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黄

孙万友

    牛黄，中药名，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性凉，味甘苦。功能清热、解毒、定惊。牛黄分多种，有葡萄黄、米碜黄、鸡心黄。最宝贵的为“人头黄”，黄大如人头，价值昂贵。疯癫如狂的患者沏上一杯牛黄茶灌了，当即就可清醒。“人头黄”为稀世珍宝，一般人极少见到。

    陈州解三，就曾得到一颗“人头黄”。

    解三以宰牛为生，也靠牛黄发财。平常买牛，多买瘦牛。牛胆结石，是永远吃不肥的。有一日，解三购得一头老牛，剥开一看，脏内如黄花盛开，解三第一次目睹“人头黄”，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禁失声叫道：“人头黄！”

    不料隔墙有耳，被邻家夏二听了去。夏家与解家只一墙之隔，墙上爬满丝瓜秧。夏二搬梯爬墙，把脸匿在丝瓜秧里，一下子看了个清楚。

    夏二是个皮货商，往常解三晾晒的牛皮牛鞭，多由他购去再到南阳倒卖。夏二自然知道“人头黄”的价值，回到屋里，怔怔然许久，决定要盗得解三的人头黄。

    半夜时分，夏二登梯爬上墙头，用系牢的绳索溜到解家院里。他先静耳听了听动静，然后用尖刀拨门。不料门没栓，他深感不妙，心想可能解三有防，便急忙藏了尖刀，匆匆顺原路而回，躺在床上，心中还在“扑腾”。他很是懊悔自己见财眼开干了愚事，为此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直到黎明前才迷糊过去。不料刚想沉睡，突然听得解三来借梯子。

    夏二一听借梯子，大惊失色，心想这解三大概是故意来试探虚实！更可悔的是昨夜只顾害怕，竟忘记把梯子从墙边挪开！为不让解三看出破绽，他急忙披衣穿鞋，想把解三稳在屋里，然后悄悄把梯子挪开，以除解三的疑心。不料他还未下床，却被解三拦住了，说：“二哥你睡你睡！进门时我就看到了梯子，在墙上搭着呢！”

    夏二一听此言，如傻了一般，直等解三走了，他还未醒过神来。这一天，夏二如得了重病，心郁如铅，脑际里全是解三的影子。那墙上被绳索勒的痕迹他是否看到了……一连几天，这等问题在夏二脑子里来回翻腾，吃不香睡不宁，双目开始痴呆，偶尔还自言自语，时间一长，夏二失去了理智，开始在满街疯跑。

    夏家人很着急，以为夏二患了什么邪症，又求神又烧香，均不济事，最后请来了一名老郎中。老郎中进门并不急于给夏二看病，而细心观察。几天过后，他才对夏家人说：“你们当家的病是心疾所至，一般药物只能顾表而不能治里，眼下只能用人头黄可以根除！只是这人头黄为稀世珍物，一般药店是买不到的！”

    不想在一旁自言自语的夏二一听到“人头黄”三字，突然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接道：“解三家有人头黄！解三家有人头黄……”

    夏二的妻子为治夫疾，就以试探的心理去解家求要人头黄。谁知解三一听脸色惧白，连连地说：“我没有人头黄！我没有人头黄……”

    夏妻失望而归，对老郎中说：“解三说他没有人头黄！”夏二一听怔然如痴，许久了，突然倒头睡去。夏二一睡三天三夜，像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竟奇迹般地好了。

    可是，没过几日，解三竟也疯了，而且比夏二疯得还厉害，到处嚎叫：“我没有人头黄!我没有人头黄……”

    解家人急忙请来那老郎中给解三瞧病，老郎中望着解三，让人请来夏二，暗地安排了一番，然后让夏二对解三说：“你没有人头黄！”

    不料解三一听此言，更是惊恐，“忽”地挣脱了老郎中的手，边跑边喊：“我不是不给夏二治病，我压根儿就没人头黄呀！”

    老郎中望着疯跑的解三，痛苦地摇摇头，对解家人说：“解师傅的病没救了，没救了！”

    夏二觉得很惋惜，想想自己的所为，很是有点儿后怕！

    几年以后，解三被冻死野外。解三死后，其子承父业，数年后翻盖新房，扒旧屋的时候，扒出了那个人头黄。解三之子只认得一般牛黄，却不认得人头黄为何物，便求夏二指教。夏二望着那人头黄，面色冰冷，许久了才说：“是一块普通的药草，你留它没用，放我这儿吧！”

    解三之子把人头黄送给了夏二。夏二后来用人头黄救了许多人，分文不取，有求必应。这样过了三十余年，夏二已年近八旬。临终的时候，他唤过家人，从怀里取出那颗人头黄，安排说：“这块药物，只可施舍，不可贪利！”

    不料夏二死后，其子夏仲不守诺言，将人头黄卖了，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富户。家中子女都因家中富有而不行正道，夏仲最后也因此悬梁自尽。

（有删改）

神医

顾文显

    “他是哑巴？”邬先生用下巴朝对面的板凳扬了扬，示意匪首坐下，然后脑袋转向了一直在旁啰嗦的师爷。

    “邬先生！”师爷满面惊恐 ， “这是我们山寨的大瓢把子（寨主），你怎敢瞎说！”

    “他更是病人！”邬先生冷冷地噎了一句 ， “看来病得不重，还有心思在这里摆谱。”

    “嗯——”匪首鼻子一哼，截住了师爷想说的话。他起身换上一副笑容，“听说神医邬先生您一针救活过娘儿俩，特意登门求治。”

    “那是人娘儿俩命大，不是我的手段。”邬先生也笑笑，“诊金随意，带来了吗？”

    胡子头儿那个气呀，这世上还有敢朝他要钱的，这人天胆！他把嘴角朝桌子方向一撇，师爷小跑着出去，很快，捧回两封银元放在桌上。

    “我这些日子……”匪首想诉说病痛之苦。

    “这回到你装哑巴的时候了。”邬先生一挥手，“我看病从来不问病人，问了就不会看了，把手伸过来。”

    匪首恨得心尖尖痉挛，暗说，病好了再说。

    邬先生把脉、开方。然后定定地注视着匪首，盯得这位杀人如麻的魔王心里没了底。“不用再来第二回了。不过，你这病去不了根。十年之后的今日必犯，那时你还找我。我活着，不废话了；我死了，还有老婆孩子会告诉你如何医治，那时才或许一次去根。”

    匪首相约十年后见，点头哈腰地离开了。

    邬先生坐回原处，冲老伴哼了一声：“生前他是犯不了病了，这药一次去根。我如此说，就是防他病好了报复。”

    邬先生是远近闻名的神医，为人耿直，好像跟这世道格格不入：富人求治，必须得先付丰厚诊金，有时还要听他训斥；而穷人钱无论多少，他是一视同仁，除有病危者，坚持先来后到，你钱再多，也要等候，连匪首那杀人魔王都得听他摆布，何况别人？

    这天先生去邻村给一穷人的母亲看病，人都奄奄一息了。见屋内锅空灶冷，他大骂接他来的男子：“不孝逆子，要把娘冻死呀！”直到一针扎下，老太太有了说话的气力，才替那“逆子”道出实情：娘是继母，母子同时患病卧床，见继母病危，儿子才挣扎着请先生，哪有力气劈柴生火？邬先生大喊惭愧。自己心思只在老人身上，怎么就没看出她儿子也是重病之人？于是慌忙赔礼，给儿子也扎了针，嘱咐他躺下不动，自己去劈柴、煮粥，直忙活到鸡叫。诊金分文不取，身上没带钱，说声事后打发人送点心意来，这才踏着薄霜，踩着一路鸡啼回家。

    来到家门，遥见门外候着许多抄手跺脚的人。原来他昨天一夜未归，病人白等了，所以天不亮便来抢先求治。

    邬先生再困也不敢歇息，忙招呼大家进屋取暖，他饭也不吃，就忙着给人看病。

    刚看过三个病人，维持会的童委员几乎是把门撞开的：“邬先生，会长肚子疼得满炕滚呢，您赶紧跑一趟吧。”

    邬先生手按在一个病人腕上，不满地说：“有这工夫，你不能去召人把他抬来？这么多人候着，你一句话就把我叫走，这分明是往会长脸上抹屎！”

    童委员只好转身回去。抬了赵会长来时，邬先生已经看过了七八个病人，

    邬先生给会长诊完脉，开了药方：“你肚子里长虫子了，不是好玩意儿。我是说那虫子。这药中有砒霜，切记，看准了秤，少一毫也不中。”嘱咐七遍，一遍比一遍口气重。

    会长被抬走了。老妻怪他：“一个汉奸，你这么关心，不怕旁人恨你？”

    “我是郎中，没有马虎的规矩。”

    四面树敌、草木皆兵的赵会长越想越觉得邬先生不怀好意。他想，你打算弄死我，我偏不上当。于是，把毒药减量一半，果然，肚子不疼了。

    会长差人请邬先生来，当面答谢，其实是让他看看，本会长不是说弄死就弄死的。

    邬先生听罢经过，当即大哭：“我嘱咐七遍你不听，虫子只是药昏，再醒来，就是神仙也没救了！”

    一月后，赵会长再次被抬往邬先生药铺。先生急忙摆手：“赶紧往家抬，晚了就死外头了。”赵会长死后，邬先生关上门，在自家里哭。

    老妻说：“你不是盼他死吗，哭什么？”

    “我后怕，怕他不减量，救一个万人恨的汉奸，我可就是罪人了。”

    “怕他减，你还一遍遍嘱咐？”

    “那人多疑，不嘱咐到七遍，他还真就不减了。”邬先生自得地摇头，“身为郎中，我若擅自减量，岂不有失医德？这可是他自己减的。”

送客

欧阳明

    夜里下过小雨，地里吸足了水分。太阳一早就出来了，暖乎乎的。地早翻出来了，种子也早备好了，总算等到这样一个播种的好天气啦！

    可老王下不了地，得陪亲家！

    亲家三天前就来了，一个人，说是想看看外孙。

    亲家母咋没来呢？见面的时候，老王问。

    上庙子去了。亲家说。

    亲家有一年多没过来了。几十里远呢，来一趟不容易。老王就打肿脸充胖子，大鱼大肉地款待，还放下农活，陪亲家东拉西扯摆闲龙门阵。

    原以为亲家看看外孙就会走，可三天过去了，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

    老伴脸上早就挂不住了，昨晚对老王说，是不是吃好了，不想走？要不，明天就不办酒办肉了？

    不办显得我们小气。老王说。

    没钱了，咋办嘛？

    借！估计明天就会走了。老王说。

    可吃过早饭，亲家还是没走的意思。看着大好天气就这么白白溜走，老王急得发毛，但面子上却不敢表露出来，只能笑眯眯地，继续陪着亲家东拉西扯地闲聊。

    老王，过来提潲桶！

    老王刚把卷好的叶子烟递给亲家，就听见老伴在灶屋里喊。

    一进灶屋，老伴就咬着老王的耳朵，小声说，别陪他摆龙门阵了，想法让他走！一边说，一边拿眼去瞟灶屋的门口。

    他不说走，有啥办法？总不能直接叫他走吧？老王说。

    管你的，不叫他走，我就走！老伴说完，自己提着潲桶去了猪圈。即刻，猪圈里就传来了猪的叫声和老伴的骂声，死瘟丧，叫啥？只晓得吃，又不长肉，明天弄去杀了你，看你还叫不叫！

    老王怕亲家听到老伴的骂声怄气，赶忙给亲家把烟点上。然后，搬了条凳子，坐在亲家对面。看亲家的脸色，没有什么变化，心里才踏实了许多。

    几口烟过后，老王叭地一声，吐出一口酽痰，用鞋底来回磨了三次。然后，清了清牛毛肚一样粗糙的嗓子，对亲家说，亲家母到庙子住多久啊？

    一周，说是打佛七。

    老王知道，打佛七就是到庙子念经，要七天。就哦了一声，顿了顿，又问，你家地里下种没有？

    没有。

    再不种就错过季节，没啥收成了。

    错过就算了，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亲家说。吐出一团白烟。

    老王突然找不到话说。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像在喊痛。

    这时，院子里突然来了几只鸟，叽叽喳喳地叫着，不停地在树枝上跳上跳下的。鸟们叫喳了一会儿，就轰地一声飞走了。但没过多久，又飞了回来，叽叽喳喳地又叫。

    老王抬头眯起眼睛看了一会儿，突然弯腰捡起几块瓦片。

    做啥呢？亲家问。

    赶鸟！狗日的，要走不走的，叫得人心烦！老王说完，手中的瓦片就飞了出去。鸟受到惊吓，轰地一声，全飞走了。走了，就没再回来。

    亲家无语，一个劲儿把叶子烟抽得吱吱叫唤，也像在喊痛。

    连续抽了几口烟后，亲家突然起身，烟锅往凳子上狠狠地一敲，将里面的半截叶子烟磕在地上，狠狠踩了几下，就往外走。

    做啥呢？老王问。

    回家！

    反正你也不忙，再多住几天嘛。老王劝。

    不了，得回去看看田里的水。亲家说。

    当地农村，喜欢在谷子收割前，把田里的水放干，待打完谷子后，再种上一季油菜，好多点收入。

    以前没放嗦？老王问。

    放了，口子挖浅了，狗日的，要流不流的！亲家说。说完，拍了拍屁股上面的灰，抬脚就冲出了院坝，头也没回。

    望着亲家的背影，老王笑得像颗核桃。

（选自《四川文学》2011第1期《送客》）

    戏剧批评的历史几乎跟戏剧本身一样久远，它在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广阔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将杂乱无序的欣赏体验条理化、理论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戏剧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上演剧目。每有新戏上演，或旧戏重排，往往跟着一大堆评论发表。 很多戏在每轮演出过后，往往都要根据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做些调整与改进。许多经典剧目都 是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千锤百炼下，经过一改再改才形成的。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发表时本来有序幕和尾声，但极少被导演采用，批评家也普遍认为它消弱了原作的悲剧效果和批评力量，因而在后来作者自编的各种版本中就都被删除了。但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应该择善而从，切不可盲从。《茶馆》首演于 1958 年，最后以沈处长的三个“好”字结束，而到了1963 年在批评家的指导下《茶馆》多了砸教堂、贴标语、抓学生等情节，全剧以“红大专”收束，改变了原作的情调和主题，直到“文革”后夏淳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戏剧批评也是观众交流欣赏体会的高级形式，所谓“高级”，是说戏剧批评是理性的分析，而欣赏则是感性的。感性经验既鲜活生动，见仁见智，带有很大的个人局限性，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避免主观偏见。观众不仅要看戏，还应该读评论，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会发现许多意想 不到的东西。如“反右派”运动之后，田汉作《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为民伸冤、反抗强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次年郭沫若出版《蔡文姬》，写的是一个女诗人“归汉”的故事，歌颂了曹操文治 武功。表面看起来，两个戏各具特色，是由于导演的关系，后者的舞台艺术还超过了前者。但是，如果联系到两位作者的品性和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恐怕就分出个思想高下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读读有关评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批评能够澄清思想、解除疑惑，提高观众的审美能力。

    戏剧批评更像是一座桥梁，一边连着创作和演出，一边连着读者与观众，两头都得熟悉，但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它是一项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判断’，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批评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当然是各种艺术现象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批评家对现实的认识。 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鉴于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仍然是独立自主、不溢美、不阿世、实事求是的戏剧批评。

（节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歇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中国人在闲暇时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既然有了足够的闲暇，中国人有什么不能做呢？他们食蟹、品茗、唱戏、放风筝、猜谜、看斗鸡、浇花、下棋、养鸟、猜拳、看手相、腌萝卜、喂鸽子、登山、看赛舟……

这是因为中国人总是那么亲切、和蔼、活泼、愉快，那么富有情趣，又是那么会玩儿。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情趣来自传统。人们被教会欣赏美的事物，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社会实例，通过在富有高尚情趣的社会里的生活。工业时代，人们的精神无论如何是丑陋的，而某些中国人的精神——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传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抛弃掉，而疯狂地去追求西方的东西，可自己又不具备西方的传统，他们的精神更为丑陋。在全上海所有富豪人家的园林住宅中，只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国式园林，却为一个犹太人所拥有。所有的中国人都醉心于什么网球场、几何状的花床、整齐的栅栏、修剪成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以及按英语字母模样栽培的花草。上海不是中国，但上海却是现代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祥之兆。它在我们嘴里留下了一股又苦又涩的味道，就像中国人用猪油做的西式奶油糕点那样。它刺激了我们的神经，就像中国的乐队在送葬行列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一样。传统和趣味需要时间来互相适应。

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他们自己的情趣的。我们可以从漂亮的古书装帧、精美的信笺、古老的瓷器、伟大的绘画和一切未受现代影响的古玩中看到这些情趣的痕迹。人们在抚玩着漂亮的旧书、欣赏着文人的信笺时，不可能看不到古代的中国人对优雅、和谐和悦目色彩的鉴赏力。仅在二三十年之前，男人尚穿着鸭蛋青的长袍，女人穿紫红色的衣裳，那时的双绉也是真正的双绉，上好的红色印泥尚有市场。而现在整个丝绸工业都在最近宣告倒闭，因为人造丝是如此便宜，如此便于洗涤，三十二元钱一盎司的红色印泥也没有了市场，因为它已被橡皮图章的紫色印油取代。

古代的亲切和蔼在中国人的小品文中得到了极好的反映。小品文是中国人精神的产品，闲暇生活的乐趣是其永恒的主题。小品文的题材包括品茗的艺术、图章的刻制及其工艺和石质的欣赏、盆花的栽培，还有如何照料兰花、泛舟湖上、攀登名山、拜谒古代美人的坟墓、月下赋诗，以及在高山上欣赏暴风雨——其风格总是那么悠闲、亲切而文雅，其诚挚谦逊犹如与密友在炉边交谈，其形散神聚犹如隐士的衣着，其笔锋犀利而笔调柔和，犹如陈年老酒。文章通篇都洋溢着这样一个人的精神：他对宇宙万物和自己都十分满意；他财产不多，情感却不少；他有自己的情趣，富有生活的经验和世俗的智慧，却又非常幼稚；他有满腔激情，而表面上又对外部世界无动于衷；他有一种愤世嫉俗般的满足，一种明智的无为；他热爱简朴而舒适的物质生活。

在中国，人们对一切艺术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懂得很多。一个较为年轻的文明国家可能会致力于进步；然而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自然在人生的历程上见多识广，它所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过好生活。就中国而言，由于有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把人当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类幸福当作一切知识的终结，于是，强调生活的艺术就是更为自然的事情了。但即使没有人文主义，一个古老的文明也一定会有一个不同的价值尺度，只有它才知道什么是“持久的生活乐趣”，这就是那些感官上的东西，比如饮食、房屋、花园、友谊。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像巴黎和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有良好的厨师、上等的酒和美妙的音乐。人类的智慧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便感到无路可走了，于是便不愿意再去研究什么问题，而是像奥玛开阳那样沉湎于世俗生活的乐趣之中了。于是，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知道怎样像中国人那样吃，如何像他们那样享受生活，那么，在我们眼里，这个民族一定是粗野的，不文明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