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记者日前在上海采访时看到，早晨7点半，嘉定区赵巷村的垃圾投放点热闹而有序。

    志愿者顾彩娥热情招呼前来扔垃圾的居民赵根发，熟练地扫码登记。“滴”的一声后，赵根发收好自己的“绿色账户”二维码，在垃圾厢房配置的洗手台前一边洗手，一边对记者说：“月底我的‘绿色账户’就能有五六百积分，可以换牙膏、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绿色账户”是上海市在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的创新，向参与垃圾干湿分类的家庭发放。居民只要每天早晚定时定点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就可以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物品或购物优惠券等。如今，上海的“绿色账户”已经发卡500多万张。

    能烂在地里的就是湿垃圾，不会烂的就是干垃圾——简明两句话，居民们记得滚瓜烂熟。有居民说：“垃圾没分类都觉得不习惯了。”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仅仅是第一步。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多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为严防“源头分类、中端混运、后端混合”问题出现，江苏省苏州市加强监督考核，通过第三方单独收运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等措施，加强对既有分类小区的长效管理，重点加强对混收混运的监督管理。

    该市还在“苏州垃圾分类”微信平台开设了混收混运举报通道。市民如果发现混合收运行为，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检举监督。对于发现混收混运的居民小区，当地将取消垃圾分类小区称号，进行通报批评，并给予举报市民200元的现金奖励。

    上海、厦门、西宁、广州等近30个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相关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对垃圾分类链条上各相关方责任进行了明确。

（摘编自《推进垃圾分类，推动绿色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6月6日）

材料二：

（摘编自“人民论坛”）

材料三：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

材料四：

    日本垃圾分类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日本基于本国资源特点在多年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参与为中心，社会各界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成功构建，是日本垃圾分类处理成功的最大秘诀。

    垃圾分类之后，不同垃圾于何时、何地投放，各类垃圾的针对性处理方法，在日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日本政府为垃圾的投放、回收，配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

    日本还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体系以及建立相关的监督、惩戒机制保障垃圾分类的施行。为推动法律的施行，日本警察、公益性环保组织会联合当地住民，对居民和企业的不合法行为进行劝导和纠正。不按相关法律分类丢弃或者不按规定的场所、时间正确丢弃，垃圾将会返送回去；此外，对拒不改正或恶意扔撒垃圾的企业管理者，则会受到行政处分。

    推动垃圾分类治理，离不开宣传与教育。日本建立了政府带头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的宣传教育体系，对全体公民进行系统而细致的环保和垃圾分类宣传与教育。多年的宣传教育增强了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同时也教育民众如何科学分类，并形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管理的舆论环境。现在，将垃圾进行分类已经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摘编自《日本垃圾分类处理经验：资源化利用是趋势》，《新京报》2019年5月31日）

    材料一：

    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从数量上看，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这也是自世界500强排行榜纳入中国以来，中国入榜企业数量首次超越美国（121家），而即便不算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的数量也有119家，与美国不相上下。

    回首中国企业的发展，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500强企业入榜数量方面就一直保持持续上升的态势，从2001年仅有12家企业入围榜单，到2019年以129家企业实现对美国企业在数量上的反超，在这条漫长道路上中国企业经历了怎样的成长我们有目共睹。

    不过，中国企业在质量方面，与其他500强企业还存在不小差距。从利润来看，在2019年，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利润是43亿美元，中国入榜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35亿美元，与美国差距明显。

    其中，有两方面比较显著。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上与美国企业存在着差距。在如今这个愈发注重产品质量的时代，中国企业要想取得更大的成长，必须在产品和技术上不断提升、不断创新，并最终使其体现在产品上，以此来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另一方面，美国成熟的跨国公司运作体系也是其在全球都极具竞争力的原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让美国拥有了丰富的整合国际资源的手段和经验，到如今已经形成了极为成熟的全球产业链，与之相比，中国的跨国公司还处于成长期。

    （盘和林《世界500强中企超美!看到成绩也别忽视差距》2019-07 来源：中国网  有删节）

    材料二：

    2009年-2018年美中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对比

    材料三：

    此次从数量上看，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计算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大陆企业（包括香港企业）也达到119家，与美国数量旗鼓相当。

    与上年相比，今年上榜500家公司的总营业收入近32.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8.9%；总利润再创纪录达到2.15万亿美元，同比增加14.5%；净利润率则达到6.6%，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2.1%，都超过了去年。这体现了500家最大公司的复苏。沃尔玛连续第六年成为全球最大公司。

    在盈利方面，沙特阿美以近1110亿美元的超高利润登顶利润榜首位，苹果位列第二，利润榜前10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仍然是工建农中四大银行，谷歌母公司则以年度142.7%的利润增长率成功跻身前十强。在净资产收益率榜上，波音公司位居首位，而中国公司中排位靠前的是格力电器、碧桂园、恒大、华为。在利润率榜上，排名最高的是今年新上榜的美光科技公司，Facebook位居第二。在排名位次的变化上，今年上升最快的是中国的碧桂园，跃升176位。值得一提的是，排名跃升最快的前十家公司中有六家都来自中国大陆。从行业看，共有54家银行业公司上榜，是上榜公司最多的行业。

    但是，与世界500强比较，中国企业盈利指标比较低。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为43亿美元，而中国上榜企业的平均利润是35亿美元，如果与美国企业相比，则存在的差距更加明显。

    2019年，上榜中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低于美国企业的7.7%和全球平均的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15%，也低于全球平均的12.1%。

（《沃尔玛登顶  中企上榜数首超美国》2019-07 来源：财富中文网  有删节）

材料一：

主持：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能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注）：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护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

主持：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主持：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他把自己的读史心得融入书中，真正形成了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而是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主持：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 —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字斟句酌，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一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主持：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等四本书。

主持：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主持：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费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摘编自《唐博：我的泛“枕边书”》）

（注）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材料二：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书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因为带着巨大的信念，所写的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 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诗经原始》《西周的政体》，还有《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摘编自舒晋瑜《作家们的枕边书》）

“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2019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这个话题的表达，既有描述性，也有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大概是因为它的确有针对性。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很焦虑，但是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这造成他很累，但又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

（选自《当代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有删改）

材料一：

①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②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

③此与“相与之情厚”相连。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所以昔人说：“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高等动物在其亲子间、两性间、乃至同类间，亦颇有相关切之情可见。但那是附于本能之情绪，不出乎其生活（种族繁衍、个体生存）所需要，一本于其先天之规定。到人类，此种本能犹未尽泯，却也大为减弱。人间慈父母固多，却有溺女杀婴之事。情之可厚可薄者，与其厚则厚，薄则薄，固定不易者，显非同物也。动物之情，因本能而始见；人类情感之发达，则从本能之减弱而来，是岂可以无辨？

④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义，实践此情义。其间“向上之心”，“相与之情”，有不可分析言之者已。不断有所看到，不断地实践，则卒成所谓圣贤。中国之所尚，在圣贤；西洋之所尚，在伟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会风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未尝不可于此识别。人莫不有理性，而人心之振靡，人情之厚薄，则人人不同，同一人而时时不同。无见于理性之心理学家，其难为测验者在此。有见于理性之中国古人，其不能不兢兢勉励者在此。惟中国古人之有见于理性也，以为“是天之所予我者”，人生之意义价值在焉。

（摘编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有删改）

材料二：

①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②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③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④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

⑤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①中国自古以来，家与国这两个概念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大雅·思齐》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周文王以礼法要求他的妻子，也以礼法约束宗族的其他成员，并由此推而广之，去治理国家社稷。国家原就是由一个个家庭、家族组成的，而皇王受天之命，君临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在君王那里，国就是家，家也就是国，并无分别。由家而国，治国理家，也成了历来儒家的合乎逻辑的类比和推演。《周易·家人卦》的象辞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家庭就会很和睦。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虽然君臣上下种种关系十分复杂，但也无非是一个家庭的扩大，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自然也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家是国的缩影，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家国才能和平安定；反之，若是一个家庭内部尚不能和睦相处，又如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②由家到国，理家的下一步或目的是要治好国家。不过，要理家、治国也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要把人自身的修养提高了。《礼记·大学》篇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道出了历来儒家士大夫向往和践行的最高境界与目标，个人与家国在这里融合在了一起。“家国”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和主题。

③家国意味着一种责任，家国是一种忧患感，家国又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和信念，家国还是一种对故土的眷念，家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摆脱不了、割舍不断的情怀。

（摘编自巩本栋《家国的意味》，有删改）

材料一：

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和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当我们谈论AI时，通常指的是使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的机器学习。事实上，这项技术最初的开发灵感源自人脑结构。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大脑的神经元由具有不同值的节点表示。这些节点通过类似于突触的连接相互影响，这些连接可以变强或变弱。例如，通过在同时具有高数值的节点之间建立更强连接，可以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机器学习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对大量数据的分类和分析。霍普菲尔德和辛顿利用物理学工具构建了新方法，为当今强大的机器学习奠定了基础。

霍普菲尔德发明了一种联想记忆网络，它能够存储和重建图像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模式。

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将节点想象成像素。“霍普菲尔德网络”利用了物理学中描述物质特性的原理。根据该原理，材料因原子自旋而具有独特特性，这种特性使每个原子成为一个小型磁铁。整个网络的描述方式相当于物理学中自旋系统的能量，它通过寻找节点之间连接的值来进行训练，从而使得保存的图像具有较低的能量。

当输入扭曲或不完整的图像时，“霍普菲尔德网络”会系统地遍历节点并更新它们的值，从而降低网络的能量。因此，网络能够逐步找到与输入图像最相似的已保存图像。

辛顿的研究建立在“霍普菲尔德网络”基础之上，他构建了一种使用不同方法的新网络，即玻尔兹曼机（玻尔兹曼是十九世纪的统计物理学家，他提出的玻尔兹曼分布，描述了多个分子组成的系统）。它能够学习识别给定类型数据中的特征元素。辛顿运用统计物理学原理，通过输入机器运行时可能出现的示例对其进行训练。玻尔兹曼机可用于对图像进行分类，或创建训练模式类型的新示例。辛顿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推动了当前机器学习的爆炸式发展。

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两位“AI先驱”，除了表彰他们在将物理学与人工神经网络深度结合方面所作的贡献之外，可能还有两层隐含意义，一是物理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中，在数字世界（计算机模型、模型创建的虚拟世界）中也可能发挥着制约作用。二是AI与物理学等基础科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础科学不仅为AI筑起了基座，同时其发现和理论也对AI研究提供了启发和灵感。（摘编自张佳欣、张梦然《推动机器学习技术“爆炸式”发展——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人工智能先驱”》

材料二：

本届诺贝尔奖讨论度之高，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争论的核心在于：这究竟是“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的诺奖”？

有人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对科技进步的高度认可；有人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否预示着人类科学家时代的衰竭。然而，此次奖项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AI工具的效能，也不能用传统眼光去看。

将诺贝尔奖颁发给人工智能（AI）领域的成就，并非意味着人类科学家的地位受到动摇。相反，这恰恰反映了人类智慧的新高度。每一个能够自我学习的算法模型，都是科研人员创新思维的结晶；每一次AI技术的突破，皆意味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更进一步。

AI与人类科学家之间绝非零和博弈的关系。AI当然有它的独特性，它在数据处理、预测模拟等方面不仅强大，还有传统技术手段所没有的“想象力”。但这种创新，恰恰为科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可帮助人们从纷繁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线索、给出新的假设方向，加速科学发现的步伐。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所展现的新兴力量，也都会成为推动传统领域进步的强大动力。

除了提高科研效率，“人机合作”也开启了崭新的研究路径，并带来跨学科合作模式。在AI的助推下，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得以齐聚一堂，共同解决单凭一己之力难以攻克的问题。譬如，在医疗健康领域，AI结合生物医学知识可更精准地识别疾病早期迹象；在环境保护方面，AI能通过分析气候变化趋势辅助制定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不胜枚举的例子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而是人的合作伙伴。

诚然，随着AI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例如怎样平衡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维护算法决策过程透明公正，能否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全人类福祉，等等。

同时，当我们面对AI“参战”的全球科技竞争新格局，如何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创新潮流的人才，也已成为从国家层面到个人发展都必须深思的重大课题。（摘编自张梦然《“人类的诺奖”还是“人工智能的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