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燮论

苏轼

    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帅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却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余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则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人民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既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身而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不足以为国之强弱，而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战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昔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选自《新编东坡海外集》有删改）

【注释】①士燮：即范文子，名燮，士为其官职。

材料一：

    2017年8月10日，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国家气象中心天气业务内网建设小组历时一年研发，将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无缝接入中央气象台决策服务APP移动终端。标志着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服务正式跨入移动互联网和云平台时代。

    智能网格预报产品研发及其应用工作，是国家气象中心的重点工作之一，下一步工作组会进一步明确定位，达成共识，打造以格点化实况预报产品为核心、面向预报服务的多终端应用体系，持续创新、改进完善，加强网格产品在影响预报和决策服务中的业务应有。

（摘编自《中央气象台智能网格预报产品跨入移动互联云时代》）

材料二：

网格化预报是针对每一个网格进行的气象预报工作。与原来的定点预报相比，它在空间上更加精细，也更具针对性。以北京市的预报为例，原来的预报仅以南郊观象台这一个点的气温、降水等来代表整个城市的天气情况；而通过开展网格化预报，针对北京市的气象服务和天气预报可以精细地反映在整座城市每个不同的网格之中。目前，部分省份甚至可以做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在空间上，已有十几个省份可以实现3千米分辨率、2.5千米分辨率乃至更精细化的预报。

    网格化预报的精细不仅体现在空间上。还反映在能以更高的频次更新和发布上。原来，一天的天气预报中只会涉及一种天气现象。现在网格化预报可以做到全国范围内逐3小时10天预报。随时随地，公众都能了解到自己当前所处网格是何种天气，能够清楚地了解气温、降水、风等多个基本气象要素。

    在原先的预报产品中，公众接触较多的就是气温、风和天气现象这三个要素，网格预报实现后，可以为公众提供更细致丰富的预报内容。当前的陆地和海洋预报产品就已细化化到四大类18个气象要素。

（摘编自《网格天气预报“按需供给”》）

材料三：国家级智能网络气象预报特点

（资料来源于《智能网格预报——从站点到格点的全新变革》）

材料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天气预报也变得越来越智能，那么天气预报员是不是将无“用武之地”了呢？国家气象中心业务科技处副处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气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受诸多因素影响，例如降雨这种天气，即使水汽、温度条件都满足了，但如果空气中没有“凝结核”，雨也降不下来。预报员的优势就在于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关键天气移势的把握。所以在智能预报的初级阶段，预报员多年的经验可以用来“培养”机器。当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人工订正的空间越来越小对，一部分预报员将会投入技术研发的工作中，另一部分预报员将主要转向关键转折性天气过程的气象服务工作，因此，天气预报员在短期内并不会被完全替代。

（摘编自《网格化预报，服务百姓个性需求》）

材料一

唐人徐坚所撰《初学记》卷三十引《任子》之语曰：“楩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然则楠木为君子所贵之德何在？杨汝清的《天才地宝造化所钟：品味金丝楠》一文中做出了解释，“金丝楠的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正与中国传统文人之精神情趣沟通暗合——沉凝大气，华而不奢；从容优雅，含而不露；温润雍然，卓尔不群”。

楠木坚劲刚贞。西晋周处所纂《风土记》中曰：“樟楠诸木，最为坚劲。”成百上千年之风雨霜露，练就了楠木之坚韧挺拔，极难为外物所动。《晋书》：“严霜识贞木。”《贾子·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贾子·谥法》：“清白守节曰贞。”由此可见，文人之爱楠，取其贞节之刚性。诗圣杜工部极爱楠木，于楠木多有吟咏，传世的就有《高楠》《枯楠》等多首。所谓“干排雷雨犹力争”，将楠木与雷雨奋力拼搏之状写得虎虎有生气，而这也正是杜工部百折不挠之坚韧精神的写照。

楠木光润和厚。西汉陆贾在《新语·资质》中对楠木极尽表彰之能事：“夫楩楠豫章，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并不因其“入地之坚强”而损其“在高之柔软”。楠木吮吸着天地间之和气，阴阳协调，上干云霄。楠木之亦刚亦柔，彰显着其深得天健地顺之灵气。

楠木安之若命。与孔子同时代之《子华子》有云：“豫章楩楠之可以大斫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岖峿之区。”楠木所生之地总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壑穹谷。唐人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亦云：“楠木幽生赤崖背”“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数千丈之木需要数千年之生长，数千年后的今日方得诗人之青睐。“寂寞穷山”，其间滋味只自知：时乖命蹇，一直处于“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的状态，只能清明在躬了，此亦非具君子之德者不能为也。

正因为楠木坚劲刚贞而不失光润和厚，且有“纵使无人亦自芳”之君子德性，具备了“道在器中、天人合一、曲则有情、君子比德、和而不同、以虚致实、悬象示义等中国文化的大智慧”，才使得它于厅堂之中以器之美彰显木之德，实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深厚底蕴。

（摘编自萧伟光《传统家具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到了晚明，人性解放之风日渐觉醒，这也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文人开始徜徉于山水，漫步于园林，休用于酒茗，不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仅寄情于花鸟、山水来抒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开始走向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在家具的设计层面上，文人的直接参与，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活力，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化意念融合在家具设计中，从而使家具设计在造型上以优美、简朴、稳重取胜，各个组件的比例与审美一致，讲求实用，装饰上则讲究淡而雅、少而精。而且，有些明式家具上还能留有文人墨客的题词钤印，更成为明式家具文人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很多文人还为家具撰写了大量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文章，论述之详尽，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内中关于家具设计与审美的描述，为后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

明式家具肇兴于明代中期，却在晚明时期经由几代文人的直接参与与倡导，风格日趋成熟与稳定。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家具本身所选透露出的“文人气节”。因此，明式家具是晚明文人在设计造物上的意趣体现。

随着人们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简单的模仿已难以传承明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也无法契合现代文人的精神气节，但明式家具中的文人气节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与发展，既有时代的延续性又有现代生活的创新性。

（摘编自王蒙《明式家具中文人气节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三

明式家具很早以前也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明式家具是西方现代家具的鼻祖。那种不事雕琢的造型与线条。对西方现代家具的极简风格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四百年前的明式条案与今天西方现代家具的条案有着克隆般的惊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古典家具独特的榫卯结构，更使中国古典家具在功能及纯粹的层面上出神入化。这种不必依靠钉和胶的组装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特殊贡献。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清末欧美列强入侵中国，使得中国优秀的硬木家具大量传入西方，开始了在海外的百年流传。现在，西方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黄花梨及紫檀家具的藏品，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以拥有明清古典家具为荣。百年以来，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与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等比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一条不可缺少的分支，已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认知。

（摘编自海岩《中国家具艺术的诞生与进化》）

材料一：

百家讲坛讲解《红楼梦》的时候，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介绍的，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红楼梦》小说中没有的东西，比如，百家讲坛上曾经分析秦可卿可能是皇族之后，讲宝玉在进入她的房间以后看到的武则天的镜子，赵飞燕舞过的金盘等屋内装饰，说秦可卿屋子里装饰的都是暗示秦可卿皇家高贵的身份，从中又推演出许多关于秦可卿身世的揭秘。并不是说百家讲坛，这个人的推理是错误的。只是，我更喜欢，蒋勋先生的讲解，当时宝玉是喝醉的酒，当时他年少，又看了很多野史，他看到的一切事物是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蒋勋先生曾说，他希望大家关注《红楼梦》的时候能更多的关注《红楼梦》文本本身。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把每一章回当作是一个短篇来讲解。蒋勋先生分析曹雪芹高超的写作技巧，用词的精妙。《红楼梦》很多句子都是很简短，简单几个字就把人的神态描写的活灵活现，例如，宝玉“猴”在王夫人身上；“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蒋勋先生曾说，曹雪芹是用白话文写小说。我最近看的《红楼梦》也学了几个词：肚饱眼馋，烈火烹油，黄柏木做罄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

蒋勋先生每次的讲解都是先读《红楼梦》文本，一边读，一边欣赏文本本身的精妙。《红楼梦》中出现了很多人物，各个人物的性格阶层都有所不同。曹雪芹在描写每个不同的人物的时候，他都化身为人物本身，描写的时候也用贴近不用阶层的语言，作诗也是符合各个人物的文采、性格。所以蒋勋先生在讲解的时候经常说，你把前面的名字盖住，只通过语言，你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在讲话。曹雪芹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在描写每个人物的时候都没有加入自己的喜恶，他对每一个角色都怀着同情之心在描写。

（摘编自《回归文本读＜红楼梦＞：从蒋勋＜细说红楼梦＞说起》）

材料二：

在今日“文化自信”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自信的底气尽管来自多方面，但不可否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来源。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红楼梦》在推动文化自信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的当代传播，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让《红楼梦》这部古代作品融入当代读者中，从而激活经典呢？

首先，使《红楼梦》“融进去”，为文化自信注入活力。所谓“融进去”，就是让《红楼梦》这部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融进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融入当代社会中去，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呼吁和顶层设计的层面。《红楼梦》是了解封建社会、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子，通过《红楼梦》的阅读和学习，可以让读者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看清历史的沧桑与人间的正道。要将《红楼梦》融入人们的生活，把阅读、学习、领悟《红楼梦》当作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精神追求。让读者进入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激发读者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进而增强读者的文化自信。

其次，让《红楼梦》“活起来”，为文化自信厚植底蕴。所谓“活起来”，就是重拾红学经典，深入挖掘《红楼梦》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厚植底蕴。习近平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加强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普及，让这部经典“活起来”，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增加对其他传统文化的了解，建立起既有中国特色又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文化体系，这定将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此外，让《红楼梦》“走出去”，为文化自信增添底气。所谓“走出去”，就是让《红楼梦》在海外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他国人民所喜爱、肯定和认同。一部优秀的文学经典不仅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使者，一个展示国家和民族的窗口。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伟大的文学经典尤其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不能缺席。在2017年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谈道：“伟大的文学经典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打开了《红楼梦》艺术的大门，你就会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因此《红楼梦》及其红学不仅应该而且一定会成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红楼梦》的当代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红学研究者应当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用战略性的发展眼光调整研究路径，更新研究方法，开辟红学发展的新道路、新视界和新境界。

（摘编自李响《文化自信视域下的＜红楼梦＞当代价值思考及传播策略》）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