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玉米

      那年皖北一带大旱，那可是百年未遇的大旱，老天爷六个月没下过一滴雨，河床干裂成一块块的。田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扬着飞尘，整个世界在白晃晃的毒日下淡成一片模糊。荡在蛤蟆村人的头顶上死亡的气息稠得像雾。吃尸的乌鸦像云一样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乌鸦血红色的嘎叫声让村人的目光变得青紫。

      村长敲响了村头古槐树下的钟，干裂的钟声如玻璃一样在村人的心上划过。

      村人都来到槐树下。

      往年绿意葱茂的槐树如今光秃秃的，槐树叶子早让村人吃光了，但槐树又冒出淡淡的绿。

      村长看着或坐或躺在槐树下零乱一片的村人，眼里就酸辣了。村长把酸辣咽回肚里去，说，我们不能等死，蛤蟆村不能绝，还是去外逃荒吧，熬过这荒景，就回。村长的话让村人的脸灰黑一片。

      第三天，就有拖儿带女的村人拿着棍端着碗出了村。他们走得很慢很慢，两条腿似有千斤重，挪不开。女人的嘶哭声震得头顶上的槐树枝摇摇晃晃。男人不哭，紫黑色的泪水汪洋了他们凄凉的脸。

      几天后，村里的房子大都空了。没走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土根和槐花不属于老弱病残却没走。槐花已怀了六个月身孕，土根说，赤地千里，往哪儿走？死在外面还不如死在家里。

      但根本弄不到东西吃，土根只能吃红土，把那红土晒干，捏成粉，然后配一点晒干的槐叶、野草，煮成糊，闭了眼睛往肚里灌。吃了三天，土根拉不出来，肚子却涨得痛极。槐花说，再也不能吃红土了，吃多了会涨死。土根说，吃什么呢？能吃的树叶已吃完了，野草也吃完了……有了，树皮可以吃。土根就拿了刀剥槐树皮。

      这样又熬过了一个月。

      槐花说，再熬不下去了，你别管我，还是走吧。走了，或许可以活下来。槐花说这话时，泪水血淋淋地汪在眼里。“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土根把槐花揽进怀里说，泪水也一滴一滴地砸在槐花头上。槐花说，可怜了肚里的娃儿，他还未看一看这天、这地、这山、这水，也未看我们一眼，就……

      槐花青一块紫一块的哭声鞭子一样抽打着土根的心。土根求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的心在滴血呢。土根劝槐花别哭，自己却哭了。后来两人索性抱成一团，哭了个天昏地暗。

      这时传来踢门声，土根忙抹了泪，开了门，进来的是村长。村长说，你们吃了啥好吃的东西，还有精神哭？

      土根看到村长手里拿着一根玉米，土根的目光就绿了，绿色的涎水也淌下来了。村长说，这玉米是给你的。原本我留着做种子，唉，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村里没走的人每户给一根。土根接过玉米，恨不得一口吃了。但土根把涎水又吞回肚里了，他一口也没舍得吃。槐花说，不到真饿死的份上，我们不吃这个玉米。

      十几天又熬过去了。

      土根说，留在村里的人只剩下我们俩人了，我们也要死了，还是把那根玉米煮了吧。槐花说，我就煮了。槐花从罐里拿出那根玉米，玉米的香味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一点缝隙也没有，土根贪婪地吸着这香味。土根说，这样死了也值。槐花说，我去外面看看有没有一点野菜野草什么的。槐花说着出了门。槐花并没有去寻野菜野草，槐花只是想把那整根玉米让给土根吃。或许土根吃了那根玉米，能多熬两天，到时一下雨，满山的野菜野草不就出土了？槐叶不就长出来了？那土根不就可以活下来了？槐花这样想着，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此时的土根也这样想。

      土根也出了门，也纵身跳进了村头的那口枯井。

      第二天就下雨了，瓢泼样的大雨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土根那茅草屋也倒了。

      后来，出外逃荒的村人断断续续回蛤蟆村了。蛤蟆村原来有五十多户人家，经过这次干旱，现在只剩下八户了。

      那八户人回村后才发现他们没种子了，都叹着气说，这是天意，蛤蟆村命该绝。有人说，再在村人家里找找，算不定能找到种子。

      就有村人在土根倒塌的房子里发现了几株玉米苗。

      一声欢呼，所有的村人都来了。都围着玉米苗跪下了，亮晃晃的泪水掩盖不了他们的激动。蛤蟆村有救了，蛤蟆村有救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如黄灿灿的日头一样，落满了村里的沟沟壑壑。

      他们又都抱成一团疯了样的大哭。

      白汪汪的哭声把头顶上的日头都震得一摇一晃。

（摘自《当代小小说集萃》，有删改）

秤

王振东

    “师傅，您就按我说的修，我这生意能不能赚钱全仗您修的秤了！”侯三面对修秤师傅，脸笑成了一朵花，腰弓成了一架桥。

    “我修秤三十多年，还从未修过这样的秤，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修秤师傅显得很无奈。

    “师傅，您如果按我说的修，我再给您加十个钱。”侯三乞求道。

    “好吧。”修秤师傅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侯三在赊店古镇的万成街上开了个油馍铺，生意不错，但他还嫌赚的钱少，就动起了歪脑筋：如果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卖一百斤油馍能多赚四斤油馍钱，自己一天至少卖二百斤油馍，就能赚八斤油馍钱，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油馍钱，日积月累，这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找到了修秤师傅，乞求师傅给他修杆一斤短六钱的秤。

    三天后，侯三喜滋滋地取回新修的秤，瞒着妻子悄悄地试了试，果真一斤短六钱。侯三窃喜，就着猪头肉，抿了二两赊店老酒。

    说来也怪，侯三用了一斤短六钱的秤，非但没有吓跑食客，还引来相邻几条街上的居民来买油馍。侯三见状，生意做得越发卖劲，油馍炸得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侯三的油馍铺名声大噪，吸引了镇上三粉、竹木、骡马等市场上的许多客商来吃油馍。侯三和妻子见食客太多，就扩大了门面，又雇了三个伙计，生意越做越红火。几年下来，侯三手 里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也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侯三的妻子染上了重病，侯三虽四处寻医问药，但所到之处，大夫都说他妻子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让他尽早准备后事。妻子从大夫和丈夫的言谈举止和表情上看，猜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侯三叫到床前，缓缓地说：“当家的，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经营咱的油馍铺。这几年，你知道咱这生意为啥恁好吗？”

    侯三见妻子病成这样还惦记着生意，十分感动，紧握妻子的手，愧疚就写在了脸上：“老婆，实在对不住，我原来想着你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了怕你坏事，有件事就一直瞒着你。那年，咱不是修了杆秤吗？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正是用了这杆秤，咱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

    妻子听后，并未感到惊讶，相反倒很平静。她摸摸索索地从枕边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侯三，“你看看这是啥？”

    侯三倒有点儿惊异，不知道妻子这葫芦里卖的啥药，接过红布包，感觉沉甸甸的，心说莫不是妻子藏的私房钱，这会儿有病快不中了，就拿了出来。侯三急不可待地解开布包，不禁大吃一惊，包里竟是一个新秤锤。

    看到丈夫愣在那儿，妻子提了提气，说道：“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那时给你说，你也听不进去。这秤锤就是你修的那杆一斤短六钱的秤锤，咱使的那杆秤，是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一斤涨六钱的秤……”

    “咋能这样？”侯三惊叫道。

    妻子一阵咳嗽，等喘匀了气，接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性，所以当年你修了新秤后，我悄悄嘱托修秤师傅又修了一个一斤涨六钱的秤锤，为这我还给他加了二十个钱。你验秤时，用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锤，等你不在时，我悄悄地换上了一斤涨六钱的秤锤。这一换，就换到了现在。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正是咱家的油馍秤头儿足，人们才愿意上咱家来买油馍，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呀！”

    侯三惊得说不出话，好久，才抱着妻子的头，泪珠子碎在了妻子憔悴的脸上。

    妻子过世后，侯三把那个秤锤用新布包好，他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一个人的名字

刘亮程

    人的名字是一块生铁，别人叫一声，就会擦亮一次。一个名字若两三天没人叫，名字上会落一层土。若两三年没人叫，这个名字就算被埋掉了。上面的土有一铁锨厚。这样的名字已经很难被叫出来，名字和属于他的人有了距离。名字早寂寞地睡着了，或朽掉了。名字下的人还在瞎忙碌，早出晚归，做着莫名的事。

    冯三的名字被人忘记五十年了。人们扔下他的真名不叫，都叫他冯三。

    冯三一出世，父亲冯七就给他起了大名：冯得财。等冯三长到十五岁，父亲冯七把村里的亲朋好友召集来，摆了两来酒席。

    冯七说，我的儿子已经长成大人，我给起了大名，求你们别再叫他的小名了。我知道我起多大的名字也没用——只要你们不叫，他就永远没有大名。当初我父亲冯五给我起的名字多好：冯富贵。可是，你们硬是一声不叫。我现在都六十岁了，还被你们叫小名。我这辈子就不指望听到别人叫一声我的大名了。我的两个大儿子，你们叫他们冯大、冯二，叫就叫去吧，我知道你们改不了口了。可是我的三儿子，就求你们饶了他吧。你们这些当爷爷奶奶、叔叔大妈、哥哥姐姐的，只要稍稍改个口，我的三儿子就能大大方方做人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改口，都说叫习惯了，改不了了。或者当着冯七的面满口答应，背后还是冯三冯三的叫个不停。

    冯三一直在心中默念着自己的大名。他像珍藏一件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个名字。

    自从父亲冯七摆了酒席后，冯三坚决再不认这个小名，别人叫冯三他硬不答应。冯三两个字叙进耳朵时，他的大名会一蹦子跳起米，把它打出去。后来冯三接连不断灌进耳朵，他从村子一头走到另一头，见了人就张着嘴笑，希望能听见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可是，没有一个人叫他冯得财。

    冯三就这样蛮横地踩在他的大名上面，堂而皇之地成了他的名字。夜深人静时，冯三会悄悄地望一眼像几根枯柴一样朽掉的那三个字。有时四下无人，冯三会突然张口，叫出自己的大名。很久，没有人答应。冯得财就像早已陌生的一个人，五十年前就已离开村子，越走越远，跟他，跟这个村庄，都彻底的没关系了。

    为啥村里人都不叫你的大名冯得财，一句都不叫。王五爷说，因为一个村庄的财是有限的，你得多了别人就少得，你全得了别人就没了。当年你爷爷给你父亲起名冯富贵时，我们就知道，你们冯家太想出人头地了。谁不想富贵呀。可是村子就这么大，财富就这么多，你们家富贵了别人家就得贫穷。所以我们谁也不叫他的大名，一口冯七把他叫到老。

    虚土庄没有几个人有正经名字，像冯七、王五、刘二这些有头面的人物，也都一个姓，加上兄弟排行数，胡乱地活了一辈子。他们的大名只记在两个地方：户口簿和墓碑上。

    你若按着户口簿点名，念完了也没有一个人答应，好像名字下的人全死了。你若到村边的墓地走一圈，墓碑上的名字你也不认识一个。似乎死亡是别人的，跟这个村庄没一点关系。其实呢，你的名字已经包含了生和死。你一出生，父母请先生给你起名，先生大都上了年纪，有时是王五、刘二，也可能是路过村子的一个外人。他看了你的生辰八字，捻须沉思一阵，在纸上写下两个或三个字，说，记住，这是你的名字，别人喊这个名字你就答应。

    可是没人喊这个名字，你等了十年、五十年。你答应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名字的人还说，如果你忘了自己的名字，一直往前走，路尽头一堵墙上，写着你的名字。

    不过，走到那里已到了另外一个村子。被我们埋没的名字，已经叫不出来的名字，全在那里彼此呼唤，相互擦亮。而活在村里的人互叫着小名，莫名其妙的为一个小名活着一辈子。

（节选自《虚土》）

船家

蔡楠

    在白洋淀，陈福友绝对是捕鱼的老手，老到九十岁了，还在捕鱼。

    早年间，白洋淀是水泽之国，淀水汪洋浩渺，滋养得鱼肥蟹壮。水势大的时候，不适合撒网捕鱼，陈福友就下卡捕鱼。他跟着父亲将船划过纵横交错的港汉沟壕，来到一片茂密的芦苇荡，然后开始下卡。下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浸过猪血的长长的线上，拴上类似于牙签状的小竹片，把它弯成U形，在口上套上用芦苇秆做成的套，中间塞上饵食。鱼是一种贪吃的东西，把饵吞下的同时，竹签就紧紧地撑住了鱼的嘴，想再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摇船，福友下卡，卡线在他的小手中一抖一抖地跳跃着，他就看到了今后的抖动的美好生活。

    可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白洋淀。陈福友就不下卡了，改用鱼钩捕鱼。福友小小年纪不用小钩，却喜大钩。大钩治鱼，多在有水溜的宽阔水面。鱼常喜在水中逆流游动，当触到鱼钩时，便被挂住，挂住的鱼越挣扎，越深，直到动不了为止。

    那年夏天，有一艘日军的快艇载着五个鬼子，开到陈福友下钩的地方来洗澡。他偷偷地潜水过去，将一串大钩，围绕着洗澡的鬼子们悄悄下好，然后爬上汽艇，将枪支和衣物敛到自己的船上，开到了抗日雁翎队的驻地。等到雁翎队员赶来的时候，五个鬼子已经血肉模糊了。

    水浅鱼多的季节，陈福友就用大罩捕鱼。1963年白洋淀发大水，水都淹了村子，房子有的也被泡塌了。全村人都被安置在村子里最高的采蒲台上，等待政府救援的直升机来扔大饼。有时候，直升机扔不准，将大饼和饼干扔到了水里，都泡得成了面糊糊。陈福友觉得这面糊糊真不如他逮的鱼好吃。他就拽着自制的大罩，腰问系着鱼篓，凫水来到未被淹没的苇地里罩鱼。苇地里水浅他光着膀子在苇地里中蹚水，还一边叫喊着。鱼受了惊吓向水底躲避，触及河底，浑水上翻，陈福友用力将大罩按了下去，鱼就成了罩中之鳘了。鱼送到了一村灾民的手上，就等于把村民的性命从龙王的手上夺了回来。陈福友的大罩捕鱼就一直持续到大水退去。

    后来，有专家说地球变暖，天旱少雨，白洋淀上游九条河的水位像花一样枯萎。白洋淀没了水，干了。甭说鱼了，就连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袅袅婷婷的莲花都无影无踪了。陈福友将船反扣在千里堤上，裸了背坐在船上晒太阳。老伴儿胡小仙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说，你看你，背上都晒得脱起鱼鳞了，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一条鱼呢!

    陈福友说，我是鱼，可我是一条行走在岸上的鱼。

    胡小仙笑了，这种鱼我可是头一次见过。

    可咱不在岸上晒成鱼干行吗?胡小仙又说，咱走，咱去渤海湾捕鱼行吗?村里置办了几条轮船，嚷嚷着让人报名呢?咱去不?

    不去!

    为啥?

    我要在大淀里掘坑寻水，我不离开白洋淀。

    陈福友说着，站了起来，把烟揉揉放在嘴上叼着。胡小仙连忙去给他找火柴，还没火柴找来，陈福友手里的烟腾的一下就被太阳晒着了。

    陈福友开始了在白洋淀掘坑寻水的漫长之旅。他的铁锹用烂了三百六十把，他把白洋淀九十九个湖泊掘了个遍，终于他掘出了一条白洋淀通往黄河的水路。

    在陈福友掘淀寻水的日子里，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水乡修了桥，水乡修了柏油路，水乡建了工厂，水乡建了高层建筑，捕鱼的事情人们逐渐淡忘了。

    可陈福友又回到了水里，回到了淀上。

    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陈福友说，你这把年纪了，就别去捕鱼了，歇了吧!

    陈福友说，我不能歇，歇了会死的!

    那我给你买个机器船吧，省力气。

    不用，机器船有污染，老船家还是使老船好!

    陈福友告别了儿子，告别了岸。把那条千里来堤上的木船修补好，刷了漆，船顶上支起了塑料布，船上准备好了小柴灶、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然后带着胡小仙，披上蓑衣，振臂摇桨，小船像一条梭子鱼一样蹦进了大淀。

    老头子，你这劲头怎么看也不像是九十岁的船家呀!胡小仙说。

    你这豪气也不像八十四岁的船家婆呀!陈福友说。

    咱们去哪里?

    去采蒲台下面下粘网，傍晚到雄安新区集上卖鱼!

    老船家这样说着，船就飞过了一片苇地。苇尖上独立的一只红嘴水鸡就飞离芦苇，鸣叫着逐船而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