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光明）：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摘自光明网）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鹜、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摘自央视新闻客户端）

材料三（新浪）：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摘自新浪网）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略。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做违法的事情，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7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

    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不仅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而且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这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强国富民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一一家国之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粱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唐初，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则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夫道，君子耻之”。就是指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笼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打着美学的旗号，实际上则是败坏社会风气。

    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有些人觉得电脑的记忆和人脑的记忆在工作方式上差不多，信息输进来，大脑进行记录，需要时再提取出来。对不对？

错！数据和信息被输进电脑的内存，等到需要提取时，若无技术故障，它会与当初存进去时一模一样地被提取出来。我们都有过这种体验吧？有时候，原本正在房间里做着什么事，突然想起来要到另外的房间拿个东西。结果，去拿的半路上，被什么打了岔，到了那儿，却一下子想不起到底是来干什么了。这种令人沮丧、心烦的情况，却偏偏是大脑处理记忆的方式出奇复杂而造成的诸多怪癖之一。

大多数人最熟悉的记忆分类方法是区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者区别明显，但又相互关联。它们的名称很恰当：短期记忆最多持续一分钟左右；长期记忆可以与你相伴终生。

短期记忆维持时间不长，但负责对实时的信息做有意识的操作，也就是我们当前正在想的事。我们之所以能够思考，是因为信息就在短期记忆中；这就是短期记忆的功能。长期记忆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辅助我们思考，而真正进行思考的是短期记忆。

短期记忆为什么限量呢？部分原因是它在不停地工作。我们清醒时的每一刻都在经历和思考着什么，源源不断的信息以惊人的速度进进出出。因此完全不适合把短期记忆用作长期储存，后者需要稳定和有序，否则就会像把你所有的箱子和文件夹都扔到了繁忙的机场入口。另一个因素是，短期记忆并没有“实体”基础；短期记忆储存在神经元的特定活动模式中。以神经元活动的模式储存记忆会带来很多问题。有点儿像把购物清单列在卡布奇诺的奶泡上，单纯从技术层面来讲是有可能做到的，因为奶泡会让字形保留一会儿，但维持不了很长时间，因而以这种方式储存并不实用。短期记忆用来快速处理和操作信息，而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中，不重要的会被忽略，然后很快被覆盖或消失。

这套系统并非万无一失。实际上，常有重要内容还未得到恰当的处理就从短期记忆中被顶了出去，于是就出现了“我到这儿是干啥来着”的情节。短期记忆还会负荷过重，受到太多新信息和新要求的轰炸而无法集中到任何一点上。既然用来“想”的短期记忆只有很小的容量，我们还做得成什么事儿啊？幸运的是，短期记忆与长期记忆相连，因而长期记忆分担了很多压力。就拿专业译员来说吧，他们一边听演讲，一边把它译成另一种语言。对于一个还在学习外语的人来说，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对于译员来说，两种语言中的字词和结构都已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短期记忆只需要处理词序和句意。

信息有多种途径可以变成长期记忆。在意识层面，我们可以靠背诵让短期记忆转变为长期记忆，比如反复默念某个重要的电话号码。反复的必要性在于，与短期记忆短暂的电活动模式不同，长期记忆基于神经元之间的新连接，而建立连接的基础是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节点），重复想要记住的事情能够刺激突触的形成。

突触被看成是脑中真正“记住”信息的地方。和硬盘里特定的一串0和1代表某个文件一样，特定区域的一群突触代表了某段记忆，当它们被激活时，我们就有了一段“回忆”。所以，突触就是记忆的实体形式。就像我们可以从纸上的墨迹中读出具有含义的字词一样，当某个或某一群突触变得活跃时，大脑就解读出了一段记忆。通过形成新突触新建长期记忆的方式叫作“编码”，即记忆在脑中储存的过程。短期记忆并不形成新的突触，只是触发一些多功能的突触。利用复述信息的方式可以使短期记忆保持足够长时间的“活跃”，让长期记忆有时间编码。不过，“死记硬背”法并不是让我们记住事情的唯一方法，显然我们也没有用此法来记忆所有一切能记住的东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每一段经历几乎都会以某种方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那么，如果说长期记忆把一切都记住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免不了会忘事呢？被遗忘的长期记忆其实还在脑子里，除非外伤造成物理性损坏。不过，长期记忆要派上用场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产生（也就是编码），有效储存，提取。一段记忆如果取不出来，就和根本不存在没差别。有些记忆容易提取，因为它们更突出，如附带强烈情绪的记忆往往很容易回忆。除了事件本身，同时回忆起来的还有当时的情绪、想法和感觉。所有一切在大脑中与特定记忆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联，意味着前面说的巩固过程为这段记忆附加了更重大的意义，添加了更多连接，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提取。相反，那些没有重要连接、孤零零的记忆就没能得到充分的巩固，因而也就难以提取。没有哪段记忆是孤立形成的。有研究揭示，哪怕是在平淡无奇的场景中，获得记忆时的情境都可以成为帮助记忆提取的“触发器”。

如此复杂难懂、前后不一、脆弱易伤的一套系统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很简单，大多数时候，它的确管用。它依然值得惊叹，其容量和适应力甚至可以让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脸红。它固有的灵活性和奇特的组织结构毕竟演化了数百万年，所以我还能苛责什么呢？人类的记忆并不完美，但已经足够好。

（摘编自迪安·博内特《是我把你蠢哭了吗》）

材料一：

“道德物化”是指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途径是从人的角度着手，使道德规范内化于人心；而“道德物化”则是从外在环境着手，把道德规范外化到人工物的构造之中。

其实，“道德物化”思想的萌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在后来以不同的形态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不断出现，比如中国古代的“藏礼于器”思想和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中都包含有“道德物化”的成分，只不过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化的表述，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物化”一词本身，也需要做一点讨论。提到“物化”，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想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从而直觉地产生一种抵触心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被外物所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是，道德的“物化”强调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在具体的人工物构造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此处的“物化”具有正面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

材料二：

近年来，道德物化思想颇具影响，它最早是由汉森·阿克特豪斯提出，而后主要由他的学生维贝克继承与发展。

尽管维贝克受到过诸多思想的启发，但他直接继承的是唐·伊德的后现象学思路。伊德认为人的当代处境，表现在人总是受到技术调节，扼要地讲，就是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调节我们的微观知觉。以视觉为例，在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时，人的视野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图像信号被边缘化，隐没在背景下，群星看不到了；而有些信号则被放大，呈现在焦点中，人们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可见，望远镜的放大—缩小结构对视觉知觉进行了整理，在此过程中，技术对视觉进行了建构。

所以，后现象学指出人的知觉经验是人和技术共构的，技术不是中立的，它在积极地构造经验。既然人的认识经验总是受到技术的调节，那么道德经验也不例外。维贝克将描述性的技术现象学进行了规范性转向，系统地提出了道德物化理论，旨在澄清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

道德物化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最核心的理论部分，道德物化本质上仍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理论。现象学和后现象学都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思路，只不过其描述性的对象不尽相同。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描述对象是意识指向某个对象，而伊德的描述对象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经验，到了维贝克这里描述对象又被转化成了技术如何调节道德这一特殊的知觉经验。

但道德物化常被认为是对后现象学做了规范性转向，使得其关注了道德问题。这主要指的不是道德物化的理论部分，而是这一思路的实践性部分。维贝克在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事关“应当”的问题，即我们应当考虑将一些普遍接受的公共善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嵌入到其工程蓝图之中，透过技术的布置和使用来劝导人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动。这一规范性的转向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技术设计的工程人员。道德物化理论指出技术人员应该具备一些道德义务；首先，他们应当将技术不再简单理解成价值中立的工具，而应认识到技术可以调节道德经验，因此应对技术保持价值敏感性。其次，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不仅要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功能，同时也应当主动地将有益于良善生活的重要价值共识嵌入技术中。当然，技术中所内嵌的价值不应该侵害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所保障的价值通常是基本人权，技术如果使得这些价值更容易受到侵害则应当被立即禁止。维贝克本人曾常年在荷兰著名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任教，他在该校指导设计实验室，给很多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伦理学课。这一现实情境和他提出道德物化学说是紧密相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贝克道德物化理论的描述性部分继承了后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存在论成果，即人与技术共构的关系本体论思想。道德物化的规范性部分可被视为该成果的应用轮理成就。在伊德看来，在知觉的生成层面，人和物是互相建构的，即不是人也不是物完全主导了知觉经验形成。维贝克直接继承了关系本体论，指出在道德经验方面人和物也是互相建构的，克服了人本主义伦理学把人当成唯一的道德主体，把物当成中立工具的伦理思路。道德物化理论鲜明地指出，分析一个道德行为，不能简单仅把人当作唯一主体，而应把人和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澄清这两者是如何建构一个特定的伦理行动的。只有澄清道德物化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部分的关系和内涵，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物化哲学。

（摘编自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