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的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外，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微信等平台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摘编自2017年4月5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二：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摘编自2017年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三：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2017年4月26日《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

材料一：

    2019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作为团队代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了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证书。以梅宏团队为研究主力，北京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研发的“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改变了传统“白盒”互操作技术思路，提出颠覆式的数据互操作技术途径—“黑盒”思路，通过揭示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计算反射机理，发明了通过系统客户端外部监测与控制实现业务数据和功能高效互操作的整套技术及平台，突破了信息孤岛业务数据和功能与第三方系统高效互操作这一制约大数据价值链上下游的“卡脖子”技术，使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事实上，对于互操作的研究已开展多年。传统互操作技术采用“白盒”思路，需要在全面了解信息孤岛内部实现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用修地铁挖隧道打比方，“白盒”思路是把地铁沿线道路全部“打开”，做“明挖”，效率低、成本高、风险难控。因此，各国科学家一直在寻求互操作技术的突破。

    梅宏和同事黄昰教授、张颖副研究员、刘譞哲副教授、郭耀教授、熊英飞副教授组成的核心研究团队，基于十余年系统软件研究，发现了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云—端融合特性的反射回路，发明了“云—端融合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科研团队颠覆传统“白盒”路线，将信息系统视为“黑盒”，通过对系统客户端的外部监测与控制来实现系统业务数据和功能的高效互操作，消除了系统源码、数据库表、后台权限、原开发团队等“白盒”依赖，从而将信息孤岛开放效率平均提升两个数量级。类比挖隧道用盾构机来替换传统开路挖地一样，这项“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就像盾构机，在获得用户授权后，就可以构造出连通不同系统的数据管道。如同水在水管、燃气在燃气管流动一样，各个系统的数据就在这些对应的数据管道中有序流动，实现了高效的互操作。

    1992年，梅宏来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杨芙清院士进行博士后研究。2007年，依托北京大学建设的“高可信软件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建立，梅宏担任实验室主任。在实验室成立的第二年，他带领的团队便以“新型构件化应用服务器PKUAS的研发”荣获200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011年，实验室在教育部评估中被评为信息科学领域优秀重点实验室。

（摘编自柴葳《“黑盒式”互操作技术连接信息孤岛——访201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梅宏团队》）

材料二：黑盒式互操作技术原理

（信息来源：科技部）

【注】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神经系统的主体部分。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全身各处传来的信息，经它整合加工后成为协调的运动性输出，或者存储在中枢神经系统内成为学习、记忆的神经基础。

材料三：

    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企业必须发挥主体作用，以产业需求引领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通科技成果精化“最后一公里”。以“云—端融合系统的资源反射机制及高效互操作技术”的研究项目为例，打破信息孤岛是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大需求，因特睿团队将北大的这一基础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能力，他们共同研发的“燕云”技术及产品，累计打破数千个制约“互联网十政务”发展的信息孤岛，成为支撑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一项共性关键技术。

    这几年，我国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取得了很大成效，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也有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围绕“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的主线，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机制，不断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激发创新这个发展新引擎的最大驱动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摘编自余建斌《健全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要有“龙头”牵引，要有“先手棋”意识》）

    材料一：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材料二：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三：

    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瑞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材料四：

    记者就教育部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采访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记者：《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

    雷朝滋：高层次人才培养要不断加强。

    ①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②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③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课程建设，特别是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主干课程的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

    ④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

    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记者采访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技巧在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排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排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炫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诗人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冥合，往往能创作出含意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来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可以说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