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近日，某位名人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下子又成了网络热点话题。

    话说得有些极端，但放在演讲的语境里，也并无不可，无非是劝说年轻人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要有胆量，不必唯学历是举。但舆论纷纷中，难免也有人把这番话进行歪解，有的甚至从而推演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读书无用。

    的确，这些年来，大学教育的日益普及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如果把“有用”等同于物质上的成功，老实说，想通过读书上大学来实现“挣大钱”的确没那么简单了。同时，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普通人创造了很多人生出彩的机会，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只要敢闯敢干，一路坚持下来也能有不小的斩获。但这是否说明，我们就不需要读书了？

    读大学，不仅在于学习知识，作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储备“资本”；而且还有其更高的价值：养成终生读书的习惯，培养训练自我学习的能力。与其说大学教育教给学生的是具体专业的学科知识，不如说是一种可以受益终生的技能。读书的“有用”，就在于其丰富个人素质的“无用”之用。大学所带来的宏阔视野、丰盈见识以及价值观的塑造，其“回报”未必能用量化的金钱体现。

    当然，“读书无用论”的回潮也值得社会反思：我们的社会，通过知识获得上升通道的道路是不是变得更狭窄了？但在这个越来越需要通过知识来创新发展的时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读书丧失信心。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材料二：

    在1月3日晚上的直播中，两个90后网红姑娘原本只是盘点近日收到的生日礼物，最后演变成为撕书直播，她们对礼物中的书本不屑一顾，并表示读书没用，自己从来不读书，照样做老板开跑车，给自己打工的都是大学生。

    如今渐渐流传开的“读书无用论”，一是源于不少辛辛苦苦读书的年轻人，最后进入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不怎么读书的人多；二是源于读书多年，一朝进入社会，大部分知识内容都忘记。

    读书有何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个外国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下了许多的食物，它们中的大多数对我来说已经消失并忘记了，但我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变成了我的骨血。我想，阅读也是一样的事情。”

    读书学知识，或许不能直接赚到钱，但是之所以还要学，不仅我们学，下一代还要学，是因为这些知识是正确的。

    所以，网红们读不读书真的不重要，“你”读不读书才重要。

（选自“红网”2017年1月4日）

材料三：

    “读书无用论”在不少农村贫困地区大有市场。让人惊诧的是，有极个别的农村走出了成百上千名大学生，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考名村”，那么引出了一个问题：“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到底有多大的市场？一些村子为何能够如此重视教育？有何经验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这些“高考名村”的村民并非毫无缘由地对教育“情有独钟”。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些“高考名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过几个大学生，他们成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鲜活案例，促使后人争相效仿；再者，就是尽管贫穷，但这些地区的村民并没有外出打工，而是过着简单的生活，全力供应孩子读书，并时常向他们灌输教育改变命运的思想。

    要想彻底剔除“读书无用论”的土壤，需要教育部门在制度层面上，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布，诸如在高校自主招生、校长推荐、名校联合招考等教育改革举措中，应该向农村考生重点倾斜，从而疏通贫寒子弟向上层流动的通道。这些“高考名村”所取得的经验，也在警示我们，要重塑贫困阶层对教育的信仰，既要树立和宣传正面典型人物，也要重点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日）

材料一：

    教育部于2019年2月举行发布会，介绍2018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据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保持高位，大班额、超大班额比例继续下降，如期实现了“2018年底基本消除超大班额”的工作目标。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9万所，比上年增加了5128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76亿人，比上年增加了53597万人。全国各级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经过40年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基本解决了规模和数量问题，目前进入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

（选自《北青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有删改）

材料二：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难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切实提高乡村教育发展水平。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出台了全面加强乡村学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效促进了教育公平。

（选自董洪亮，张烁《义务教育：破解“乡村弱”“城镇挤”》，有删改）

材料三：

    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基础上，“杏坛传声”平台应用统计软件，为我们呈现了2017年我国各个地区的招生录取比例，以及各类高校在中国地图上的分布情况，也即我们说的高校分布地图。

（选自凤凰资讯《地图你看过，高校分布地图你看过吗？》，有改动）

    高等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阶段，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龙头，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中央要管好统筹规划、战略布局、宏观调拉和目标定位，各地要指导好高校的办学，服务好办学。

（选自张珏（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材料四：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职业教育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鼓励更多应届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实践证明，对一个人来说，掌握一门技术，就有了谋生的本领，对一个贫困家庭而言，拥有一个技工，就有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对一个国家而言，当大量劳动力拥有了专业技能，经济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前，我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在消除贫困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m%，起到了火车头作用。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减贫脱贫，保护弱势群体，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这一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可以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既是发展之计，也是民生之计。我们看到，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到之前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从1+X证书制度试点到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近期诸多职业教育发展新举措密集发布，形成了推动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矩阵”。政策是发令枪、是催征鼓，当前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思路和重点已经明确，关键是细化责任、狠抓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从数量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真正走进春天。

（选自中国教育新闻网《职业教育开启“高光时刻”》）

材料一：

    我们通过对数据库内100多家GDP总量较高的城市进行分析，并将各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作为外来人口数量，可得中国外来人口总量排名前三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和深圳，外来人口比重占比最高的前三位城市分别为东莞，浏阳和深圳。

    当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他们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壮大产业工人队伍。而且有助于缓解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一座城市开放的程度越高，越是能够海纳百川，吸引各地优秀人才汇集。城市也将越具备活力。但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也加重了城市的压力，也使得“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被提上了日程。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福布斯中国网站）

材料二：2017年外来人口最多的七个城市

（截取自福布斯中文网）

材料三：

    一线快递从业人员流失率高，供不应求。记者了解到，临近年关确实有很多快递员提前离职回家，给快递派送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离年关越近，将会离职的快递员也会越多，有可能会导致网购的年货送达没有以前那么顺畅。

    解决快递员流失问题，企业仅靠春节，“双十一”等特殊节点“临时抱佛脚”提高员工待遇，恐怕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快递员们的要求很简单：与付出相匹配的薪金、必要的社会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通畅的职业上升通道，让他们能够快乐工作。

    无论如何，快递企业要免受“用工荒”的病痛折磨，升级服务的同时完善行业用工制度，善待一线快递职工是企业必答之题。

（摘编自2018年2月13日《劳动报》）

材料四：

    春节到来。北京街头的人流车流日益稀少，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已经返乡，公交不挤了，道路不堵了，可不少人还没来得及享受“空城”带来的惬意，就不得不面临饭馆、商铺歇业、快递大幅“停摆”等诸多不便，“空城”，让人欢喜也让人忧，而这矛盾背后则反映出了城市迅速膨胀后面临的发展困境。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劳动力“候鸟式”大迁徙的根本原因是，外来人口没能够真正融入大城市，他们的“根”还在千里之外的家乡。

    “基本公共服务未实现均等化，是阻碍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主因。”苏海南强调，很多人还面临住房压力，看病难，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一线城市春节期间的“空城”现象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大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测算并设定一个人口红线，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将资源合理配置到二，三线城市乃至农村。让人们在二，三线城市或者农村就能找到用武之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苏海南说。

（摘编自2016年2月7日新华网《北京春节遇“空城”烦恼？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待破解》）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即万物向荣，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实质上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的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的路径递减。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的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45亿年，产生生命已有42亿年，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300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一部分，自然孕育了人类，为人类馈赠了居所与养分。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二，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人类，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作为自然界之产物、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怨天尤人”，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是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行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单，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的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能动性”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轻验与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做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 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