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

    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总之，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①“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

    ②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③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贵任，使自己成为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④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⑤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都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爱”是儒墨两家措意最深的话题之一，它把罕言乃至不言“爱”的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同儒家、墨家区别开来，也把言“爱”心曲不尽相合的儒墨两家区别开来。孔子由“仁”说“爱”，“爱”只是“仁”心的发用之一；墨子以“兼爱”为其学说的主导取向。而“兼”以“爱”之的底蕴却是由“交相利”之“利”来申说的。从墨子与孔子在“爱”上的这一微妙差异，大致可窥见儒墨两种教化何以终究会各趋一途。

    随着平等意识的觉醒，清末民初以后的学人多以“兼爱”之所爱不分亲疏厚薄而赞许墨家，并以此贬责主张“亲亲”而爱有差等的儒家。立足于平等对“兼爱”和“亲亲”做褒贬之判，这在上个世纪的许多年中已被人们视为当然。但如此认同“兼爱”而厌弃“亲亲”，却在更大程度上出于人们对平等和爱的关系的误解。平等属于权利范畴，它只在权利的意义上构成一种值得人们肯定的价值；爱是一种情感，由衷的“爱”原是不能借着“平等”的尺度相强求的。单就爱的情愫尚应向更广博处推扩而言，墨子的“兼爱”当然是值得称道的，而孔子在从“爱人”的一角度上指点他所谓的“仁”时，却也未尝不曾教诲人们“泛爱众”。“泛爱”并不比“兼爱”爱得偏狭，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泛爱”毕竟连着“亲亲”的根蒂；这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之爱固然显出爱的差等来。然而，却正是对爱的差等的认可表明了儒家比墨家更懂得作为一种情而不是作为一种理的“爱”。

    《礼记·礼运》把“爱”作为人“情”之一而由“情”说“爱”，意味着“爱”在先秦儒者这里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对“情”的反省可使人悟出一种“理”，但“情”并不直接就是“理”。墨子以“兼爱”立论，无论他出于怎样好的动机，事实上在他这样做时却是把“情”作为“理”来推证或辩说了。“爱”在儒家学说中从不曾像墨家著述中那样被标举为一个规范某种道理的范畴。“爱”既然终是被儒者视为一种“情”，而情的可贵又首先在于它必是出于自然而非强制，那么，它在儒家这里便永远只在于润泽或滋养那种与人的心性有关联的性理，而决不至于被直接以理相称。

    基督教把“要爱你的仇敌”作为教义写在福音书里，那“爱”是被一个外在的权威要求的，墨家学说的“兼爱”的训示在被要求的意味上似乎不像基督教那样决绝，但“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的说法显然给了一个有意志的“天”以“爱”的督责者的地位。如果说儒家的“爱”是出于人之自然的心性发动，因而可勉强以“自律”之“爱”相称的话，那么，墨家所倡说的“爱”则可说是一种有着“他律”性质的“爱”。“自律”之“爱”——根自人之心性中自然涌出的“爱”——不染涉利益，不权衡得失，因此儒者由“亲亲仁也”所崇尚的那种仁者之“爱”是超功利的，这“爱”本身即有着一种独立的价值。

（摘自黄克剑《儒墨之辨》，有删改）

士人和私学的出现

    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东周，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士人和私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现象。

    士人和“士”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周代，士曾是贵族阶层的一员，其地位居于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和其他的贵族一样，接受《诗》、《书》、礼、乐等方面的教育。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们极易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少数人幸运地上升到卿大夫的阶层，但大多数人则降入庶民的行列。士地位下降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四民”这一说法的出现，士民、商民、农民、工民的划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非常普遍了。

    士开始大量沦为士人，是在孔子前后。与此前的士相比，他们地位下降了，从贵族降为庶民，但也摆脱了对某些特定贵族的依附，成为自由人。这意味着在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除由士而来之外，士人的产生还有两个途径：王官的下降和庶民的上升。前者如《论语·微子》中所记载的太师挚等乐官散落民间，成为士人。后者则与私学的兴起有关，庶民因此可以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从而进入士人的行列。士人没有贵族的权力和地位，可是也不像其他庶民那样从事耕作等固定的职业。他们最重要的特长是知识和技能，多以此往来于各国，寻求赏识自己的君主。

    士人的兴起与诸子学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诸子之学，其实就是士人的学问。和王官之学不同，它出现在民间，因此也可以叫做私学。所谓“私学”，可以从教育和学术两个方面来看。教育意义上的私学是指民间的教育，学术意义上的私学主要指诸子的学术。中国古代的知识和学术，原本为官府垄断，是所谓的王官之学。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但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而另一方面士人的兴起和活动，使得培养士人成为社会的需要，这也是教育上私学出现和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

    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使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知识。这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但其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私学聚徒讲授之风的孔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他收授弟子，没有门第的要求，所以很多弟子如颜渊、子张等都出身寒门。孔门教授的内容，主要仍是《诗》、《书》、礼、乐，但他已经把新的精神注入到了旧的文献中。譬如他把“仁”作为礼的基础，就与过去对于礼的理解不同。在这种教育中，新的学术和知识其实已经诞生，这就是诸子学。

    诸子学的自由和创造性是官学无法相比的。对于王官而言，知识仅仅是职业。他们的态度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教”，没有反省的精神，因此也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但士人不同，流动不居的身份使他们可以摆脱某种权力的束缚，从而对知识以及当时的政治进行反省，进而发展出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是单调的，而是多元的，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得益于此。

材料一：

主持：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能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注）：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护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

主持：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主持：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他把自己的读史心得融入书中，真正形成了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而是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主持：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 —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字斟句酌，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一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主持：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等四本书。

主持：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主持：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费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摘编自《唐博：我的泛“枕边书”》）

（注）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材料二：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书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因为带着巨大的信念，所写的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 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诗经原始》《西周的政体》，还有《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摘编自舒晋瑜《作家们的枕边书》）

材料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的门面，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它的成功，也为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致力于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展现，活字印刷、太极八卦、千人击缶、夸父追日……大量的传统元素使人应接不暇。我们有着陈列家底的强烈欲望，努力向世界展现悠久历史和深厚底蕴。

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则做了一次减法，主题更为凝练——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如何和其他成员会聚在世界海洋里，并发挥积极作用。学者曹卫东认为这种呈现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明喻”到“暗喻”的转变——从间接告诉世界“中国像什么”，到直接向世界展示“中国是什么”，向世界讲述“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由此，实现从展示“我”变为展示“我们”，展现“一起向未来”这样人类共同的奥林匹克情感。冬奥会开幕式讲述的依然是“中国故事”，这些故事不光“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的经验与情感”，也是中国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走向世界并发挥作用的故事。比如，____ 。 

这变化源于14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展现了与时代变化的同频共振。时代不是背景板，历史不是几张旧照片，而是切实地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所以冬奥会开幕式特别注重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呈现。比如，____。呈现方式上也更能代表时代的发展。比如，____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尽管也想要展现时代风貌，但对于“时代感”的呈现太过元素化，以为展现了几个标志性的时代场景就算捕捉到了时代的特殊风貌，其实并未能抓住时代的脉搏，没能真正反映时代所关注的价值。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重构自我、重构世界、重构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到了变化，所以观众越来越被具有“时代感”的作品所吸引，想从作品中找到自己来时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冬奥会开幕式提供了一个示范，时代是生生不息的寻常生活，时代是给予每个努力者以机会，时代是科技改变生活，时代是不断消除隔膜增进了解。

冬奥开幕式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不断促使观众进行探寻。北京市退休警察邓小岚2004年就开始在马兰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办了四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北京崇文小学原副校长付宝环，作为第一批下乡老校长来到阜平县石猴小学支教。他们的共同努力让来自贫困地区的马兰花合唱团登上冬奥的舞台，用天籁般的嗓音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克颂》。还有，____ 。这些“幕后故事”“背景线索”使得开幕式可以被反复观看。每一次观看都能带来新的发现，产生新的启迪。

一些创作者经常抱怨观众被网络媒介熏染，胃口越来越刁钻、“太阳底下无新事”，却对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他们喜欢情节性强的故事，却对那些细水长流的日常缺乏耐心。其实人民的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不竭源泉，如何主动贴近平凡生活，耐心观察、充分积累，真正做到与人民在一起，从人民出发，是文艺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从2008年奥运会排山倒海般的中国形象展示，到2022年举重若轻的中国精神诉说，中国历经了14年的发展。我们的文艺创作也因为媒介发展，从精致化走向了碎片化。文艺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至关重要，引领着时代风范。作为中国优秀团队打磨出来的精致文艺作品，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做到了民族特性与人类共性的统一，做到了时代与历史的融合，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积极参与的精神气质。这也使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变得更为具象，更易被世界所接受。它带给当下文艺创作的诸多启示，将深刻影响着未来艺术创作的走向。

(摘编自霍艳《冬奥会开幕式带给当前文艺创作的启示》)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求我们不仅看见脚下和眼前，还要望向历史的纵深处与延长线，在更为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看到“我”之外的广阔天地，看见历史长河中的“我”和“我们”，探寻历史运行的规律，勘察人世变迁的奥秘。有了这样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与喧嚣的信息洪流中深刻把握社会的内在结构，于风起云涌和沧海桑田中清醒、清楚、清晰地认知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如何完成艺术使命、担当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作品，才能既着眼于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又能落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既有着创作者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又具备普遍性的认知视野与情感结构；可以从生活的静水深流中窥见时代的波澜壮阔，从现实的纷繁复杂中辨析历史的节奏与步伐，见历史之大势，发时代之先声。

(摘编自铁凝《开创新时代文艺的壮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