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的语言弹性，他的修辞、句式和篇章组织的生命感，都是与渗透于其间的诗性直觉和用典密不可分的。直觉与用典，是诗学领域的两种文化现象。一般说来，直觉是始生性文化现象，用典是再生性文化现象。比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的直觉。但据传他梦见族弟谢惠连，似有神助而拾得此句，因而李白《送舍弟》云：“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这就成了用典，成了对谢氏直觉的再生性处理。钟嵘《诗品·总论》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的用事即用典，直寻即直觉。但钟氏的话带有片面性，好诗是不废直觉，在不少场合也不忌用典的。关键在于如何用。直觉的文化密度较疏，用典的文化密度较密，诗中的文化疏密度应该得宜。更重要的是，直觉须具精神深度，直逼事物本原；用典须能点化，化出文化真趣。

    李白为诗，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神韵，因此直觉在他的诗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以山水为友，总能以一种不隔、不俗的心情体验山光水色，常常凭着瞬间的直觉，把带着自然露珠的新鲜意象采入诗中。他这样写《对雨》：“水纹愁不起，风线重难牵。”他这样写《晓晴》：“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水纹不起，你何必发愁？风线难牵，你岂能感到它重？这些不可言喻的感觉，都是把风线水纹牵系着自己感觉神经所致。雨后初晴，清池积雨而满，绿树淋湿而低垂，但是迎着晓光已是鱼跃莺吟的生命欢快，诗人已经以直觉切入自然界的生命节奏之中了。他这样写郊外：“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寻雍尊师隐居》）他这样写县府衙门：“山鸟下厅事，檐花落酒中。”（《赠崔秋浦》）在郊外，他体验到青牛趋暖、白鹤栖高的情趣，直觉到大自然饶有意味的沉默。在县府衙门，他体验到无为而治的县令公事清闲和诗酒兴浓，竟然与花鸟同乐了。由于他以直觉拾取清新的意象，有些诗行几乎语语珠玑，带有自然的光润性。

    直觉的魅力，在于它抛开某些文化杂质的拖累，还原出诗的天然本性和天真情调。面对这种天然纯真，人们当会感到这才是真正的“思无邪”。也就是说，直觉的本质在于真，它卸去了某些文化化妆。如《越女词》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采莲女笑入荷花去，是一幅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何等鲜丽的画面。她竟然会“佯羞”，但人们不会因其“佯”而觉得在作假，反而觉得她胸无城府，脱口而出，天真无邪。作诗作到这个份上，也可谓化境矣。

（摘自杨义《直觉的魅力与流水用典》）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词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诗歌，向来同音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诗经》的全部和《楚辞》的一部分，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但随着新的音乐和新的歌辞的出现，原来的歌辞往往成为纯粹的文字作品，譬如《诗经》到了汉代，汉乐府到了六朝，都只有少数还在传唱。而六朝人和唐人所写的古乐府诗，也都只用于诵读。

    汉魏六朝主要的音乐系统为“清商乐”，而到了隋、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系统——燕乐。它是由西域流入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和汉族原有的以清商乐为主的各种音乐相融而产生的。“燕乐”至唐代大盛，其歌辞起初叫做“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在唐代，不少文人诗歌（尤其是七绝）被伶伎直接用来配合音乐歌唱，如《乐府诗集》所录《水调》的第七段，就是杜甫的七绝《赠花卿》。但以齐言的诗入曲必然有不相合的，为了适应曲调格式，就需要做一定的变动处理，如破句、重叠、和声等，这样才能和长短不齐的曲拍相合。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开始就按照曲拍的要求来写作歌辞。近代在敦煌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曲子词的抄本，这些歌辞的句式大多是长短不齐的，在字数、平仄等方面似尚无严格规定。一般把这种曲子词视为词的原始形态。词形态完全稳定以后，是一种具有严密的格律形式、句式参差不齐的诗体。每首词都有以词牌命名的词调，表明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规定了一首词的文字格律：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断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到后来，词和音乐脱钩，词成为书面文学，词牌就只表示文字的格律形式了。

    词能成为宋代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当然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其音乐特征和句式上的变化，更取决于它在抒情表现上的某些特征。诗的发展历史很长，功能也复杂，词则具有更为单纯的抒情性。而且，在苏轼、辛弃疾那种 “豪放派”出现以前，词很少像诗那样触及严肃、沉重、宏大的主题，它关注的主要是男女欢爱、相思别离、风花雪月之类。这些更具有个人性的、与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情感内容，在词中获得充分的表现。诗的语言通常追求精练，常用浓缩和跳跃的笔法，所以很难在细节上展开。而词的表达更为浅显和委婉曲折，意脉的流动较为连贯，因而能够将情感呈现得更为细微。像温庭筠《更漏子》的下阕写“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在诗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词的长短句格式，也不能只看到它与音乐的关系。参差错落的节奏本来是由音乐旋律决定的，但同时，这样的形式也更适合上述抒情偏向的需要。

    古人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把词称为“诗余”。“余”者，余绪之谓也，诗中说不尽的、不便说的，就拿到词中来说。在古人一般的观念中，词较为轻巧、浅俗，格调不如诗高雅，有点小看它。但正因为如此，词的写作更少拘束，更为自由。而对于喜好和擅长写作词的诗人来说，则未必有轻视的意识。

“人生论美学”传统与中国美学的学理创新

金雅

    ①20世纪初，“美学”的学科术语和西方美学理论引入国内。以德国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美学的认识论方法、思辨性特征、科学化形态等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演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和学科理论的自觉建设。但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对西方美学盲目崇信、简单照搬、生硬套用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西方化、标签化、简单化的研究思维与评价方式亦愈演愈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美学的绍介与描述性研究，很大程度是把西方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衡量标准和努力目标，对于中国美学自身的思想学说、精神特质、学理传统等缺乏原创性的发掘、梳理、提炼，也缺乏真正吃透活用西方美学理论以切实解决中国审美现实问题的美学理论建构与审美批评实践。

    ②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识之士如叶朗提出以范畴命题统史的美学史识和审美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心的核心观点，但总体来看，国内美学界对于中国美学的民族学理及其审美精神的系统发掘和全面阐发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主要还是以个案的、局部的、描述性的研究为主，在理论基础、观照视野、思维方法、概念范畴、学说体系上都亟须摆脱西方美学的全面影响而逐步走向自觉、丰富、深化、完善，从而推动中国美学的整体创新。

    ③简单“援西入中”无法解决中国美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简单“援古入今”同样不能满足当下中国美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富有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但与伦理联系密切 ， 以善立美，道德前臵，未形成自觉的学理建构和系统的学科话语。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在中西古今的交汇撞击中，传承古典美学的人生情韵与诗性意向，接引西方美学的术语学说与学科范型，初步创造发展出以人生论美学精神为标识的中国现代美学传统，涌现出以梁启超、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一批人生论美学家，初步构筑引领了中国美学迈向现代进程的民族理论风范。

    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所以“重农抑商”的言论与政策表现都依然存在，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甚至表达得很激烈。但是“农商皆本”的言论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朝野共识，“利商”、“惠商”而非“抑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调。

    明朝初年，曾颁布一系列与商业相关的政策，其中有被误读为抑制商业政策者。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曾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明代“游食”，并不等于经商，“庶民各守其业”包括商人继续经商，并非禁止人们经商。其他如初入商业者需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坐贾需在营业地占籍等政策，都是从稳定社会成员职业、地域性征，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的政策，具有抑制商业的实际作用，但并非以抑制商业为最终目标。其次，明初商税并不沉重，大致三十税一，同时对军民婚丧嫁娶所用物品及舟车丝布之类免税。明中期以后，商税名目增多，收税机构增设，税率也有所提高。不过，万历中期矿监税使四出，盘剥商民现象，是出自皇权滥用，并不体现明代基本政策，所以遭到朝野一致反对，并在万历帝死去后立即终止，故在将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作为明朝抑商证据的时候，要注意其复杂性。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到重，但商税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万历初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赋税负担更大程度地落实在土地上面，使得一些富商大贾以“无田而免差”，规避大量赋税负担。

    相对于商业规模，明代商业税率偏低而非偏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财税观念仍然盘桓在农本经验之中，没有调整明白；另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并无意于通过高税收压制商业，使之难以发展。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规模也较明代更为庞大，而且朝廷随着商业税收增加而日益看重商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相应管理制度也从涣散仅取其大意转向精细严格。

    明清外贸政策，曾经多受诟病，被一些学者视为“闭关锁国”。然而近年大量研究表明，此种认识，夸大了该时期的封闭性。综合官方、民间、海路、陆路贸易趋势，并考虑到明清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对中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应视为“有限开放”更为贴切。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改）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