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会宁皮影戏已列入甘肃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会宁皮影多以牛皮、羊皮、驴皮制作而成，一台皮影戏至少需要四至五人才能完成，唱腔多以当地的传统戏曲秦腔为主。大年三十晚九时许，新添堡乡河屲村村口的皮影戏老艺人牛俊魁家传来阵阵鼓乐声，村里组织的新年皮影戏演出在这里鸣锣开演。

    河屲村是会宁县新添堡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晚上九点，乡亲们在家里欢聚一堂，唱着皮影戏过大年，让我们感受到了皮影戏的魅力。

    走进牛俊魁家，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场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他家的正房里上演，老艺人牛俊魁在白色幕布后舞弄着皮影角色，边舞边唱，另外三人时而拉二胡，时而吹唢呐，敲锣打鼓配合默契，村民们看得全神贯注，记者也被精彩的演出所吸引，跟着看了起来。在演出结束后记者走进幕后，体验了一把皮影戏的演出过程。

    据介绍，牛俊魁是会宁皮影戏的传承人之一，他不仅可以熟练制作皮影道具，而且能够演唱多部传统戏曲。每逢新春佳节，他都要带领村里人白天搭台，晚上唱戏，每场皮影戏要演出两三个小时，以丰富乡亲们的节日文化生活。

    新添堡乡河屲村村民邵启虎对记者说，本地文化活动比较单纯，到过年的时候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看一看皮影戏，耍一下社火，自娱自乐，大家都比较高兴。

（“会宁广电网”记者  甘孟玉  荆平）

材料二：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上的活动屡见不鲜。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鄂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居住的跨界民族，也是中国“三少民族”之一。千百年来，作为善于迁徙的狩猎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习俗延续下来，如驯鹿、瑟宾节都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驯鹿成为贯穿全年每个呼伦贝尔草原盛会的“吉祥物”，二百余人的鄂温克部落每年能接待中外游客近五万人次。

    而每逢瑟宾节，鄂温克部落里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由部落首领主持，猎人们在落叶松的间隙里点燃篝火，边歌边舞，祭祀山神，一片欢乐祥和。台湾游客任先生几乎每年都会到呼伦贝尔旅行一次，他说：“不论夏季或是冬季，呼伦贝尔总有让人看不完的美景，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出的盛会就让人流连忘返。”

2016年上半年，呼伦贝尔市接待中外游客488.47万人次，同比增长8.5%。

    以上种种，都只是内蒙古草原上很普通的活动，但也是内蒙古草原诸多文化活动的缩影。

    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元文化底蕴深厚，将草原文化融会贯通并“打包”展示已成为当地所有民族文化活动的“套路”。不论是各地一年四季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还是内蒙古“走出去”举办的文化活动，草原传统技艺总是结伴出现。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内蒙古已在蒙古国、俄罗斯、美国、马耳他、毛里求斯、澳大利亚、丹麦、斯里兰卡等地举办“文化周”活动，阵容颇为“豪华”，对外讲述者内蒙古的故事。

落于金莲川草原上的正蓝旗人口仅8.3万，但这里有世界文化遗址元上都和延续千年的传统游牧生活。

（摘自中新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砌”的草原盛会吸引中外游客》，有删改）

材料三：

    江苏省南通市关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宋亚军这两天伤透了脑筋，他正在给88岁的毛素娟找一个传承人。毛素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南通色织土布技艺的唯一传承人，由于后继无人，这项技艺正濒临失传。赶在老太太还能说会动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技艺传下去成了宋亚军的当务之急。

    如何让非遗更好地传承下去？南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曹锦扬表示，非遗传承有其特殊性，不能全靠市场，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011年6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集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一些地区落实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经费拨款不到位，不重视宣传，对民间的非遗传承人重视不够等。一些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每年在非遗上的经费投入只有区区几十万元，非遗传承人、研究人员想对外交流自己的技术和作品都捉襟见肘。

    “事实也证明，凡是非遗传承做得好的地区，政府都发挥了很好的主导作用。”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教授说。在全国，宜兴紫砂壶鼎鼎有名，这是该地区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所带来的效果。宜兴有专门的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紫砂陶艺发展，政府还出资让有兴趣学习紫砂陶艺的人免费学习，每年的“陶艺节”，市委书记、市长再忙也要出席，这些都提高了紫砂陶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不能传承下去，归根结底要看它能否与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结合起来。”贺云翱教授说，“除了宜兴紫砂壶，像苏州的刺绣，南京的云锦，这些非遗项目都兼具了一定的市场价值，迎合了现代人的需要，有很多人在学。相比之下，南通色织土布就与现代人的生活离得稍远些，对于这类非遗项目的保护，政府就更不能缺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整个社会都应该为非遗的传承出一份力，在韩国、日本，每年都会有企业家出资赞助非遗项目，定期举办一些展览，让民众认识到非遗的重要性，这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摘自《光明日报》：《非遗传承，难在哪儿？》，有删改）

材料一：

    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诺德豪斯和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藉由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2018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背景”大揭秘

2018年10月9日《新浪看点》

    材料三：

    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顺应、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授予了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却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2018年10月《科技日报》

    材料四：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22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和政策、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2018年10月《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一名叫孙赫的男子在高铁霸占他人座位，出言不逊，并不听警察劝阻。此后网友又陆续曝光出各种各样的“坐霸”。铁路部门翻遍了整本《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都没有发现什么好用的条款，于是只好回应说：“涉事男乘客的行为属于道德问题，不构成违法行为。”

    （摘编自2018年9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

    材料二：

    材料三：

    新京报：道德“滑坡”的观点是转型后才出现的，很大程度上是将此归因于市场经济。在你看来，事实是这样吗？

    高兆明：尽管社会道德状态与市场经济实践有关，但不能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

    第一，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上，也有道德败坏、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的现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社会，未必是道德风尚败坏的社会。

    第二，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就没有积极的人文价值？黑格尔、斯密、马克思等思想大家对市场经济人文精神的分析很充分，都有自己基本的看法，对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并没有取绝对否定的态度，相反，还在相当程度上给予积极肯定。主体、主体性精神、权利、契约、规则、法治、合作等精神，是市场经济建设对社会人文价值精神的积极贡献。

    （摘自2016年12月3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四：

    黑格尔曾明确区分“道德”与“伦理”。黑格尔的“道德”指向个体自我立法、良知美德，“伦理”指向社会自我立法、秩序规范、正义制度。黑格尔强调“道德”须以“伦理”为内容并在“伦理”中实现，其目的之一是要揭示：只有在正义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理性能力才能正常发挥，才能真正谈得上自由意志。

    道德类型奠基于互为目的的合作性社会关系。合作性社会关系以“相互性”为规定之一。“互善”的相互性尽管不同于“互利”的相互性，但是在根本上却离不开“互利”的滋润。在一个开放性社会过程中，如果“善意”是单向的，如果“善意”始终没有“互善”“互利”滋养，那么、除非是在纯粹宗教精神的意义上，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

    （摘自2017年7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材料五：

    道德乃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反思和选择的产物。人类并非天生完美、更谈不上是一种始终向善的生物。资源的有限、利益的排他、人情的纠缠，往往会影响我们，使我们即便懂得了道德的知识和原则，也依然不能按照这些知识和原则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来行动。所以、我们不是“天生地”或“必然地”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世界中。我们赖以存在的道德世界，以及我们具体实施的道德活动，实质上，全是我们在“讲道德”与“不讲道德”的两可之间经过权衡、反思而选择了前者的后果。这恰恰表明，人是其有能动性的自由存在者；道德是奠基于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产物。

（摘自2018年08月24日《光明日报》）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材料一：

    遗传背景单一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是科研人员多年来梦寐以求但无法达成的目标，而非人灵长动物首选对象肯定是猴子。

    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在中科院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诞生；同年12月5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2019年1月，孙强团队与同属于中科院神经所的张洪钧团队合作，再获佳绩；在张洪钧团队利用CRISPR/Cas9技术成功构建世界首批核心节律基因BMAL1敲除猕猴模型的基础上，孙强团队通过一只疾病症状最明显的公猴的体细胞克隆出五只小猴。这项进展说明中国科学家已可以批量生产遗传背景均一的疾病猕猴模型。

（摘编自《体细胞克隆猴：开启新药研发“灵长类”时代》，《科技日报》2019年3月5日）

材料二：

    中国体细胞克隆的系列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大西洋月刊》写到，中国科学家不仅仅是采用，更是改良了当年克隆绵羊的技术。美国克隆专家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在接受《自然》杂志访问时表示，应该恭喜中国科学家，“我明白其中的难度有多大”——他在本世纪前10年尝试克隆时，使用了1.5万个猴子卵子，虽然已做到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系，但是怀孕的灵长动物终未能诞下活胎。

    英国达林·格里芬教授说：“已知的、统一遗传背景的灵长类动物模型，无疑可以对人类疾病，尤其是遗传疾病的研究、理解和最终治疗，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路透社的报道则认为，基因型相同的动物模型对于生命医学研究至关重要，可以有效排除复杂基因背景对实验的干扰，并为一大批新药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试模型。

（摘编自《<细胞〉期刊报道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参考消息》2019年3月5日）

材料三：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伦理问题，团队成员明确表示，中科院做这项工作是为了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研究脑科学基本问题，而且我们严格遵守了国际各项相关协议和规则，这项工作还可能使一些伦理争议得到化解。

    目前，全世界每年对猕猴的使用量高达10万只，主要用于药物筛选实验。利用体细胞克隆猴技术，人们就能使用体细胞在体外有效地做基因编辑，准确地筛选基因相同的体细胞，产生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大批胚胎，用母猴载体孕育出一批基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猴群。团队成员还表示：“体细胞克隆技术让人们在一年内就能制备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大大减少了个体差异对实验的干扰。这样，只要使用很少数量的克隆猴，就能够完成很有效的筛选。”

（摘编自吴月辉《世界首例！这几只克隆猴可不简单》，《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材料四：

    2月27日，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等10项重大科学进展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已成功举办14届，是观察我国科技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对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成果能否入选，原创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从近些年入选的项目来看，近年来，我国以“墨子号”“悟空号”和FAST望远镜等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建设成效显著，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刘敏表示，近些年来，围绕特色科学资源，我国已在一些特色科学领域具有引领优势，如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人类起源、青藏高原演化等。2018年，我国科学家“将人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212万年”的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摘编自刘垠《克隆猴入围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日报》2019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