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多人人生的过程、诸多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毫无疑问是文学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人生，哪有文学。

    另一方面，文学与人生，可以缩小到文学对每一个人生命的影响，或者说文学对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潜在的文学读者。有人说了，在农村里面有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是不是读者呢？我想他们尽管没有能力拿着一本有文字的书来读，但是他们依然有别的办法来接触到文学，他们可以用耳朵听。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读者，只不过读书的方法有区别。文学肯定会影响人，我们看很多人物的传记，其中写到某人看到某书以后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想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戏剧化的、变革性的影响，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判断一个事物未来的发展方向，都需要借助我们头脑中许多理论观念。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除了父母、老师的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就来源于阅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确实感觉到手下的笔重若千斤，通过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对人生最宝贵的体验写进去，对个性化的体验也写进去。而且在写的过程中，对人性当中善的方面、恶的方面，尽可能的给予全面的呈现。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才会充满典型性的特点。只有这样真实的人物，才能够让人们受到感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才能够对人的生活有所启发。

    （选自莫言在“中法诺奖得主对话”中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一：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以来，北斗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如今，北斗系统闪耀浩瀚星空，织就天网，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我们形成了涵盖上游基础产品、中游终端、下游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的北斗完整产业链。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智慧”。

    北斗交通应用。600余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建成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让交通监管部门有迹可循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危险驾驶、疲劳驾驶。据统计，有了北斗之后，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同时，国内有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的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北斗渔业应用。7万余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北斗成为“海上保护神”，渔民说：“一拜妈祖，二拜北斗”。定位与短报文通信功能发挥突出作用，累计救助1万余人。

    四点五万台北斗减灾终端得以推广，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未来，北斗系统将持续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多的应用形式将被创造，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与生活。

    (摘编自2019年09月30日北斗网《波澜壮阔七十载，经天纬地铸北斗》）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北斗相关合作机制，举办北斗亚太行、北斗东盟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加强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建设北斗系统海外中心，推动北斗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落地应用。同时，为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我国还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捐赠了北斗系统有关设备，用以监测和评估相应地区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共同推动兼容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应用服务亚太地区。以上这些合作，都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北斗创造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努力，推动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201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材料一：

8848.86米——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12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尼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珠峰是中尼两国的界峰，此次宣布的8848.86米，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这是中尼两国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开展扎实工作最终确定的。几十年来，中尼不仅实现登山队员联合登顶，还在珠峰环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友谊在珠峰见证下结出累累硕果。

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地球之巅的消息传来，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次珠峰登顶和高程测量，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始终无人能够攻克。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那次攀登，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一次担负特殊使命的国家任务。“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有力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摘编自新华社2020年12月9日《中尼元首共同宣布珠峰“身高”有何深意？》）

材料二：

人类对珠峰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是1852年，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共同完成。1958-1960年，我国测量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高程，并开展天文测量，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1975年，我国首次将3米觇标竖立在珠峰山顶，提高了测量的瞄准精度，这是人类首次对珠峰的精密测量，获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之后，我国对珠峰高程又进行了四次测定。2020年4月30日，中国宣布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5月27日，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提供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结束国际上珠峰高程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青藏高原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而一直处在隆升状态，垂直形变约5.3毫米／年。定期对珠峰开展观测，将不同期次的高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是分析该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及形变速度、开展地球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距离2005年最近一次测量已经过去15年。15年来珠峰地区构造运动活跃，尤其是2005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3级地震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地震，都对青藏高原及珠峰地区地壳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重新测定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地区地壳构造、运动规律。全球气候变化也对珠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该地区开展高精度测量，既可为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冰川、地质、水文等研究提供定量依据，也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分析提供科学支持。

（摘编自柳建乔《珠峰测量工作综述》）

材料三：

珠峰高程的确定需要外业进行登山测量并完成珠峰区域数字的传输和内业的测量数据处理等多方面合作。珠峰测高，测算出来的结果，有测也有算。数据处理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算。此次的珠峰水准测量，从日喀则国家一等水准点向珠峰脚下布测了数条水准线路，并且首次将国家高程基准传递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而且在本次测量过程中，人类首次实现了实测珠峰峰顶重力值，还采航空重力测量，连片测量了人类无法涉足区域的重力值。正因如此，这次数据处理中心收集了珠峰及邻近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最新地形数据，总量达1.44亿条之多，远远超过2005年。

本次测量，将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的计算，获取了更长观测时间、更多卫星观测数量的观测数据北斗与GPS数据融合，获取了峰顶雪面精度±0.9cm 大地高成果，与2005年成果相比，精度提高了2.1cm.而且，本次珠峰测量过程中，还首次将5G和北斗结合。

（摘编自2020年12月8日澎湃新闻《探秘珠峰测算背后的数据基地》）

材料一：

如果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就会去观察一大堆白色天鹅；当你看到无数天鹅都是白色的，会觉得这个假说似乎很合理。从“我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推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方式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则是跟归纳法很不一样的逻辑论证：如果前提是真的，结论便必定为真。举个例子，“所有人终究会死”与“苏格拉底是人”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都为真，据此得到的结论“苏格拉底终完会死”是合理的。演绎法是“从一般推出特殊”，而归纳法则是“从特殊推出一般”，从一组观察资料来论证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归纳法的问题在于：就算你进行再多观察，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你的普遍化主张。例如：正巧有一只黑天鹅出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会被证伪。

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相信，做科研就是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如果像他们一样认为科学进步是靠着归纳法，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归纳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科学怎么能以如此不可靠的推论方式为基础呢？波普尔则干净利落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科学不是靠归纳。科学家是从一个假说起步，即依据现有的资料来猜测现实的本质，警如“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科学家的下一步是去找到办法来测试假说。在上面的例子中，便要去找一大堆不同种类的气体来加热。但测试并不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假说，而是观察这个假说能否经得起种种证伪的尝试。只要有一种气体被加热的时候没有膨胀，就足以破坏“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的假说。如果通过一个反例驳斥了一个假说，那么就会带来一点新知：知道那个假说不是真的。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家从错误中学习。观察到一大堆加热时确实会膨胀的气体，不会带给我们知识，或许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假说多一点信心。但一个反例就真的能教会我们一些事情。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假说的关键特征是必须有“可证伪性”，这也是它与“假科学”的差异所在。一个科学假说是你有机会证伪的东西，它做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证明为误。如果我说“有个无法侦测到的隐形小仙子使鲜花盛开”，那么没有一种观察能够证明我的说法有误。如果小仙子是隐形的，又不留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证伪他们存在的主张。它没有“可证伪性”，所以根本不是一句科学陈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为假。检验一个理论就意味着要看看它是否能被证明为假。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先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推测出发，然后会试着用一连串的实验或观察来削弱这个猜测。科学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但并不证明任何事情为真；它只是不断证伪来抛弃错误的观点，对原假说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科学家特别喜欢波普尔将科学研究描述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觉得波普尔了解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研究。 

（摘编自奈杰尔·沃伯顿《从错误中学习》，吴妍仪译）

材料二：

波普尔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为此提出“逼真度”和“可否证度”两个概念。“逼真度”指的是一个理论接近客观真理的程度。“可否证度”则指一个理论陈述的对象的普遍程度，涵盖的对象越普遍，就越容易被证伪，可否证度就越高。一个“可否证度”高的理论，还需要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来判定其好坏，波普尔称之为“确认”。“确认”是指一种假说暂时能经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而未被证伪推翻。一个理论如果“可否证度”很高又能够被不断被“确认”，那么它就有着更高的“逼真度”。

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证实”是早期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证实”即“确证”。早期归纳主义主张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证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全称命题）。后期归纳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对此观点进行修改完善。他们认为，“证实”并不意味着从基于个别事实的单称命题推出全称命题，而是通过一个个单称命题证实的积累，不断地趋近于对全称命题的“确证”，目的是通过既有证据的不断“确证”、积累而逐渐趋近于科学真理。在引入了“逼真度”和“可否证度”等概念之后，证伪主义实际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证伪主义将“证伪”作为趋近于科学真理的必经过程，证伪的思想中蕴含着“证实”倾向。不过，它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证伪”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革命”，这是渐进积累式的归纳主义所做不到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证实”和“证伪”对立起来。事实上，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一种理论的发展，既需要证伪，也需要证实。证伪注重对旧假说的淘汰，有助于新假说的提出；在证伪后对新假说进行证实，同祥重要。只有新假说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才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科学发展。

（摘编自林艳、雷嘉棋《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

材料一：

自从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中国古史学界困绕着黄帝事迹是“种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这一问题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就是认为黄帝本为天神。而后有一个被历史化的过程。持此观点的古史辩派学者使用的关键词是“神话”和“历史”，并录及“传说”。

按照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传说是以口传为特征的一种故事，它的内容包括神话和历史。神话是否可以为古史研究采用，取决于其是否包含史实。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在文宇记录没有产生以前(口传时代).传说是神话和历史的属概念。同时，古史将派学者认为有些神话中有历史真实。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文本时代)，传说中的部分神话、历史内容开始转化为文本。这一时期，由于新的历史记录大多以文本的形式直接产生，文字使用者还有可能直接创造新的神话。这时侯，传说和历史、神话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所谓“历史的神话化”，就是认为量帝传说有历史的根基，甚后进入神活。这是历空与神语互渗的结果。从持此观点的学者一方来看，抗评古文拼派阵营使用的关键词则是“传说”和“历文”，而录及“神话”，代表作品是徐旭生的《中国古文的传说时代》。

在徐旭生著作中，与古史辩派相比，“历史”的用法无别，“神话”的用法咯有区别，“传说”的用法则差别极大。就内涵而言，神话不含合文实成分，传说时往往合有史尖成分。这一阵营，更多的站在西方“传说”的传统上。从概念关系来看，西方文献的传说与神话、历史是并列关系，徐氏基于这种关系把这三个概念引中为了“进化论式”的历史分期概念(如下图)，试图以此证明古史辨派的观点块乏科学性。

“传说”这一概念，折射着东西文化的碰拉。从语源来看，徐旭生使用的“传说”对应着英语的legend，在西方文献中，legend多用于讲述英堆的不凡才能，它的含义与今天我们说的“传奇”“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相近。然而，汉语文献固有的“传说”一词若要泽作英文，其译称则国语境差异而藏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用汉语“传说”来翻译legead时，也势必会陷入内涵难以“等价”转换的困境，这种窘况即翻译界所称的“不可通约性”。当徐氏成为史学界批评古史排派疑古候向的旗帜性人物时，学者们如呆不能站在中西文化碰捡的高度指出徐氏著作中的问题，便难免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要同时解决“黄帝是人是神”的问题和神话学在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关键就在于重新确定神话、传说和历史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基本采用古史辨派学者处理神话、传说、历史这三个概念关系的方法，同时吸纳徐旭生对传说概念的处理，以上两个问题便有望初步得到解决。总之，近代史上的这场“黄帝人神之争”，无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存在多少瑕疵，我们都应该向这些在黑夜中摸索的前辈致以敬意。

(摘编自郭放《黑夜中的探索：近代学术史上的“黄帝人神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

材料二：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青铜神像、神树以及黄金制品等，考古人员测定出六个祭祀坑的残十四考古学年代数据均集中于距今3200—3000年间。这些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冲击。然而，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

长期以来，对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主张，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有学者认为，疑古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冲破以儒家经典为“正统”的封建思想的罗网、提侣科学与民主、重建古史均起到了推动作用。自顾颉刚发起古史大讨论后，再也没有人糊里糊涂地将“盘古氏，开天地”的传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但“古史辨派”早期代表人物胡适1921年提出“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对此，李学勤先生早已提出过批评，认为其“怀疑过度"，如此一来，“过去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缩短了一半，以上部分统统成了空白”。

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建古史过程中，应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古代口头或书本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寻求可能存在的原初“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因为无论是考古实物，还是古文传说，前者虽然真实、客观，但却只是历史零散的局部、片段甚至点滴：后者虽然貌似全面、周到，却是真伪杂陈的。

事实上，自1928年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般本纪》所记商代帝王世系的高度契合，便已经以确切的证据印证了殷墟为商代晚期都芭，证明《交记》等文献记最的晚商史可为信史，也显示出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遣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曾留下不少有关“古写”的传说和记载，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木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朋”的朴素内活，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脱相互对应、进行比较。因此，我们赞同当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当中所主张的观点：“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这些“质素”与“核心”，从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注】①属概念：亦称“上位概念”，与种概念(下位概念)相对，属概念包含种概个。

材料一：

明清以降，随着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人关于月球的叙事亦随之一变。现代物理学知识的传播，令人们渐渐知晓月球是人类难以抵达之地。192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外火箭理论的发展和实验的纷纷展开，中国人对于火箭实验也有了自己的兴趣，除了介绍西方科学家的旅月理论外，一些国人更自觉阐述其有关构想。1929年，刘开坤在《中国工程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火箭机游月球之理想》一文，可称此种思想之代表。在刘开坤看来，德国初造火车轨道、爱迪生发明留声机等最早都曾受到过世人的质疑，但它们最终都实现了，因此火箭登月的实验决不应停止。他说以往自己与亲朋好友“茶余酒后，尝作空谈，每有往游月球之梦想，谓吾人伏在炮弹上，不难一射而抵月球也”，如今这样的“玄谈”，“以科学之理想，已证实其或可能成功”。针对世人关于登月的种种疑问，作者均一一作出回复，他认为月球上虽没有空气，但是人类却可以仿照潜水服，“背负着气袋，则不患无新鲜空气”。至于冷热转换人类难以适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制造一种器具，令其寒冷不至悬殊”。同时，人类登上月球后，还可以利用月球上的太阳光，“借光学各种镜片收光之理，而设日力电厂”。至于如何能到达月球，首先需要找到一种高速行驶的方法，只有速度快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突破地心引力的约束。刘开坤甚至还设计出了地月飞行的轨道图（图1），认定唯一可行的交通工具只有火箭（图2）。若以“后见之明”来看，刘氏的一些设想，正是后来探月的发展方向。

图1刘开坤所绘飞行轨道图                                图2 刘开坤所绘火箭

（摘编自李世鹏《“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中航天器的命名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嫦娥六号只是其中之一，在月球上还有很多带有中国元素的地名。

“广寒宫”“天河”“织女”“泰山”“华山”……这些独具中国韵味的元素，以月球地理实体命名的形式标记着月球上的山脉、盆地、环形坑等。目前，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名共35个，其中，包括3个着陆点、22个环形坑、2条月溪、5个卫星坑和3条山脉。

给月球上的地理实体命名，不仅是起一个名字那么简单。月球地理实体命名与探测成果、科研水平和国际贡献相关，比如具备原始探测数据是取得月球地理实体命名权的基本条件。

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申请获批了“毕昇”“蔡伦”和“张钰哲”三个环形坑的命名。嫦娥三号取得成果后，着陆区包含“广寒宫”在内的4个月球地理实体命名被正式批准。嫦娥四号任务，月球背面的着陆区“天河基地”和“天津、河鼓、织女、泰山”等名字被批准。嫦娥五号任务，“天船基地”等8个月球地理实体被命名。

（摘编自2024年1月10日央视网相关报道）

材料三：

8月29日，在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与阿里云联合发布国际首个“月球科学多模态专业大模型”（以下简称“月球专业大模型”）。该大模型以视觉、多模态及自然语言等通义系列模型为基模，结合RAG 检索增强等技术，在阿里云百炼专属版平台进行微调及训练，目前最佳落地场景为月球撞击坑识别。

撞击坑的大小、深浅、形状等特征是研究月球地质演化的重要依据。据统计，目前月球上直径一公里以上的月球撞击坑数量已超100万个，直径一公里以下的撞击坑数量还无法确定。如果完全依赖人工，识别所有月球撞击坑几乎无法实现，大模型的应用将极大提升这项工作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忠介绍，在月球撞击坑年代和形态识别上，月球专业大模型的准确率已达到80%以上。

研究人员只需输入月球撞击坑的图像和相关问题，大模型即可调用通义视觉、多模态模型，从光谱、高程、重力等17种多模态数据中判定该图像对应的模态类型；通过检索知识库、调用通义语言模型，月球专业大模型可回答该撞击坑的形态、大小、年代等相关问题，并给出推理过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准确把握，大模型不仅可以对撞击坑进行分类，还可以解决一些目前仍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刘建忠说。

“人工智能正在为月球和行星科学的科研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表示，随着人类深空探测活动的快速推进，探测数据呈井喷式增长，科学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在数据管理方面，我国已经取得先发优势；在数据应用方面，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月球专业大模型将大大加速海量数据的处理，帮助科研工作者挖掘新的科学发现。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4年8月30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