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07年，“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海，移驻于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封存6年后，近日，囯家文物局决定启动“南海一号”的全面整理，用三四年时间，取出全船6万至8万件文物。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商船。船体长24.58米、宽9.8米，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大宋代船只，该船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但古船船体保存相当完好。

    亘古不变的大国情结、对祖辈盛世的迷恋与崇拜，对宝藏本能的探窥心理都让人们寄希望于在“南海一号”中寻找答案，“南海一号”的身世、沉船原因、千年不腐等谜题将随沉船的全面发掘而一一揭晓。可以预见，当“南海一号”最终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无论是否符合专家的预期，任何一条有关它的信息都将是引人注目的新闻。

    （摘编白《“南海一号”试捞20年沉浮录》，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5日）

    材料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南海一号”考古领队崔勇介绍，此前“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以提取船内文物为主，目前船货清理进入尾声。“截至2018年，我们发掘的文物数量是143000多件，从目前看，剩下的预估还有一两万件，集中在后部几个船舱，总数可能会超过16万件。”

    考古人员介绍、由于目前大部分发掘已经到船底，船体下部保存较好，基本上确认了船体的整体打捞成功。船货清理提取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铁器、钱币，还有部分金银铜锡、竹木漆器以及动植物遗存等。

    崔勇表示，接下来“南海一号”将进入船体发掘和保护的阶段，船体未来有望整体展示。

    （摘编自《宋代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货清理基本完成，文物或超16万件》，新华网2019年3月21日）

    材料三

    2007年12月22日，一艘南宋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从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底被整体打捞出水，一周以后，“南海一号”被搬进了阳江海陵岛上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里，一边开放陈列，一边继续发掘．这样的打捞发掘，费用昂贵：光打捞就要花费1亿元以上，建“水晶宫”又要1亿多元。为了一艘沉船花那么多钱，值得吗？

    这就要从20多年前“南海一号”的发现说起。这艘沉船是在1987年被发现的，同时打捞出一批珍责文物。由于经费和技术条件的限制，直到2001年才进行制图调查，2002年又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原来，“南海一号”是800年前的大型远洋货船，船长30米、宽近10米，载重量近800吨。发现时甲板已经腐烂，但是船身其他部分尚保存完好，船体的木质仍然坚硬如新，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也是保存最好的宋代沉船，对了解中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都有极其珍貴的价值。船载货物以瓷器和铁器为主，初步估计有6万至8万件之多，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对于这项国宝的发现，采用整体打捞、室内发掘的新技术，来保证船身和物品的有效发掘和保存，是完全值得的。

    “南海一号”的发掘，也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宝贵资料。中国古代的国际贸易航线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唐宋年间更为繁荣，宋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囯际上遥遥领先．隋唐年间海上运送的主要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货物，“南海一号”就是见证。

（摘编自《为什么要花巨额经费打捞“南海一号”沉船？》，科普中国网2017年4月14日）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是长篇巨制、有神话故事、有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对中国汉语史诗却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基础原因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连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恩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文明早期，血缘部族内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创新形成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思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我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纸上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 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我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别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中国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中国国家主席走到演讲台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

材料一：

如果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就会去观察一大堆白色天鹅；当你看到无数天鹅都是白色的，会觉得这个假说似乎很合理。从“我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推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方式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则是跟归纳法很不一样的逻辑论证：如果前提是真的，结论便必定为真。举个例子，“所有人终究会死”与“苏格拉底是人”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都为真，据此得到的结论“苏格拉底终完会死”是合理的。演绎法是“从一般推出特殊”，而归纳法则是“从特殊推出一般”，从一组观察资料来论证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归纳法的问题在于：就算你进行再多观察，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你的普遍化主张。例如：正巧有一只黑天鹅出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会被证伪。

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相信，做科研就是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如果像他们一样认为科学进步是靠着归纳法，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归纳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科学怎么能以如此不可靠的推论方式为基础呢？波普尔则干净利落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科学不是靠归纳。科学家是从一个假说起步，即依据现有的资料来猜测现实的本质，警如“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科学家的下一步是去找到办法来测试假说。在上面的例子中，便要去找一大堆不同种类的气体来加热。但测试并不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假说，而是观察这个假说能否经得起种种证伪的尝试。只要有一种气体被加热的时候没有膨胀，就足以破坏“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的假说。如果通过一个反例驳斥了一个假说，那么就会带来一点新知：知道那个假说不是真的。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家从错误中学习。观察到一大堆加热时确实会膨胀的气体，不会带给我们知识，或许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假说多一点信心。但一个反例就真的能教会我们一些事情。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假说的关键特征是必须有“可证伪性”，这也是它与“假科学”的差异所在。一个科学假说是你有机会证伪的东西，它做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证明为误。如果我说“有个无法侦测到的隐形小仙子使鲜花盛开”，那么没有一种观察能够证明我的说法有误。如果小仙子是隐形的，又不留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证伪他们存在的主张。它没有“可证伪性”，所以根本不是一句科学陈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为假。检验一个理论就意味着要看看它是否能被证明为假。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先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推测出发，然后会试着用一连串的实验或观察来削弱这个猜测。科学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但并不证明任何事情为真；它只是不断证伪来抛弃错误的观点，对原假说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科学家特别喜欢波普尔将科学研究描述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觉得波普尔了解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研究。 

（摘编自奈杰尔·沃伯顿《从错误中学习》，吴妍仪译）

材料二：

波普尔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为此提出“逼真度”和“可否证度”两个概念。“逼真度”指的是一个理论接近客观真理的程度。“可否证度”则指一个理论陈述的对象的普遍程度，涵盖的对象越普遍，就越容易被证伪，可否证度就越高。一个“可否证度”高的理论，还需要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来判定其好坏，波普尔称之为“确认”。“确认”是指一种假说暂时能经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而未被证伪推翻。一个理论如果“可否证度”很高又能够被不断被“确认”，那么它就有着更高的“逼真度”。

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证实”是早期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证实”即“确证”。早期归纳主义主张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证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全称命题）。后期归纳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对此观点进行修改完善。他们认为，“证实”并不意味着从基于个别事实的单称命题推出全称命题，而是通过一个个单称命题证实的积累，不断地趋近于对全称命题的“确证”，目的是通过既有证据的不断“确证”、积累而逐渐趋近于科学真理。在引入了“逼真度”和“可否证度”等概念之后，证伪主义实际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证伪主义将“证伪”作为趋近于科学真理的必经过程，证伪的思想中蕴含着“证实”倾向。不过，它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证伪”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革命”，这是渐进积累式的归纳主义所做不到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证实”和“证伪”对立起来。事实上，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一种理论的发展，既需要证伪，也需要证实。证伪注重对旧假说的淘汰，有助于新假说的提出；在证伪后对新假说进行证实，同祥重要。只有新假说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才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科学发展。

（摘编自林艳、雷嘉棋《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墨子，向帝国挑战的剑侠

鲍鹏山

终于，在大路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一个独行的身影踟蹰而来。我们欣慰之余又不禁黯然神伤。再不是孔子那样的车辚辚马萧萧的浪漫之旅了，来者是一个独行客：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的衣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他腰中的短剑与眼神中的坚毅，使我们心中一惊：这是一个侠客！

这就是墨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

《淮南子》记载，墨子最初乃是儒家门徒，学孔子的思想。但越学越不对胃口，越学越觉得儒学不是那么回事。儒者的礼那么烦琐而不切用，儒者提倡的厚葬浪费财富而使人民贫穷，长期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正事，所以他背弃儒家了！他当了儒门的叛徒了！这一叛，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是叛出师门，而且是政治上的背叛。我们知道，儒家是热烈礼赞周王朝，维护周王朝的文化的，他既叛儒，当然也就背叛了周王朝，成了周王朝的叛臣逆子了！

墨子否定周王朝，更主要表现在他对周文化的否定上。他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尊卑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这两点实际上是周王朝政治运作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环节。他的“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这正是孔子所倾心向往的“郁郁乎文哉”的王朝风范。墨子认定：“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显然，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墨子这里绝不是圣王了，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周王朝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圣朝了。

墨子文章中，以“非”这种否定式为题的就有四个：《非儒》《非命》《非乐》《非攻》。除《非攻》是对一种社会现象进行否定外，其他三种都是对现存文化传统的否定。我们可以说，墨子是在对前代文化进行清理。他在对一个大帝国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大声说“不”！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撄虎须，犯众怒，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他的思想观点，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武器的批判。通过对周王朝的文化批判以及对周王朝的文化进行批判，他建立了他的批判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愧是一个向帝国挑战的大剑侠。梁启超说：“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墨子而已！”

（有删改）

材料一：

“人类基因组计划”不仅找到了各种人类基因，积累了大量基因组数据，还积累了由基因组转录出来的各种RNA(核糖核酸) 数据，以及由mRNA翻译产生的各种蛋白质数据。RNA的集合称为转录组，蛋白质的集合称为蛋白质组，机体所有代谢产物组成代谢组，此外还有表观遗传组等。通过大数据研究这些“组”及其相互关系的工作即称“组学大数据”研究，组学大数据的介入成为当代生物医学发展的典型特征。

精准医学是组学大数据与医学的结合。有了这些大数据，我们就能够从分子水平上了解人体生长、发育、正常生理活动的本质和基础，还能够通过对健康人和病人组学大数据的比较找到各种疾病在分子水平的病因。我们已经知道，有6 000种以上的人类疾患是由各种基因突变引起的，有人估计与癌症相关的原癌基因约有上千个。

精准医学使疾病诊断更加准确，也使治疗更加有效。例如“基因治疗”，就是将正常外源基因通过基因转移技术插入病人的适当受体细胞中，使外源基因制造的产物得以纠正或补偿因基因变异或基因表达异常引起的疾病。目前，基因治疗的对象已经由单基因遗传病逐步拓展到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再如，“靶向药物”。当我们知道哪些基因序列变化会导致疾病，就可以通过测量局部基因序列来鉴定导致疾病的基因。比如，特定基因的突变可引起癌症，这些突变了的基因就是肿瘤治疗的目标，也就是“靶向”，针对这些靶向设计的药物就是靶向药物，靶向药物的治疗目标是具体的、精确的。比如，赫赛汀就是以特定基因为靶向设计的乳腺癌治疗药物。

精准医学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把医疗的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指的是重视对疾病的早诊早治和预警预测，重心下移指的是将工作重心下移到社区和基层，加强健康管理，这样就比医生一个一个诊治病人高效得多。在医疗健康领域，应通过大数据进行人群队列研究，针对不同人群特点采取不同疾病诊治和健康管理措施，提高整个人群健康水平和医疗效能。实现精准是目标，但我们现在离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存在多方面巨大挑战。比如人类基因组解译的挑战。人类基因组上编码蛋白质的区域只占一小部分，不超过整个基因组的3%，其余97%左右的DNA序列统称为非编码DNA。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占人类基因组97%的非编码序列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且与人类疾病直接相关。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非编码序列以及相关的非编码基因和非编码RNA的功能只有很少的了解。

(摘编自陈润生《从基因组大数据到精准医学》)

材料二：

中医药是在长期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医学形式，从整体上来看，中医药学比较强调整体的证候，在客观的医学证据以及精细化设备上还是有所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水平。而精准医学不仅结合了中药学、生命科学的医学内容，同时具有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可以弥补中医药的不足。因此，中医药要以精准医学为创新发展的目标，弘扬精准医学的优势特色，在治疗方面要以“精准诊断”“精准治疗”为切入发展的治疗点，进一步凸显中医药整体性、动态性的诊疗特色。

中医习惯将辨证治疗视为治疗的出发基点，以证候的变化和相应的改善作为治疗成功的有效依据。然而，中医多以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为其开展治疗工作的基础，相应的治疗评价也是根据主观证候群体的变化和改善做出的相关判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非特异性的主观证候群由于其生物基础不明确，相应的反应灵敏度也欠缺，很难获得公认。针对于此类问题，医学人员可以将精准医学和中医学进行相应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中医精准诊断的力度，可以依据人体尿液、血液等内源性物质的变化，反应患者整体的健康水平。

中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同病异证以及同病异治的诊疗理论和相应的治疗模式。而现代化的精准医学往往会根据不同的证候类型，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举个例子来说，西医诊断为慢性心衰的病人，中医可以进一步地划为肾阳虚和非肾阳虚两种证型。通过将不同证型的患者和正常人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可以得出尿液代谢组成分的差异，进一步得出疾病与证型高度的代谢组指标。通过对病患进行尿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很有可能会找到一组指标作为中医辨证的客观指标。进一步发展中医同病异证的代谢组学，可以有效弥补中医在基因组学与蛋白质学方面的先天不足。

(摘编自黄进京《精准医学和中医药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