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树
        从未过多地留意楼前那排我叫不出名字的树。
        一天，忽然来了登高远眺的雅兴，一口气登上六楼阳台，凭栏放眼，无意间有惊奇的发现：楼前的树开花了！朵朵紫中透着粉白的花，一团团，一簇簇，合抱着条条刚刚活软起来的青枝儿，在微风吹拂下，温柔地舞动着，起起伏伏地如一片漾着香波的花海。看那繁盛的样子，不知在被我发现之前，它已经在那里寂寞地开了多少日子。
        无意间的发现令我惊喜，唤起我深深的内疚。阳春时节，只顾追随人流，陶醉于“桃红三尺，鸭绿一灣”的盛景，却忽略了身边这普普通通的树。多少次在树旁小路上漫步，却未曾想过抬起头，望望枝头是否有了春的消息；也根本不曾料到，这枝干皱裂的树会开出光润鲜亮的花来。可是，面对许多如我这般的人的疏忽与冷淡，这看似平凡无奇的树，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一如既往地让蓓蕾绽放枝头，无声地将生命的美丽尽情挥洒。
        望着棵棵寂寞的花树，我的心被一股感动的潮水鼓荡着，眼前浮现出一张熟悉的笑脸来。
        家乡的一个男孩，很有头脑，也很有才华。本可凭此谋一份不错的职业，享受舒适的生活；但他却着魔似的爱上那身国防绿，中学毕业后到荒凉的地方守卫国门。许多朋友对此叹息不止：“哎，到了那人烟稀少的大西北，你就是再有才华，又有谁知道呢？”他却不以为然地笑了，说：“我不在乎有多少人知道我，我只想好好干，将来能够说，在大西北，我的青春曾经美丽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干得很出色，但也并不是没有艰苦与寂寞。别后的信中，他常向我讲边疆的生活，字里行间没有一丝怨悔，充满了对西北高原和青春生命的挚爱。
        日子云烟般一天天飘远，那张熟悉的笑脸却从未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如今睹树思人，心被深深地触动，总觉得他与眼前的花树有一种无言的默契。
        黄昏，又上阳台，正是夕阳流金，百鸟归林的时刻。树下不断有穿着入时的人走过，大多行色匆匆，不曾注意头顶那满枝的花朵。凝望春风中繁花灿烂的树——那夕阳下独自静立的花树，心头却少了几分惊喜，多了几分落寞和惆怅。不觉地，我又想起那熟悉的笑脸，想起祖国边陲的国防绿，想起在实验室里日夜钻研的学者，想起在城市晨曦中挥动扫把的清洁工……生活中多少美丽的东西，就像这眼前的花树。虽在平凡中经受着寂寞，但那份本质的美却潇潇洒洒地存在，不曾因少了欣赏的目光而削弱丝毫。
         我懂了花树的美丽，也懂了花树的寂寞。它的寂寞是因为无人欣赏它的美丽，而它的美丽正是因为它承受了无人欣赏的寂寞。
         于是，寂寞的花树成为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如果可以这样爱你
      母亲坐在黄昏的阳台上，母亲的身影淹在一层夕照的金粉里，母亲在给我折叠晾干的衣裳。她是来我这里看病的，看手。她那双操劳一生的手，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现已严重变形。我站在她身后看她，我听到她间或地叹一口气。母亲在叹什么呢？我不得而知。待她发现我在她身后，她的脸上立即现出谦卑的笑，梅啊，我有没有耽搁你做事？
      自从来城里，母亲一直表现得惶恐不安，她觉得她是给我添麻烦了。处处小心着，生怕碰坏什么似的，对我家里的一切，她都心存了敬意，轻拿轻放，能不碰的，尽量不碰。我屡次跟她说，没关系的，这是你女儿家，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母亲只是笑笑。
      那日，母亲帮我收拾房间，无意中碰翻一只水晶花瓶。我回家，母亲正守着一堆碎片独自垂泪，她自责地说，我老得不中用了，连打扫一下房间的事都做不好。我突然想起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小女孩时，打碎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 一只暖水瓶，我并不知害怕，告诉母亲，是风吹倒的。母亲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看我伤了没有，而后揪我的鼻子，说，还哄妈妈，哪里是风，是你这个小淘气。我笑了，母亲也笑了。现在，我真的想母亲这样告诉我，啊，是风吹倒的。尽管我一再安慰她没事的没事的，母亲还是为此自责了好些天。
      送母亲去医院，排队等着看专家门诊。母亲显得很不安，不时问我一句，你要不要去上班？我告诉她，我请了假。轮到母亲看病了，母亲反复问医生的一句话是，她的手会不会废掉。医生严肃地说，说不准啊。母亲就有些凄然，她望着她的那双手，喃喃自语：怎么办呢？出了医院，母亲跟我叹着气说，梅啊，妈妈的手废了，怕是以后不能再给你种瓜吃了。我从小就喜欢吃地里长的瓜啊果的，母亲每年都会给我种许多。我无语。我真想母亲伸出手来，这样对我说，啊，妈妈病了，梅给我买好吃的。我小时病了，就是这样伸着手对着母亲的，我说，妈妈，梅病了，梅要吃好吃的。母亲就想尽办法给我做好吃的。有一次，母亲甚至卖了她珍爱的银耳环，给我买我想吃的鸭梨。
      带母亲上街，给母亲买这个，母亲摇摇头，说不要。给母亲买那个，母亲又摇摇头，说不要。母亲是怕我花钱。我硬是给她买一套衣服，母亲宝贝似地捧着，感激地问，要很多钱吧？我想起小时候，我看中什么，总闹着母亲给我买，从不曾考虑过母亲是否有钱，我要得那么心安理得。母亲现在，却把我的给予，当作是恩赐。
      街边一家商场在搞促销，搭了台子又唱又跳的，我站着看了一会儿。一回头，不见了母亲。我慌了，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如果离开我，她将怎样的惶恐？我不住地叫着妈，却见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颗梧桐树下，正东张西望着。看见我，她一脸惭愧，说，妈眼神不好，怎么就找不到你了，你不会怪妈妈吧？突然有泪想落，我上前牵了母亲的手，像多年前，她牵着我的手一样，我不会再松开母亲的手。大街如潮的人群里，我们只是一对很寻常的母女。如果可以这样爱你，妈妈，让我做一回母亲，你做女儿，让我的付出天经地义，而你，可以坦然地接受。（选自《读者•原创版》）

一个走运的人

秦文君

      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有一株高大茂密的香樟树，粗大苍劲的树干，四面伸长的枝叶，昭示这是一株历经沧桑的百年古树，香樟树的清幽常引人驻足。

      香樟树下卧着一个小小的杂货铺。小商铺出售一些糖果、烟草之类的小东西，那些瓶瓶罐罐上没有一点积尘。

      女店主是一个端庄美丽的女子，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真走运啊！”

      女店主总是端坐在那里，含笑着招呼客人。闲下来时，她就低下头用丝线编织些小饰物，诸如手链啦，发带啦，随后就挂在店里，有谁喜欢就买走。

      最初，我到她的店里，就被她编的一个精巧的笔袋所吸引，淡绿色的，像很娇嫩的草。

     “这笔袋就像春的颜色。”我说，“特别美。”

     “我真走运，”她的眼里漾起了春光，“遇到了一个知道我心思的人。”

      她见我喜欢，随即从桌子下面拿出她编的各种小饰物，我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在她的手上呢：天空的云朵，海上的浪花，草原的骏马，还有那永远开不败的四季花。

      我买下了笔袋，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制作者，也许是受到了她友好的对待，也许是她单纯的眼神，也许是她那句“真走运啊”。

      我常会顺道去看看那家杂货店，有时买些东西，有时只是看看。因为在我的生活圈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很幸福。有些人在外人看来已经过得相当不错了，但他们本人总觉得还缺点什么，远远谈不上“走运”。

      可这店主，多么平凡。她终日坐着，等待人们的光顾，还得一张一张抚平那些乱糟糟的零钱。但就是这个人，每天穿着得体的衣裳，还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后门口，她正在吃午饭，就着开水吃一只大大的糯米团。看见我她笑笑，又说自己真走运，吃到了香甜的团子。

     “你该到对面的店里吃一碗热面。”我说，“ 那才舒服。”可她说，那团子可不是普通的东西，是她的一位老顾客亲手蒸的。那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了，非常健康，还能爬山呢。

     “我有这样的朋友，”店主说，“真走运。”

      还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了她编的发卡，绾头发用的，我说去爬黄山时，用它来盘头发。

      她让我归来时替她带一张黄山的风景照。她又说：“真走运啊！”像是恭喜我，又像是在说她分享了这个“走运”。

      归来后，我如约前去把我拍摄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带给她。我还怂恿她，哪天请人照看一下杂货铺，亲自爬上黄山。“有缆车吗？”她问，“真的有？和我想的一样，真幸运啊，要有一天我也能去看看就好了！”

     “不必坐缆车，慢慢往上攀，爬上天都峰！”我说。

     “是啊！是啊！”她微笑着，沉醉着，“我梦到过。”

      后来我搬了住处，好久没有去店里。有一天，我忽然想念起她来，便匆匆赶去。

      可到了那，香樟树依旧挺立，却不见了小商铺，也不见了女店主，只有石凳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我惊诧极了，连忙上前打听，老太太说：“搬迁了。”

     “那您知道女店主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太太浑浊的眼里一片黯淡。

     “不容易呀，一个下肢瘫痪的女子！”

     “谁？”“女店主啊，你不知道？”我瞪大眼睛，张着嘴却说不上话。原来她是个不能行走的女子！她是坐在特制的轮椅上看管小店的！而我，由于她阳光一样的笑容，却从没在意她缺少什么，还怂恿她去登黄山……

      一瞬间，歉疚与失落漫上心头。或许今生再难相见了！

      夕阳中，历尽沧桑的香樟树依旧高峻挺拔，依旧香远益清，淡淡的幽香沁入心脾。抬头间，那灿烂的笑容似在眼前……

红军剧社（节选）

我和那位邀请我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一起出发。这时，人们都已经奔向那座就着古庙临时搭建的露天剧场。那天是星期六，距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三个小时，整个保安似乎全城出动了。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工厂和鞋袜工厂的女工、合作社职工、苏区邮局职工、士兵、木工、拖家带口的村民，都朝着河边那块演员们演出的大草地涌过去里。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有点像昔日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不设贵宾席。山羊在不远处的网球场上吃草。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部长林伯渠、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其他人一样坐在松软的草地上。演出开始后，人民就不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共产党正在倡导以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预计将持续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一种综艺节目，或者说是杂耍表演。这些节目主要通过抗日和革命这两个中心主题连贯起来。节目明显带有的宣传色彩，道具都十分简单。它的优点是摒弃了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选用现实题材，而不像“陈腐”的中国京剧，总表现那些毫无意义的历史故事。

尽管编剧不那么精致，也不那么优雅，但演出生气勃勃，充满幽默感，演员和群众都参与其中，从而弥补了这些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似乎真的在听着台上的说话：与那些满脸不耐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确实令人吃惊。京剧观众的时间主要打发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来来回回扔着热毛巾、到别的包厢里去交际，他们只偶尔瞥一眼台上的表演。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1931年东北一村庄为背景，暮起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察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一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最后村民们怒不可遏。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很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是如此。他在演剧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个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就在这时，闲逛的羊群为人们提供了笑料，缓和了气氛。人们发现它们正旁若无人地啃着球网，那是演出开始前忘了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紧去驱赶这些犯事的羊，抢救下文娱部门的这一宝贵的财产，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根据以上节选内容，咱们聊聊有关“新闻”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