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

    “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

    “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岁。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斜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诨号“陆鸭”，说他能跟鸭子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杠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啧啧啧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欢喜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稚稚，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

    “一共多少只？”

    “三百多。”

    “三百多少？”

    “三百四十二。”

    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

    “是哪家养的老鸭让你裹来了！”倪二分辨，但也没用。

    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倪二只好笑。

    “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

    “你说多重？”人问他。

    “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

    “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出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原文有删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需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人正面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然而古籍汗牛充栋，应该从何入手呢？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

    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以清醒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描绘生动的历史画卷。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时代动荡引起词坛风气的巨大变化，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总的来说，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给予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在学术圈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讲解或注释解说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一：

每个伟大的时刻都是由无数平凡和渺小组成的。把“我”跟所有观众连接起来，释放每一位观众心里的情感，是这部电影的努力方向。正如电影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所说“我们就是想把《我和我的祖国》的这个‘我’拍好”，因为他们最普通，但他们内心最深处有温暖，有情感，有伟大。

从为了新中国第一面电动国旗“万无一失”的林治远，到为了第一颗原子弹惊世一爆不敢与爱人相认的高远；从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一秒不差”的升旗手朱涛，到把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送给汶川地震孤儿的张北京……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击中了每一个“我”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女排夺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5年九三阅兵，电影中人物的经历，见证了祖国每一次向前的坚实脚步，唤起了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不管是身处繁华的首都，还是身处荒凉的草原；无论是生于建国初期的70岁古稀老人，还是成长于新世纪的青春少年，每个“我”都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重温了记忆，找到了共鸣，牵引出了与祖国最深层的情感羁绊。原来，那些镌刻在新中国发展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那些熠熠生辉的璀璨画面，有他，有你，也有我！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我和我的祖国》带领我们重温了新中国70年的峥嵘岁月，激发了我们内心最朴素的爱国情怀。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中，在共和国的星河里，正是无数个“我”默默奉献、无私拼搏，用忠诚、执着、朴实的赤子之心，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对事业坚守，坚定不移为国为民奉献，撑起了共和国的铮铮脊梁，筑起了共和国的雄伟大厦，铺下了民族复兴之路的块块基石。

（摘编自《人民网评：<我和我的祖国>， 伟大的时刻有你有我！》）

材料二：

中国社会演进到夏商周时期，“家国同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血缘亲情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仅父权与君权互为表里，而且两者的传承方式也如出一辙。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国与家虽有大小之别、上下之分，却仿佛一个有机体的微小局部与庞大整体的关系，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家是国的最小社会单位、是国的细胞和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另一方面，国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细胞赖以生存的肌体，国盛才能家兴，国破则难免家亡。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使我们的先人将家与国的治理几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传·桓公二年》晋大夫师服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这虽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国社会的主从等级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异，但也显示出血缘亲情之和，传达了家与国紧密相连的信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等级分封、家国“胶结”的社会结构中，“家”里对父母之“孝”与“国”中对君主之“忠”自然结合在一起，“亲亲”与“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为一体。孔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如此等等表明，儒学家常常把家与国的联系看作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一方面，家兴可以影响国运：“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曾子语，见《大学》第十章）另一方面，国乱则不免家丧：“天下大乱，无有安国； 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这种“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国同构认识，长期延续、积淀下来，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稳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结构。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心理认知，正是家国情怀萌生滋长的“肥沃土壤”和“适宜气候”。孔子曰：“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依此而论，要想“天下归仁焉”，则要从做人的最根本处孝顺父母、敬爱兄弟等做起。可以说，为仁的基础在血缘亲情之中，而治国安民则是对血缘亲情的放大。

《大学》里“八条目”对此说得最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这里一方面强调一个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为国效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报效和治理国家，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顿好家庭和家族，则应从修养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上下功夫。如此，不仅将个人、家庭、国家纳入联动递进的演进链条和轨道，而且为千千万万明德有为之士指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步阶梯和人生目标。家国情怀的产生和弘扬，正是在这条人生道路上开拓前行的必然结果，也是激励人们为国为家拼搏奋斗的情感基础和精神力量。

（摘编自钱念孙《家国情怀溯源》）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理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 ，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风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毋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 ”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 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与情节有关的事件、人物、对话才是正文，而与情节无关的景物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然传统小说也写景，但那景语多是体现类型而不是体现个性的，常常是“有诗为证”地铺张一番，而这一番景语可以置换到任何一部小说中。写景的成语化表现了对情节迫切和焦急的渴求心态，表现了对情节的重视之下对情绪的忽略。《红楼梦》也很少写景，在许多现代作家肯定会细细地描绘一番的地方曹雪芹都浑然不觉地放过了，小说中虽然也有写景的地方，但都是笼统的成语：“当时街坊上家家萧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第一回）”到了太虚幻境这样的仙境，本该有所渲染，但曹雪芹也同样用成语交待过去了：“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第五回）”可见这位伟大的作家对于写景是多么的不习惯。

《红楼梦》景语的成语化提醒我们，其实曹雪芹也还是个情节中心论者，尚没有把中国小说从情节结构过渡到情绪结构。

（摘编自李书磊《<红楼梦>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