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章

【俄】契诃夫

    “我有事找你商量。”军事初级中学教员、十四品文官列甫•普斯佳科夫对他的朋友列坚佐夫中尉说，“要不是极其需要，我也就不来麻烦你了。好朋友，请你把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借给我。今天，我要到商人斯皮奇金家里去赴宴。你是知道斯皮奇金那个混蛋的：他非常喜欢勋章，他把那些脖子上或者纽扣眼上没挂着什么勋章的人几乎都看成坏人。再者，他又有两个女儿……娜斯嘉和齐娜……我是把你看作朋友才跟你说的……你借给我吧，劳你的驾！”普斯佳科夫这些话是结结巴巴、涨红脸、不住胆怯地回过头去看房门而说出口的。

    中尉骂了几句，然而他同意了。

    普斯佳科夫坐上出租马车到斯皮奇金家去。他略微敞开皮大衣，让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胸口，别人的勋章在他胸口金光闪闪，釉子发亮。

    “不知怎么，自己都对自己多添了几分敬意呢！”教员心里想，“区区一个小玩意儿，至多也不过值五个卢布，却能造成这么大的声势！”

    到斯皮奇金的家门口，他敞开皮大衣，开始慢吞吞地把车钱付给赶车的。赶车的，依他看来，一见到他的肩章、纽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似乎就愣住了。普斯佳科夫得意地清一下喉咙，走进房子里，在前厅脱掉皮大衣，昂起头，挺起胸脯，走进大厅。

    可是，这时他看见一件可怕的事，他的同事，法语教员特兰勃良，同齐娜并排坐着。普斯佳科夫头一个想法就是扯下勋章，或者往回走。可是勋章缀得很结实，往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了。他赶紧用右手盖住勋章，拱起背来，很别扭地向大家一鞠躬，同谁也没握手，就沉重地在空椅子上坐下，恰好坐在他的同事对面。

    仆人在普斯佳科夫面前摆下一盆汤。他用左手拿起汤匙来，然而又想起在上流社会不宜用左手吃东西，就赶紧声明已经吃过饭，不想再吃了。

    普斯佳科夫心中充满钻心的苦痛和煎熬般的烦恼：汤盆里腾起馋人的香气，清蒸鲟鱼也冒出令人异常开胃的热气。教员有心放开右手，用左手盖住勋章，可是这显得颇不方便。“天主啊，快点结束这顿饭！我要到饭馆里去大吃一顿！”他对自己说。

    他胆怯地用一只眼睛瞥一下法国人。发现对方正瞧着他，却也是极其忸怩不安，也是什么东西都没吃。两个人互相看着，越发慌张，就都低下头看自己面前的空碟子。

    “他识破了，这个混蛋！”普斯佳科夫暗想。

    吃第五道菜了，有人提议：“为在座的女士们的青春干杯！”宴席上的人乱哄哄地站起来，普斯佳科夫也站起来，用左手拿起酒杯。

    “列甫•普斯佳科夫，请您把这杯酒交给娜斯嘉！”有人递给他一杯酒。

    这令普斯佳科夫大为恐慌，他不得不使用右手了。勋章和勋章上那根被揉皱的红丝带终于见了天日！教员脸色煞白，低下头去，心虚地往同事那边瞥了一眼——法国人正在看他，眼睛里满是惊讶和疑问，嘴角却很快露出狡猾的笑意，困窘的神情也很快消失了。

    “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主人对法国人说，“请您把这瓶酒放回原处！”

特兰勃良迟疑不定地伸出右手去接那个酒瓶，于是……啊，真是时来运转！普斯佳科夫看见他的同事胸前原来也有一枚勋章，而且是安娜勋章！法国人也在捣鬼！普斯佳科夫高兴得笑起来，往椅子上一坐，浑身松了劲。如今，他再也不必遮盖斯坦尼斯拉夫勋章了！

    “啊啊……嗯……”斯皮奇金看见教员胸前的勋章，哼哼哈哈地说。

    “是啊！”普斯佳科夫说，“真是怪事，尤里·阿甫古斯托维奇！年前我们那儿呈报上去领勋章的人多么少呀！我们那儿的人那么多，可是领到的却只有您和我！这可真是怪事！”

    特兰勃良快活地频频点头，亮出他的左边衣领，那上面赫然闪着一枚安娜三级勋章。

    饭后，普斯佳科夫走遍各处房间，让那些小姐们看他的勋章。他虽然饥肠辘辘，可是心里却轻飘飘的，逍遥自在。

    “要是我早知道这样，”他嫉妒地瞧着同斯皮奇金谈论勋章的特兰勃良，心里暗想，“那我就会戴上一枚符拉季米尔勋章。唉，真没想到啊！”

    只有这个想法才使得他难过。至于其余方面，他倒是完全幸福的。

（选自《契诃夫小说全集》，朱逸森译，有删改）

【注】：安娜勋章比斯坦尼斯拉夫勋章高一等，符拉季米尔勋章比安娜勋章又高一等。

丁家斋

孙方友

    ①北下街位于陈州城西南角，南起西关大街，北至朱家街。很早的时候，北下街就是回族群居的老街，到了清朝年间，回族聚居点不断由城内的“回族巷”向西扩展，北下街一带回民不断增多，只是少了一个清真寺。清末时，居住在西大街的沙、马两家富户捐资，在路西搭了个席棚，称为“经房”，回民们开始就近在此礼拜。直到1920年，回教徒才开始集资筹建清真寺。再后来，越来越多的回民围寺而居，形成了较大的回民区。

    ②清末民国时期，西关大街的商业繁盛，也给北下街的回族同胞带来了商机。他们纷纷做起清真风味小吃，而且很快形成了气候，打出了名气。如豆沫、羊肉胡辣汤、牛骨髓油茶、绿豆糊涂、羊肉水煎包等各有特色。名气大的有盖家“宝隆铺”的小苏肉、牛肉丸子，马家烧饼，白家豆腐脑儿，丁家斋八宝莲子粥。

    ③白家豆腐脑儿配有煮熟的咸黄豆、酱胡萝卜、黄瓜丁、酱油盐卤和适量的卤汤，卤汁鲜美，豆腐软嫩，色泽明快，老少皆宜。丁家斋八宝莲子粥是用江米、薏仁米熬制而成，吃的时候，每碗现加糖莲子、糖百合、瓜条、葡萄干儿、桃仁、杏仁、瓜子仁等多种果料和白糖桂花。糯甜、味香、爽口，且又营养丰富，颇受顾客青睐。

    ④传说掌柜白福祥的嗓音非常好，他站在店前一声吆喝，顺风能传到朱家街。白家和丁家的店铺挨着，席棚相连，白福祥年过古稀，身板硬朗，还能站坛前卖豆腐脑儿。丁家的老主人丁百仟已过世，接班的少掌柜丁海是丁百仟的三儿子，进铺子当掌柜的那一年才21岁，熬粥配料已很内行。

    ⑤与白家豆腐脑儿相比，无论制作方法和配料，丁家斋的八宝莲子粥皆属“贵族粥”，就是说，是有钱人喝的。由于它配料高档，卖价也高。当时一碗豆腐脑是一文钱，而莲子粥就需十文钱。所以前来喝粥的客人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为能与“贵人吃贵物”配套，丁家的铺子也比较高档一些：八仙桌、石鼓凳、明窗亮几。“丁记八宝莲子粥”的招牌据说是当年丁海的爷爷专请名人写的，花了50两银子。与丁家相比，白家就显得寒酸：低桌子，小矮凳，而且又破又旧，油腻腻的样子。又由于所卖的是价格低廉的大众食品，前来喝豆腐脑儿的人也多是引车卖浆之流。对这种人，低桌矮凳自然也就可以了。每每开张，摆在街边处，上面搭卷棚，给人一种很临时的感觉。前来吃饭的人也多是慌里慌张的，全不像进丁家斋喝八宝粥的客人那样把吃饭当成了某种享受。

    ⑥这样，丁海就有点儿看不起白家了，觉得白家太“下里巴人”，与他们为邻总有点儿掉份儿之感。开始的时候，他还有点儿顾及父辈们的交情，每天早晨开张还时不时向白老板打声招呼，可后来就很少正眼朝白家卷棚瞧了。为能抬高自家的身价，丁海开始装修门面。他花钱将店门重漆一遍，门前的走廊间原来是砖铺地，现在换成了大理石的。店门两旁还放了两尊青田石狮，又摆了几盆时令大花盆。为与花盆对称，还在屋檐下挂了四个山东莱州的红绣球。如此一翻新，丁家斋更加“阳春白雪”，更让白家显得寒酸。

    ⑦可是，让丁海不解的是，他如此这般非但没引起白福祥的不满和嫉妒，相反他还非常高兴似的，每见到丁海就禁不住由衷地祝贺，而且能让人看得出那是一种真诚与善意的祝贺，毫无虚伪之处。这就让丁海有些犯难，丁、白两家店铺相邻，世代友睦。他原以为自己如此朝“贵族化”发展能引起白家的忌恨，然后搬迁或将店铺转让于他，那样他就可以再将铺面扩大，使丁家斋彻头彻尾变成“阳春白雪”，专赚富人们的银锥子。不想白老汉如此死脑筋，自己如此“欺负”他，他还表示由衷的祝贺，仿佛丁家的生意是他白家的一样，跟这种毫无野心的人为邻，除非辈辈平庸下去，绝不会有大的发展。

    ⑧曾有那么几天，他看白家一直无动于衷，心想你不搬我搬，可又一想，回族巷是小吃一条街，如果离开此黄金地段生意肯定会受损不说，自己花这么多钱不是白装修了。更令他不可理解的是，白家的生意非但没因他的“贵族化”而减弱，反而越来越红火，自家的生意反而不见长进，某些时段还仿佛不如以前。

    ⑨一天，他按捺不住，向“宝隆铺”的盖老板求教。盖老板开初不愿说，逼得急了才笑了笑，说：“丁老板，你别忘了，车有车路，马有马道，你赚的是贵人的钱，而白老板赚的是穷人的钱，可天下还是穷人多呀！”丁海一听，恍然大悟。自己一心想赚富人的钱，而北下街的富人就那么多，再加上北下街本来就是小吃一条街，人家真正有钱的人压根儿就不朝这里来。你把店铺打扮得再贵族化，可在人家眼里你的整条街就不够格儿！人家去的是闹区的大饭店，要的是档次。

    ⑩后来，丁海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台一高，穷人不敢进，富人不愿来。再后来，终于撑不住，就将店铺盘了出去。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接他家店铺的不是别人，而是卖豆腐脑儿的白老汉。

（选自孙方友《陈州笔记》，有删改）

隐瞒

石磊

    中午时分，忽然，一辆宝马名车停在我的铺门口，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人。这人我认识，住在我的楼上，叫尚海英。海英一进来就对我说：“老王，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好的牙多少钱？差的又是多少？”

    “海英，好的牙有五千多，也有六千多的，那差的一两百元。”我回答海英说。

    “老王，你看这样行吗？我想给我妈镶一两百元的，你当她的面说是五千多元的。”海英对我说。

    我看了看海英，非常不解地问：“海英，你家有的是钱，干吗这样做？”

    “老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已六十多岁，镶那么好的牙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海英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我知道她后面想说的是什么话。我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很不情愿地说：“好……好吧！”

    “老王，就这么说，咱们是好邻居，你可得替我隐瞒。下午，我带她来做牙模。”海英说完就走了。

    海英走了不久，住在我楼下的夏玉莹骑着一辆单车来了。玉莹笑着问我说：“王医生，我想为我妈镶一口牙。我妈这人真是的，怎么叫她，她都不来。好的牙多少钱？最差的又多少钱？”

    我看了看玉莹心想，你也和海英一样？但我转念一想，玉莹一家不容易，夫妻都是小学教师，两个儿子都在读大学。于是，我还是很和气地说：“林老师，好的有五千多元，差的有一百来元。”

    “王医生，妈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每次看到她吃东西，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帮我镶一口最好的牙给她吧，我妈很心疼钱，但你得跟她说是一百来元的，要不，她肯定不镶。”玉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

    我听到玉莹这话，内心很是感动，但故意用海英的话对她说：“林老师，你妈不都七十多岁了吗，镶那么好的干吗？说不定，镶上不几天她就……”

    玉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说这话？”

    我知道我说错了，歉意地对她说：“夏老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玉莹走时，又郑重对我说：“王医生，这事就拜托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她要是知道了，她是不会来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尚海英带着妈妈来了，夏玉莹也带着妈妈来了。尚海英的妈妈叫她尚妈妈，夏玉莹的妈妈叫她夏妈妈。因为是同一栋楼，彼此都认识。尚妈妈问夏妈妈：“大姐，你镶多少钱的牙？”

    “我……我……我……本来不想镶牙，都七十多了，还镶什么牙，可玉莹就是不肯。”夏妈妈回答说。

    “我是问你镶多少钱的？”尚妈妈又问了她一句。

    “一……一百多块的就行了，都这把年纪了。”夏妈妈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她不是钱少不好意思，是怕媳妇在他们的面前没有面子。

    “什么？一百多块的？一百多块的还不跟纸糊的一样，我的儿媳妇就给我镶五千多的！”尚妈妈颇为得意地说。

    海英有点用质问的口气，对玉莹说：“夏老师，你怎么给夏妈妈镶这种牙，你要是没钱，跟我说一声。老王，你说是不是？”

    海英的话，我装着没有听见。玉莹理了理刘海，有点尴尬地说：“将、将就一下吧。”

    我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真作假时假作真。”

    海英婆媳走了，夏妈妈却安慰儿媳说：“莹，她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家有的是钱，咱们一百元要相当她们的五十万元。”

    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对她们婆媳说什么好。我精神十分集中，想把这口牙镶好，不然，我就对不起玉莹的那份孝心。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天下着雨，我在房里休息。尚妈妈和夏妈妈到我家来跟我的妈妈聊天。聊来聊去，她们聊起了牙。尚妈妈问夏妈妈说：“大姐，你的牙好使吗？”

    “哎呀，我的牙好得很，跟年轻时的牙齿一样。”夏妈妈喜形于色地说。

    “这就怪了，你一百多块的牙那么好，我五千多元的牙却差得很。会不会给小王搞错了？”尚妈妈有点怀疑地说。

    “让我给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妈妈对尚妈妈说。

    妈妈一看到尚妈妈那口牙，就肯定地说：“错了，这牙是便宜的牙。”妈妈说完又对夏妈妈说：“你的牙，我也看一下吧。”妈妈一看到夏妈妈的牙又说：“你这口牙可是好牙，搞错了，搞错了。”

    妈妈走进我的房里，把我叫了出来，当着她们的面质问我：“她们的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搞错了？”

    我本想为她们继续隐瞒，现在看来，不说出实情不行了。于是，我只好把真相告诉她们。

    三位老人听后，都十分吃惊。

（选自2014年第3期《北京文学》）

语段一：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语段二：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将军的部队

李浩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为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他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做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0”。也许，将军本根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阴，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边的两道皱纹。

    有时将军也和我聊一些和他这支部队相关的陈年旧事。譬如一个战士特别能睡，打完一场战斗，将军一发出休息的命令，即使他站着也会马上鼾声如雷。他脚还特别臭。将军说我原本想让他当我的警卫员来着，可我受不了他的臭脚。说到这里时将军的声音很细，并且有种笑意。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他年轻了很多。

    将军还跟我说过逗蛐蛐、抓毒蛇、吃草根一类的小事，说过某某和某某的一点琐事，他很少跟我谈什么战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谈。要知道将军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要知道将军在这无数次的战争中很少失败，要知道他现在指挥的这支木牌上的部队，很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啊。

    我悄悄地留下了两块木牌，那是两块没有写字的木牌，上面画的是“0”。原来我留下的木牌是三块，那一块木牌上写的是“白马”。对我这样一个从农村里出来的孩子来说，白马让我感到亲切。不过后来我把白马给将军送了过去，我看见那匹白马从浓烟中站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一声嘶鸣，然后甩下一路嗒嗒的马蹄声笼尘而去。白马是属于将军的。

    对于将军那些木牌名字的来历，我曾经做过调查，当然这种调查是随意性的，我只是偶然地向有关的人提及，他们对我的问题都只能是摇头。似乎没人曾向将军提供过什么阵亡将士的名单，至少将军离休后没有。

    那么木牌上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是在什么时间成为了木牌，装满了整整的两个木箱？……

    倒是干休所的王参谋向我提供了一个细节。他说他见过一次将军发火，那时我还没有来到干休所。他看见将军紧紧抓住一块木牌，对着它大声说，你就是再活一次，我还得毙了你！当时王参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将军把那块木牌扔出了很远，木牌划过地板时发出了一阵很脆的声响。过了很久，将军突然对王参谋说，你把木牌给我捡回来。将军接过了木牌，用手擦了擦上面的尘土，然后小心地把它放回了那些木牌之间。王参谋说他记不太清了，他记得好像他把木牌递到将军手上时，将军的眼红红的。

    我的手指，抚摸着我一直收藏的那两块木牌。在我混乱的生活里它的位置却是一直都没变过。而现在，我抚摸着它们，感觉上它们变小了，但比以前更重了。

（有删改）

木耳

在阿勒泰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甘心遁身阴影之中，安静而绝美；当然，包括一排排半透明地立在倒木上的木耳。它们是森林里最敏感的耳朵，总会比你先听到些什么，多知道些什么。

我们在深山里的森林边上开店，也算为方圆百里的牧人提供了方便。

日子寂静，我们更为寂静地做着各种简单的事，愿望也简单。走过长长的草地，走过独木桥，到远远的泉眼边打更干净的水，回来淘米做饭。食物也简单。各自端碗，围着一碟粗糙腌制的野菜，寂静地吃。偶尔说些寂静的话。那时没有木耳，我们安心打理小店。

一天午饭后，我妈进入峡谷北边山阴面的那片黑林子。她回来得很晚，手持一根小树枝，枝梢上凝结着指头大的一小团褐色的、嫩嫩软软的小东西，像是活的、能蠕动的小动物。那就是木耳。

我们的采木耳生涯就有了第一根小线头。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像一朵朵花渐次开放，满胀在心里。为采到更多木耳，我妈出去得一天比一天早，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每当她疲惫地回到家中，无论收获如何，我都觉得她像是又离我们远了一点……

我们把木耳摊在门口晾，来买东西的牧人都会问这是什么。他们再来时，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这种东西给我们看。我妈非常高兴，大方地掏钱买了下来。

那时候，除了牧人之外，知道这山里有木耳的，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他们采摘木耳也只为给自己家里人尝尝鲜，改善改善伙食而已。

当晾干的木耳攒够六公斤时，我妈仔细分装好，一手拎一只箱子，搭一辆卡车去了山下。搭车回来时，六公斤木耳全卖了，一公斤八十块，一共四百八十块，远比我们靠小店做生意赚得多。我妈得意坏了。

虽然木耳能赚钱，但我们却说服不了更多人干这个。

那天晒木耳时，西面沟谷里的老牧民阿勒马斯骑马路过。他瞅了一眼：“这是什么？”

我们很努力地解释。

“哦，”他说，“我们那里多得很呢。”

我们大喜，报出诱人的价格。谁知老头淡淡地说：“这样的事，让孩子们玩吧。”我想起了近年发生的一则故事：一个商人到牧场收购活羊，看中了牧人家的一头大尾羊，但牧人对报价不满意，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一直折腾到天黑，商人只好留宿。结果晚宴时，牧人直接把那只大尾羊宰杀待客了。

我妈每次下山卖木耳都被抢购一空，我们就涨到了一百块钱一公斤。再后来，可可托海甚至乌鲁木齐也有人来收购。我们顺势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一公斤。

采木耳的队伍悄然扩大。才开始大家只是为近水楼台，工作之余赚个零花钱。到了后来，就开始有人专职干这个了。最壮观的是娘子军。她们都是打工者的家属，跟着男人带着孩子来到新疆。她们特别能吃苦，往往揣几个馍，腰里塞一张塑料纸，带一只天大的编织袋就敢进林子。一进去就好几天，晚上把塑料纸往结满冰霜的草窝子里一铺，裹着大衣就捱过一宿。

木耳生长的速度极快，尤其在下过雨后。但还是赶不上采摘的速度了。我妈就不断开拓新阵地。

等待我妈回家的日子里，我天天在门口遥望。那些森林，那些大幅倾斜的碧绿草坡，还有我看不到的、山的另一面的巨大峡谷，高耸的崖壁。想象那些我尚未去过的地方，是怎样在他们的脚下和眼里，因变得过于熟知而再也不能令人惊奇了。我久久张望。

那年，远在甘肃、宁夏的人也来了。木耳明显少了。

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节，木耳从两百块飙涨到三百甚至四百块。那些人大量买下木耳，他们自己肯定是吃不完的。木耳恐怕已不是用来吃了吧……外面大地方的人总是有着更灵活更繁杂的心思，木耳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的用途。

第三年，木耳的世界疯了！伴随着木耳的狂躁，同时暴发了牲畜的大规模瘟疫，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大批牛羊被活埋。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准上去。山里一片混乱，抢劫不时发生，弄得所有人都很恐慌。那一年，牧人手头都紧，商店的生意也惨淡。

来年春天，桥头爆满了，到处都有人依偎着自己破旧的行李露宿废墟。还来了个铁匠，专门给大家打制挖野货时使用的工具。似乎在一夜之间，旧马路边出现了好几家非常便宜的小饭馆和小旅店。采木耳的队伍分成几派，矛盾不断，深山里出事的传闻也就不断。

树林里堆满了以塑料制品为主的垃圾。老早以前，这里的居民产生的垃圾主要是煤灰和柴灰。更早以前，我听说煤灰和柴灰也有用。那时，万物滴水不漏地循环运行，世界一定无懈可击。

所有伴随着木耳到来的事物，在你终于感觉到它的到来时，已经强大到不可回避了。

又一个春天，来买木耳的人据说开价到了五百块钱一公斤。

但是，就在那年——木耳出现后的第五年或第六年——再也没有木耳了。

是的，木耳没有了，我们加以它的沉重愿望也没有了。总有一天，它的这场“没有”也会让人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那天我一个人进山，看到前面有人，那是我妈，她还在找。她手边有一朵木耳，那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朵。但是她没有发现。我呆呆站在那里，没有出声。

（取材于李娟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