，而且不影响美观。”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只好放下鞋子走了。

    过了几天，我去取鞋时，在琳琅满目的鞋子中，一眼就看见了那双鞋。果不其然，另一只鞋子也被刻意地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用粗粗的麻绳一左一右地缝合起来，而且裂缝呈树枝状，针脚也有些歪歪扭扭，看样子是故意做成这样的，与牛仔的质地浑然一体，风格粗犷，比先前多了一种别样的风味。我惊叹老师傅的手艺，真可谓巧夺天工啊！

    鞋子拿回家后，我没有立即给儿子，我怕他不肯穿。正好全家人在看电视，是一个抗战题材的电视剧，我就顺口问儿子：“知道什么叫补丁吗？”

    儿子郑重地答道：“补丁就是软件当初设计得不完美，后来又设计了一些用来弥补缺陷的程序。”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我想跟他说的是鞋上的补丁啊。

    儿子还在滔滔不绝地讲他的电脑补丁，我就想用忆苦思甜的方法让他接受那个鞋子上的补丁。我打断了他的回答，给他讲了我小时候的故事：

    小时候，家里很穷，孩子也多，妈妈不但要做农活，还要照顾我们四个孩子，往往是老大的鞋子小了，留给老二老三穿，等一双鞋到了我这个老四的脚上，鞋帮都掉了，鞋底也磨薄了。母亲就在灯下给我一遍又一遍地缝补。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新鞋啊。

    不知儿子听懂了没有，我拿出那双鞋子，递给儿子说：“这就是补丁啊。”

    他接过鞋子左瞧瞧，右看看，欣喜若狂地对我说：“哇，老妈，你真是神来之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创意啊！”说着，他奔过来，夸张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欣慰像他这一代人还能接受鞋上的补丁，笑笑说，老妈没那么伟大，这是门口老师傅的杰作啊。

    第二天，我刚踏进门，发现门口齐刷刷地放着五六双鞋，我吓了一跳。每双鞋子都是崭新的，可让我费解的是，每只鞋子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口子。我心里直纳闷：这小子，不会把老妈当成修鞋的吧？

    一群和儿子年龄一般大小的孩子从屋里涌了出来。儿子说：“大家都说我的鞋有创意，都买了新鞋子，让你拿给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尽全力给他们做得有个性一点……”

    儿子还在一边叮咛我，我的心在疼痛，泪水也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

（选自《短小说精选》，有改动）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①理解儒学，需要回到儒学自身的历史语境。从其原初形态看，儒学的内涵首先体现于“仁”和“礼”上，两者同时构成了儒学的核心观念。

    ②“仁”主要关乎普遍的价值原则，其基本内涵则在于肯定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比较而言，“礼”更多地表现为现实的社会规范和现实的社会体制。从社会规范这一层面看，“礼”可以视为引导社会生活及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体制方面，“礼”则具体化为各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政治制度。

    ③“仁”和“礼”固然各有侧重，但所侧重的两个方面并非截然分离。“仁”以情感的沟通和情感的凝聚为主要方面，但并不排斥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联。首先是以“爱人”规定“仁”，既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又包含情感关切，它所侧重的是“仁”的内在的情感凝聚和情感沟通。其次“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更多地表现为对理性规范的认同和接受“复礼”同时涉及理性的引导和制约，这样，“仁”既有内在的情感侧重，同时也兼及理性之维。就“礼”而言，与之相关的首先是“理”：“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这里的“理”既指条理，法则，也涉及依据这种条理法则对人的知和行的制约。不过，在与“理”相关的同时，“礼”并非与“情”完全隔绝，所谓“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一》），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因人之情”，便关乎“礼”与情感沟通和情感凝聚之间的联系。作为儒学的核心，“仁”和“礼”同时构成了儒学之为儒学的根本之点，儒学与其他学派的内在区别，也与之相关。

    ④墨家提出“兼爱”，这一观念在肯定人道价值方面，与儒家的“仁”具有相通之处：尽管“仁”基于亲亲之情，“兼爱”则并未赋予亲亲优先性，后来的儒家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一再由此辨析“仁”与“兼爱”的差异，但在关切人这一点上，二者确实有一致之处。然而，墨家对“礼”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其“非乐”“节葬”的主张以及对“亲疏尊卑”“昏（婚）礼威仪”等的抨击，从不同维度体现了这一点。这种取向，具有重“仁”而轻“礼”的特点。

    ⑤法家更倾向于化“礼”为“法”。“礼”与“法”在注重规范性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但“礼”建立于情理之上，具有引导性的特点；“法”则以法理为基础，表现为非人格、冷冰冰的律令，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法家总体上已由“礼”而走向“法”。与此相应的是对“仁”道的拒斥：谈到法家之时，历史上的学者常常以“刻薄寡恩”来形容，“刻薄寡恩”与“仁”彼此相对。在以上方面，法家与注重“仁”和“礼”统一的儒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⑥道家从另一层面表现出来对“仁”和“礼”的疏离。老子曾指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尽管对“绝仁弃义”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其对仁和礼义不予认同的立场，无疑显而易见。这一价值立场与道家推崇“自然”，而对人文或文明化的规范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总体上前后一致。在这一方面，道家与儒家注重“仁”与“礼”的统一，同样形成了某种对照。

    ⑦作为儒学的核心，“仁”与“礼”的统一既体现于儒家自身的整个思想系统，又展现于人存在的各个领域。

    （摘编自杨国荣《儒学的内核和多重向度》）

材料一：

    传统治疗药物在治疗遗传性疾病和恶性肿瘤时，大多仅能暂时缓解症状，但不能控制疾病继续恶化，而且还会引发不良反应。另外，对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不能很好地解决正常组织的修复与重建问题，更不能逆转原来组织器官的进一步被破坏的进程。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索更为理想的治疗模式。基因治疗不仅可以弥补上述不足，而且还可以针对其发病机制，在分子水平进行治疗。因此，基因治疗在未来的医学疾病治疗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因治疗即向靶细胞导入遗传物质，在基因水平调控缺陷基因表达或以正常基因矫正替代缺陷基因，以治疗相关的遗传病或基因疾病，它包括基因置换、基因修正、基因修饰、基因失活等。治疗范围也已从常见的单基因疾病扩大至多基因疾病，从遗传性病扩展至获得性疾病。

——（摘自《基因治疗研究进展的认识与感悟》）

材料二：

    迄今为止，大多数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都是针对癌症的治疗。许多不同的癌症都已成为基因治疗攻克的目标，从插入肿瘤抑制基因，免疫治疗到溶瘤病毒治疗等一系列的策略已被应用于治疗癌症。p53基因是迄今为止最常被转移的肿瘤抑制基因，也有一些临床试验结合了p53的基因转移与化疗或放疗。癌症的免疫治疗旨在增强肿瘤宿主体内肿瘤抗原的细胞反应，不同的策略都在临床中使用，包括用表达免疫刺激分子的肿瘤细胞接种，用编码肿瘤抗原的重组病毒载体接种疫苗，用宿主细胞接种疫苗，工程细胞表达肿瘤抗原或肿瘤衍生的RNA，裸DNA疫苗和肿瘤内注射编码细胞因子或主要组织相容性分子的载体。溶瘤病毒治疗利用特异性病毒肿瘤细胞中的靶向和复制，导致细胞裂解，从而杀死感染的肿瘤。

——（摘自《2018全球基因治疗研究报告》）

材料三：

    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是因为HIV病毒会识别并摧毁人体T细胞,而病毒能够“认出”T细胞,由于T细胞表面“特异性受体”的存在。1996年，HIV病毒入侵T细胞的主要共受体CCR5被发现,艾滋病病毒表面的某种蛋白会与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在CCR5的帮助下，实现对免疫系统的破坏。随后的研究发现，CCR5-Δ32纯合突变的CD4阳性T细胞具有抵御HIV感染的能力。这一基因突变后，免疫细胞表面的CCR5受体就会发生变化，艾滋病病毒表面的某种蛋白与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就无法照常进行了。因此, 敲除人成体造血干细胞上CCR5基因就成基因治疗艾滋病的关键。病毒在攻击目标细胞时，会把自身DNA整合到宿主细胞中。面对此等“不速之客”，细菌会利用各种方法“清理门户”，CRISPR/Cas9系统就是其中的一种。这是一种存在于细菌当中的后天免疫机制，它能识认出外来DNA并加以记录，以后如果有相同的病毒再次“来犯”，这种机制就能立刻将其识别，并摧毁其DNA，防止自身沦为“病毒工厂”。2017年，邓宏魁课题组建立了利用CRISPR/Cas9进行人造血干细胞基因编辑的技术体系，利用这种比传统的基因编辑组技术更易用、成本更低的技术，他们完成了人成体造血干细胞上CCR5基因的敲除。邓宏魁的研究成果表明，世界首例通过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的案例由我国科学家完成！

——（摘自《世界首例：北大教授以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

铁木前传（节选）

孙犁

在谁家院里，叮叮当当的斧凿声音，吸引了他们。木匠的手艺，多么可爱啊！还有升在墙角的那一堆木柴火，是用来熬鳔胶和烤直木材的，那噼剥噼剥的声音，也实在使人难以割舍。在童年的时候，常常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家什么时候也能叫一个木匠来做活呢？当孩子们吃晚饭的时候把这个愿望向父亲提出来，父亲生气了：“要不，我把你送到黎老东那里当学徒，你就可以整天和斧子凿子打交道了。”

黎老东是这个村庄里的唯一的木匠，他高个子，黄胡须，脸上有些麻子。看来，很少有给黎老东当徒弟的可能。因为孩子们知道，黎老东并不招收徒弟。他自己就有六个儿子，六个儿子都不是木匠。

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如果是在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又会有叮叮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来村里了。

傅老刚被人们叫做掌作的，他有五十岁了。他的瘦干的脸就像他那左手握着的火钳，右手抡着的铁锤，还有那安放在大木墩子上的铁砧的颜色一样。傅老刚有两个徒弟，大徒弟抡大锤，沾水磨刃，小徒弟拉大风箱和做饭。小徒弟的脸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污黑的汗水，然而他高仰着头，一只脚稳重地向前伸展，一下一下地拉送那忽忽响动的大风箱。孩子们围在旁边，对他这种傲岸的劳动的姿态，由衷地表示了仰慕之情。

当师父从炉灶里撤出烧炼得通红的铁器，孩子们一哄就散开了，随着叮当的锤打声，那四溅的铁花，在他们的身后飞舞着。

铁匠们每年要在这个村庄里忙一个多月。早晨，人们还躺在被窝里的时候，就听到街上的大小铁锤的声音了；夜晚，他们睡在炉灶的边旁，没有席棚，也没有帐幕。只有连绵阴雨的天气，他们才收拾起小车炉灶，到一个人家去。他们经常的去处是木匠黎老东家。黎老东是好交朋友的，他和傅老刚的交情深厚，他不称呼傅老刚掌作的，总称呼亲家。

亲家是叫得很熟了。“亲家，亲家，你们到底是干亲家，还是湿亲家？”人们有时候这样探问着。

“干的吧？”黎老东是个好说好笑的人，“我有六个儿子，亲家，你要哪一个叫你干爹都行。”

“湿的也行哩！”轻易不说笑的傅老刚也笑起来，“我家里是有个妞儿的。”

但是，每当他说到妞儿的时候，他那脸色就像刚刚烧红的铁，在冷水桶里猛丁一站，立刻就变得阴沉了。他的老婆死了，留下年幼的女儿一人在家。

“明年把孩子带来吧。”晚上，黎老东和傅老刚在碾棚里对坐着抽烟，傅老刚一直不说话，黎老东找了这样一个话题。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这样一把钥匙，才能捅开老朋友的紧紧封闭着的嘴，使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痛苦流泄出来。

“那就又多一个人吃饭，”傅老刚低着头说，“女孩子家，又累手累脚。”

“你看我。”黎老东忍住眼里的泪说，“六个。”

这种谈话很是知心，可是很难继续。因为，虽然谁都有为朋友解决困难的热心，但是谁也知道，实际上真是无能为力。就连互相安慰，都也感到是徒然的了。

这时候，黎老东最小的儿子，名字叫六儿的，来叫父亲睡觉。傅老刚抬起头来，望着他说：“我看，你这几个孩子，就算六儿长得最精神，心眼儿也最灵。”

“我希望你将来收他做个徒弟哩。”黎老东把六儿拉到怀里说。

“我那女儿，也有他这么大？六儿今年几岁了？”傅老刚问。

“九岁。”六儿自己回答。

“我那女儿也是九岁。”傅老刚说，“她比你要矮一头哩，她要向你叫哥哥哩。”

……

傅老刚的女儿到了村里，先投奔了黎老东家。黎老东很是高兴，招呼左邻右舍的女孩子们来和小客人玩。

“你叫什么名儿呀？”那些女孩子们问她。

“我叫九儿。”小客人回答。

和女孩子们玩了几天，和六儿也就熟了。六儿背着红荆条大筐，提着小镐儿，扬长走在前头，九儿背一个较小的筐子，紧跟在后面，走到很远很远的野地里去。

六儿不喜欢在村边村沿拾柴，他总是愿意到人们不常到的地方去。他忽然轰起一个窠卵儿鸟，有时候他又追赶一只半大不小的野兔儿……

“我们赶紧拾柴吧。”九儿劝告地说。

“忙什么？”六儿说，“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

这天，他们高兴地捉住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田鼠，晚上带回家里来，装在一只小木匣里。第二天，六儿拿出小田鼠来，对九儿说：“它在匣里住了一夜，一定很闷，我们叫它在地下跑跑吧。”六儿把小田鼠放在地下。起初小田鼠伏在他的脚下，一动也不动。六儿嘘它，跺脚轰它，它跑开了，绕着房根儿转，突然钻进了一个洞。

六儿急了，他问九儿：“你看瓮里有水没有？”

“瓮里干着。”

六儿抓起瓢来，跑到咸菜缸那里，掏来一瓢盐水，灌进了鼠洞。但是不顶事。

六儿失去了小田鼠，心里很难过。

九儿心痛那一瓢盐水……

（有删改）

文本一

家国图

聂鑫森

今夜，秋风飒飒，月亮很圆，月光好像是被风吹进窗口的，照出一地凉凉的银白。

满头华发的刘岳江和两鬓微霜的妻子张晓岚并排坐在床头，痴痴地望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家

国图》。

他们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回老家去了。

老家在湘西吉首乡下的天风镇。

他们在这工业重镇株洲，一待就是十五年。

老家的房子由一个远房侄儿看管，他经常会去打扫、通风，房子随时等待主人归来。儿子儿媳为他们置办了崭新的被子、床单、毯子和四季衣物，都已快递到家。随身带的行李也早料理清楚。到明天上午出发前，再把这幅《家国图》取下来，折叠好，放进行李箱就诸事齐备了。妻子忍不住说：“《家国图》一眨眼挂了十五年。我们来时，孙子正好三岁，要上幼儿园了。”

刘岳江点点头，说：“那年，你五十五岁，我六十岁，正好退休。儿媳来电话，说她辞退了保姆，麻烦我们去帮忙一阵，我们就来了。”

“在天风镇的天风中学，你教地理，我教数学，还有点儿名气，领导想延聘我们再干几年，可带孙子也是大事啊！这‘一阵’，就是十五年。”

“我教了一辈子地理，哪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形水势、物产气候我不烂熟于心？但去过的地方少，大多是从书本和图册中读来的。读万卷书我做到了，行万里路却差之甚远，没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我们一直教的是高三毕业班的课，连寒假、暑假都要为学生补课。”说罢，刘岳江叹了一口气。

张晓岚也跟着叹了一口气，说：“儿子出生后，你从古诗‘行行重行行’中顿出两个字，叫他刘行行。想不到他倒是出行不止，大学毕业被招聘到株洲的光明数控机床厂，搞的是售前调试和售后服务，隔三岔五地出差。我们来了，才体会到年轻人的不容易。”

“儿媳也是，在旅游部做事，经常要去探访、考察国内的各条旅游线路，留下我们陪伴孙子。孙子上幼儿园时，常常做梦都哭喊要爸爸妈妈。其实我们也挂念儿子儿媳，古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也是。”

“于是，你买来二米乘二米的高档牛皮纸，用毛笔蘸红颜料画出一幅中国地图的外轮廓，再用浅灰线勾勒出各省的位置。然后，在湖南省的西端用绿色笔写下‘吉首’二字。再用蓝色笔在湖南省东部写出‘株洲’二字。你说我是教数学的，画线画圆都可以不用尺和圆规，先让我画一条从吉首到株洲的紫线条，表示我们从老家来到了新家。”

“乡愁是同等的，你不能缺席。”

“以后呢，待孙子睡了，往往是十点后我们就‘上班’了。出差了的儿子或儿媳，有时他们双双在外，这时候会有电话来，说他们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就用红铅笔画线标出儿子从株洲到了某地，然后又去了某地，儿媳则用绿线。”

“如果他们时间充裕，我就在电话里介绍这个地方有什么奇山异水、名胜古迹、经济开发区、新城区，得闲时可以去看一看。”

“你说，这可以让人生发一种实实在在的家国情怀，所以这个地图叫《家国图》，当然，也寄托了我们对后辈的关爱与牵挂，还让我们沉浸在本职工作的氛围里，快活得很哩。”

“对，记得吗？孙子读初中时，有一夜，他在梦中醒来，蹑手蹑脚来到门外，听我给他妈妈讲新疆的葡萄沟、魔鬼城、火焰山、坎儿井。谁知第二天上午的地理考试竟有相关的题目，他全答对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回事，是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孙子说的。”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起来，是拼命压住声音地笑，很开心。

“《家国图》是第几张了，晓岚？”

“数字我不会记错。基本上是两年一张，以前的七张你都寄回老家了，由侄儿代收再锁进你书房的一个箱子里。这是第八张，今年元旦启用的，儿子的红线，儿媳的绿线，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条。儿子如今是总工程师，主要精力放在厂里，抓全面的技术工作；儿媳当上了工会主席，也不用经常出差了。图上属于我们的紫线，依旧标着从吉首到株洲，只是又新添了一条从株洲回吉首的紫线。但孙子考上了北京的清华大学，你让我画了一条由株洲到北京的金线。”

“孙子毕业后，会到哪里去打拼，那么这条金线就会延伸到哪里。可惜我们年纪大了……但我们可以珍惜有限的时日，‘行行重行行’，去好好地看看祖国的锦绣河山，让那条紫线标示在图上。”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我者，岳江也。”

“睡吧，睡吧，早过子夜了。”

“……好的，好的……”

老两口回到了湘西吉首天风镇的老家。

走的时候，儿子儿媳恳请他们不要带走墙上的《家国图》。回到老家的他们，在探亲访友、畅叙别情之后，开始了有计划的旅游。

第一次出门远游，去的是云南昆明，登大观楼，访石林，去西山谒拜国歌作曲者聂耳之墓。晚上，在下榻的宾馆，刘岳江打电话向儿子报平安，还说了许多感受。不一会儿，张晓岚的手机上出现了视频，是儿媳发来的：《家国图》上，她画了一条从吉首连向昆明的紫线！

“老头子，他们在牵挂我们哩！”

“他们要留下《家国图》时，我就知道了。紫线他们还会画下去的，我相信。”

（有删改）

文本二

作为散文体的小说，必有闲话的设置。闲话是指不直接去描写和表现故事情节的文字，但却能从不同角度去增加故事和情节的魅力，多侧面展示出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性格特征、胸襟气度，而不像有的小说的写法——贴着故事和情节写，贴着人物写，体现的是一种散文化的从容而儒雅的格局。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重在故事的起承转合，不注重用过多文字写环境（包括天气、地理、民俗等），《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环境也就是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写山神庙也是极简单的，却对表现人物形象有独到的作用。到了《红楼梦》则有很大的改观，在闲话的设置上有许多启迪读者的地方。

闲话尽管不直接描写故事和情节，但绝不是可以天南海北地乱扯胡说，或炫博学广闻，或只为增加文字的数量。小说的闲话，有一个大体的规范，虽不直接写故事，但对故事行进有一种暗示的作用，对情节的铺排有一种渲染的效果。

我们在阅读一些闲话艺术运用得极好的经典小说之后会发现，闲话在小说各个部分的奇妙使用，使简单的故事变得异彩纷呈。一方面减缓了故事和情节发展的速度，甚至使其暂时停顿，因而使故事的长度扩展了；另一方面营造了故事和情节的暗示意味，使其在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色上，凸显更多的瑰丽风韵。

此外，闲笔的运用，因为它不是直接描述故事和情节，也就减少了故事和情节成为小说主体的常例，使小说的文体具有散文化的倾向，或者说改变了小说的文体性质，使之介乎小说与散文之间，使虚构的成分变得微不足道，因而更让人信服其真实性。

散文化小说，我以为最好的方法，是闲话艺术的纯熟运用。

（摘编自聂鑫森《小说创作的闲话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