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最大规模的射电望远镜

    为了争取国际最大规模的射电望远镜合作计划来华，中国正在贵州省“筑巢引凤”，建设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中国2007年批准立项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日前已经在贵州省开始基建，项目总投资6.27亿元，建设期5年半，预计2014年开光。FAST建成后，不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天文望远镜，并将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探测遥远的“地外文明”

    这座巨大的望远镜外形与卫星天线相似，单口径500米，犹如一只巨大的“天眼”，将探测遥远、神秘的“地外文明”。千百年来人类大多是通过可见光波段观测宇宙。事实上，天体的辐射覆盖整个电磁波段，而可见光只是其中人类可以感知的一部分。该射电望远镜可以用来监听外太空的宇宙射电波，其中包括可能来自其他智能生命的“人工电波”；在电力充足的条件下，这只巨大的“天眼”还能发送电波信号，几万光年远的“外星朋友”将有可能收到来自中国的问候。

    可寻找第一代诞生的天体

    据FAST工程办公室研究人员介绍，项目建成后，它将使中国的天文观测能力延伸到宇宙边缘，可以观测暗物质和暗能量，寻找第一代天体。其能用一年时间发现数千颗脉冲星，研究极端状态下的物质结构与物理规律。而且无需依赖模型精确测定黑洞质量就可以有希望发现奇异星和夸克星物质；可以通过精确测定脉冲星到达时间来检测引力波；还可能发现高红移的巨脉泽星系，实现银河系外第一个甲醇超脉泽的观测突破。

用于太空天气预报

    FAST还将把中国空间测控能力由地球同步轨道延伸至太阳系外缘，将深空通讯数据下行速率提高100倍。脉冲星到达时间测量精度由目前的120纳秒提高至30纳秒，成为国际上最精确的脉冲星计时阵，为自主导航这一前瞻性研究制作脉冲星钟。同时，可以进行高分辨率微波巡视，以1Hz的分辨率诊断识别微弱的空间讯号，作为被动战略雷达为国家安全服务。还可跟踪探测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服务于太空天气预报。

带动中国制造技术发展

    FAST研究涉及了众多高科技领域，如天线制造、高精度定位与测量、高品质无线电接收机、传感器网络及智能信息处理、超宽带信息传输、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等。FAST关键技术成果可应用于诸多相关领域，如大尺度结构工程、公里范围高精度动态测量、大型工业机器人研制以及多波束雷达装置等。FAST的建设经验将对中国制造技术向信息化、极限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产生影响。2015年12月16日，正在贵州省平塘县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目前正在进行反射面面板安装，边长约11米的三角形面板安装已经完成2059块，完成比例达46%。FAST的反射面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用于反射无线电波、供馈源接收机接收，是FAST工程的主线，预计将于2016年4月安装完毕。

    材料一

以中国智慧凝心，为世界发展聚力。2013年后，“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应邀与会，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说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愿意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论坛形成了包括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成果清单。截至日前，首届高峰论坛达成的具体成果落实率达到100%。

当前，在沿线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在各方的努力和推动下，“一带一路”这条机遇之路将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畅。

（摘编自《朋友多了路好走：“一带一路”，越走越宽》，光明网2019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该倡议的多数评价较理性正面，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负面性评价，比如“环境破坏论”等。

破坏环境论主打“生态牌”，攻击“中国将高污染的过剩产能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攻击“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采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水电项目造成当地生态资源环境破坏，使沿线国家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其突出特点是高举“环保牌”，以“绿色”为幌子，占领道德制高点。

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政府都将“绿色”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积极遵守《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逐渐从国际绿色责任和绿色标准的追随者成为引领者。

（摘编自《债务陷阱?分裂欧洲?破坏环境?有关“一带一路”评论的谬误》，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会上，与会嘉宾从能源、金融、人文等角度为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建言献策。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国，中国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成就显著。中国企业更多地“走出去”，中国“绿色方案”也被“随身携带”。“中国多个进出口商会针对对外投资建立社会责任指标，如中国推行钴矿开发环保标准，确保矿业活动在国内外的可持续性。”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认为，该举措能促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让“一带一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与会代表认为，绿色“一带一路”和旨在各国努力消除贫穷、实现平等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清晰，但实现步骤仍需集纳各方智慧，攻克难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能源，“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也在于能源。如何化挑战为机遇?“据世界银行预测，仅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若2030年前要实现低碳能源的转型，每年需额外投资约为800亿美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如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可在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方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周国梅说。

“‘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议程都很振奋人心，但若无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化，目标只能是美好愿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与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对推动生态文明的根本性问题做了解读。“2030年议程中的17个目标没有一个是陌生的，但为何没有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发展模式。”该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文化、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和新发展理念正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正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根本之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文霭洁表示，该部门将发挥桥梁作用，将中国的资源、技术对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生态文明理念带去。

（摘编自张斐晔李盛明《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光明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四：

2018年11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牵头发起《“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得到多家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支持，该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的全球金融机构和企业在自愿基础上采纳和实施。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绿金委负责人说，据估计，到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建筑物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其间若能更多考虑绿色和可持续因素，将有效缓解全球面临的气候变化压力。另一方面，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较粗放，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要依靠强有力的环境治理措施，还须采用绿色金融手段，从投融资前端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严控污染性和高碳投资。”这位负责人说。

（摘编自《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推动绿色投资》，中国青年网2019年4月13日）

材料一：

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作家地域意识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兴起。文学书写中的地域流派意识在宋元以前尚不明朗。明代以降，地域文学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传统与典范的意义逐渐开始凸显。在某种程度上，明代中后期乃至明清一代的文学史，实可视作由中央与地方文学集团连缀而成。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虽僻邑深乡，千百为群，缔盟立社无虚地”(张履祥《言行见闻录一》)，而知识人的“在地化”则是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

就人员构成而言，文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多为“在地”知识人。一方面，这些文学社团以本地人员为构成主体；另一方面，其成员具有高度的地域认同感。社团的称谓如“云间三子”“太仓十子”“江左三大家”等，亦体现出“在地”知识人明确的地域追求。在结社宗旨上，他们往往存在基于地域认同而产生的争胜心理，如吴伟业对“太仓十子”的推举，便具有同“虞山派”“云间派”争胜的意味。参与主体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传统的清晰感知与主动认同，是地域文学社团大量涌现的基础；而文社需要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中展开，地方性知识与经典则是地域文社形成的起点，正所谓“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吴伟业《太仓十子诗序》)。晚明时期，士人“群萃而州处”，强化了其与所居之地的空间及情感联系。伴随知识人的“在地化”而形成的地域认同感，是江南文社形成的情感根基。

此外，地域文社的形成和持续发展对活动场域、经济支撑以及参与主体的稳定性亦有相应的要求。明代以降，教育的平民化促使“在地”的下层知识人群体不断扩大。明清之际，江南文社的发起者多为具有地域影响力的知识人，参与者则以当地科举不遇的诸生以及下层知识人为主体。知识人的“在地化”意味着其立足于特定的生存空间，且具有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能够为组织集社提供时间与人员上的可能。而“在地”的世家大族则成为文社发展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家族能够为社事的展开提供活动场域，如无锡秦氏的寄畅园“构列二十景”，亦是江南文人集社之所；另一方面，家族的经济支持同样是文社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摘编自安家琪《明末清初地域文学的繁荣与知识人的“在地化”》)

材料二：

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有助于作家间的交流沟通。地域这个相对封闭的自足物也渐渐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南北文学风格地域性的差异在隐隐地、潜潜地消融着。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胡小石在论李杜诗歌时又进一步阐释：“自交通便利，政治统一后，以地理作为区分是靠不住的。”可见，随着交通的发展，南北文学史就是处在不断交融、互动互渗的过程中向前演进的历史。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有很多作家的祖先已南北迁移多次，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难说清其究竟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如唐朝初年标举“建安风骨”的陈子昂。而有些作家由于其自身的经历、爱好、兴趣的不同，其作品风格的地域性也呈现暧昧状态，如南朝庾信，其南北兼融的文风，使其在文学史上成为一颗璀璨之星。大文学家司马迁虽为北方人，但其一生多游历于南方的湖光水色之间，所以其作品恢宏气势间也呈现出纤柔婉丽之气。

自大唐帝国统一以来，南北文学在消融中互补共存，使各自的文学更充满活力和生机。南方文风的理想浪漫加上北方文风的刚健质朴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学特有的宽厚柔媚相统一的特色。

然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也就是说风格地域性的消融与缩小并没有出现绝对状态。实际上，风格地域性的形成也并非只是交通因素使然，其中气候、自然地貌、传统文化等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是相对恒久而稳定的因素。这样看来，文学风格地域性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有了缩减，而在某种程度上、某种层面上由于互动而产生了新质，并使之更为强化。从六朝开始，正统的文人们多有崇北抑南的倾向，在思想上推崇刚健的文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说：“汉魏西晋皆北方之诗，盛唐之时，称作家都大抵为秦晋人也。”起码在文风上，这些盛唐大家多与北方文学精神相契合。这种崇北抑南的文学倾向的出现，既体现着创作者与评论者主观上的情感倾斜，同时也说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六朝以来的南方文学已走向轻浮颓靡的状态。所以，崇北抑南局面的出现实质上就是北方文学以其粗犷刚劲的文风对南方文学及时地起着纠弊与鼓舞的作用。

(摘编自白雪《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

材料一：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钱锺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价值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一，发表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吴娥川主人《生花梦》第一回中说：（小说）“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合理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度”。《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

其二，品评作家作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太腐”“太俗”“太杂”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

其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顾炎武亦称明代士子除八股外，“他书一切不观”，北人能诗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

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结合的，《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儒林外史》蘧太守和鲁编修的文学观念截然相反。蘧太守教蘧公孙作诗要“吟咏性情”。而鲁编修则从小教女儿做八股，鲁小姐每日涵玩，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这样，就为后来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根。明末清初的很多小说都提出诗贵性情，虽是老生常谈，但置于当时的语境中，具有挑战八股和理学的进步意义。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万晴川《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材料二：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的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构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闲着无事，到城里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诧异。回到房中，打开书筐，随手取本书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诗选》，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省城里忙，未得细看，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趁今天无事，何妨仔细看他一遍？原来是二十卷书：头两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体诗，十五至十七是杂言，十八是乐章，十九是歌谣，卷二十是杂著。再把那细目翻来看看，见新体里选了谢朓二十八首，沈约十四首；古体里选了谢朓五十四首，沈约三十六首，心里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与那十二卷同取出来对着看看，实看不出新体古体的分别处来。心里又想：“这诗是王壬秋闿运选的，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既而又想：“沈归愚选的《古诗源》，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是大病；王渔洋《古诗选》，亦不能有当人意；算来还是张翰风的《古诗录》差强人意。莫管他怎样呢，且把古人的吟咏消遣闲愁罢了。”

（摘编自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二回）

材料一：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简言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述殷商世系的可信度，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情势有关。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顾颉刚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认为古史是后人不断构造出来的。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有鉴于此，王国维希望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王氏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中华文明的信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方法。但学界中也有异议。李幼蒸对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论断提出批评： “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其实王氏此话是有个人的偏向的。他提出二重证据法，是为了“古史新证”，用证古抗衡疑古。王氏的“否定”是指“抹杀”，他曾说：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氏的意思是：不能证伪，则不能被疑古派否定或抹杀。因为疑古派对于古书古史的态度多是存疑、否定或认为晚作，抹杀了很多。王氏的理想是相信“容有可证明之日”。

(摘编自李锐《“二重证据法”界定及规则探析》)

材料二：

顾颉刚的层累说强调古史中包含后人的虚构、想象甚至是编造。王国维也意识到传世文献关于古史的记载不可一概而论，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不过，相较于层累说关注对“非信史”的“破”和“疑”，王氏则强调在“破”和“疑”的基础上，还应有对信史的“立”和“信”：既要清理古史记载中的缘饰附会之成分，还要证明其确实性之原型。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取未经后人篡改、相对可信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去伪存真，这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既可证明，也可辨伪，具有“疑”与“信”、“破”与“立”两方面的功用。不过，出于对当时学界疑古风气的拨正，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局限在“证明”或“立”与“信”上，而对补正或证伪则基本没有涉及或重视不够。

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太超越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首先，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指向一致时，前者作为证据证明后者。出土文献一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同时又有相对确定的考古年代，故其作为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当传世文献存在错讹、附会或后人篡改的情况时，出土文献证明其有伪或不可靠，王国维称之为“纠正”，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此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缺失、遗漏，出土文献对其作出补充。

人们往往认为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是对立的，疑古派的最终“破产”是大量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结果。但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情况，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而应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阔应用范围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

(摘编自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材料三：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者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可能有“伪”。这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文本，均包含着撰述者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未必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间的关系。杜勇说：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只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较好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也许我们将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文本才更合理。

(摘编自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