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路10号

      于德北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诉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闲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我激动。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万岁，这游戏！我找了——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杭州路10号袁小雪收。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信寄出去了。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我的信？”我不想念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10号？”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这里边有一种崇敬。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活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我渐渐不安。四个月过去了，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杭州路10号。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我，我找袁小雪。“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是，是他的朋友。”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直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她？”“骨癌。”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叫骆瀚沙。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了。

第九封信

金立明

    “我很好！一切都很正常。胳膊恢复得很快，刚做过透视，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拆石膏了……”她提笔写道。

    可是她想写的却是：“快回来吧，我唯一的远在天边的骨肉！我糟透了。现在，我仅有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再看你一眼了。我这骨折不是通常的骨折，刚从医院里回来，我能从医生们的眼神里看出来，很快，我就要离开人世了。”

    可是她是母亲，她不能这么写。

    死是肯定的了，对于她的孩子来说，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可是要是她赶了回来，停止了两个月后即将完成的学业，面临将是双重的灾难。而一份就已经过重了……我不能再给她添加那另外的一份了……自从有了这一想法后，每天，她都强打精神，开始想为她的孩子再做一些她所能做的事。她开始一封一封地写起信来。这是她一直保持着的习惯，每周一封信。

    为了瞒住事实，每一封信都用的是一种平和而又轻松的语气。

    写满了八封信后，在写第九封时，她的四肢便有些不听使唤了。她有些后悔，她想到现在就是再想改变主意，想让她的孩子马上回来，怕都已经来不及了。可是这第九封信她还是坚持着写完了。有时一整天，她只能写上一两句。

    死期临近了，病房里那位专职护士答应了她这严肃的请求，同意在她死后将按着顺序，照样每周一封地发出这些已提前写好、封好了的信。

    那在英国攻读学位的女儿每次收到母亲的信时，都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说透了，在这异地，只有这才是促使她不断努力的真正动力。

    “……新来的保姆姓陈，人挺不错，不像有的保姆，一吃完饭，洗完碗，就进屋里睡觉去了。那天刮大风，所有的灯都灭了，她一直陪我聊天，直到天明。”

    “……在家时，小狗总是等你回来给它开晚餐罐头。你走了都快四年了，可直到现在，它仍没有改过这一习惯哩。那天傍晚，见它始终站在门口朝着后院的马路呆望，时不时地呜呜哀叫几声，我就完全知道，那是它在殷切地盼着你回来给她准备晚餐哩……”

    学期终于结束了。脱下那套为拍照而穿上的博士服后，她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九封信也就随着到来了。

    “具，不要难过，不能不告诉你的是，在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辞世近两个月了。请不要惋惜我们没能最后见上一面。……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你没有父亲，一直靠打工挣钱学习，你的成长极其不易。但好在千辛万苦，你还是入了正轨。

    “两个多月前，在你写信告诉我，说你将闭门不出，直到获得学位后再给我写信时，我便有了这一想法。

    “前面那八封信都是我在重病时写成的。你没有看出破绽来，我很高兴。……别哭泣，具，你不是常人，也别浪费路费再赶回来看我的骨灰盒了，这没有太大的意义。关于我的病情，我已附上这段时间的病历。

    “你自幼就比谁都美丽。自你长成后，看着你简直是一种享受。你比我怀你时所想象的要全面多了。但可惜的是，从小时候起，你就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常因为衣服而受同学们的嘲讽，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在获得学位后，我希望你能开始一种真正的生活，希望能像那始终处于劣境中的辛迪瑞拉一样，总有一天，你的美丽，你的心地，你所秉有的一切都能得到公认……”

    “哦，不！……妈妈！”看到这里，具再也忍耐不住地痛哭起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要用惨痛的、确确实实的牺牲，去换取那些所谓的虚无的利益啊！为什么利总是高于益，占据了心灵里这最最主要的位置呢？”

    时隔很久，她仍在想着，仍分辨不清：母亲究竟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错事呢？

（选自《深圳特区报》）

收字纸的老人

汪曾祺

    ①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蔑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这个收字纸的姓白，大人小孩都叫他老白。他上岁数了，身体却很好。满腮的白胡子茬，衬得他的脸色异常红润。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腿脚还很轻快。他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有时遇见主人正在堂屋里，也说说话，问问老太爷的病好些了没有，小少爷快该上学了吧……

    ②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

    ③文昌阁的地点很偏僻，在东郊，一条小河的旁边，一座比较大的灰黑色的四合院。正面三间朝北的平房，砖墙瓦顶，北墙上挂了一幅大立轴，上书“文昌帝君之神位”。这文昌帝君不知算是什么神，只知道他原先也是人，读书人，曾经连续做过十七世士大夫，不知道怎么又变成了“帝君”。他是司文运的。更具体地说，是掌握读书人的功名的。谁该有什么功名，都由他决定。因此，读书人对他很崇敬。过去，每逢初一、十五，总有一些秀才或候补秀才到阁里来磕头。要是得了较高的功名，中了举，中了进士，就更得到文昌阁来拈香上供，感谢帝君恩德。科举时期，文昌阁在一县的士人心目中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后来，就冷落下来了。

    ④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西厢房是老白住的。他是看文昌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庙祝。东厢房存着一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书板。当中是一个颇大的院子，种着两棵柿子树。柿树之前，有一座一人多高的砖砌的方亭子，亭子的四壁各有一个脸盆大的圆洞。这便是烧化字纸的化纸炉。化纸炉设在文昌阁，顺理成章。老白收了字纸，便投在化纸炉里，点火焚烧。化纸炉四面通风，不大一会，就烧尽了。

    ⑤老白孤身一人，日子好过。早先有人拈香上供，他可以得到赏钱。有时有人家拿几刀纸让老白代印《阴骘文》（印了送人，是一种积德的善举），也会送老白一点工钱。老白印了多次《阴骘文》，几乎能背下来了（他是识字的）。后来，也没有人来印《阴骘文》了，这副板子就闲在那里，落满了灰尘。不过老白还是饿不着的。他挨家收字纸，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端午节，有人家送他几个粽子；八月节，几个月饼；年下，给他二升米，一方咸肉。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有时也会想想县里的几个举人、进士到阁里来上供谢神的盛况。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⑥老白收了字纸，有时要抹平了看看（他怕万一有人家把房地契当字纸扔了，这种事曾经发生过）。近几年他收了一些字纸，却一个字都不认得。字横行如蚯蚓，还有些三角、圆圈、四方块。那是中学生的英文和几何的习题。他摇摇头，把这些练习本和别的字纸一同填进化纸炉烧了。孔夫子和欧几里德、纳斯菲尔于是同归于尽。

    ⑦老白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节选自《汪曾祺自选集》，有删节）

风景

贾平凹

    我说的风景是在我家那一方小小的窗上。我常坐在窗前，无聊地向外张望。数年前，天上的星子很稠，后来渐渐归稀，待到高大的建筑撵过来，建筑上的窗便装扮了我的风景，我的窗也或装扮了人家的风景吧？这么想着，很有些卞之琳先生的诗味，我就将头偏过去，久久地看建筑物下的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见有一个老头，好高的个子，细细瘦瘦，从地埂的这边走到地埂的那边，再从地埂的那边走到地埂的这边，来回均一百一十步，一步也不差的，就像一把活动着的人尺。

    “老伯，在练功吗？”一天，我终于走出屋去，想找他说个解闷儿的话。

    “气功。”

    “噢，人老了要健身的。这是哪家气功？”

    “生气的功！”

    他站住了，虎虎地拿眼睛瞪我。这是一双有着血丝的眼睛。瞪我久了，他便松下劲来，一扑沓僵坐在了地上。我认出这是一位农夫，有一双硬壳的手，虽然穿了一件呢子中山短装，但没有紧扣子，里边的衬领很油腻。我知道这里的农村已陆续划归城市，土地被征用，村子里不时噼噼啪啪鸣放鞭炮，农民获得一笔巨款，又焕然一新作了市民，那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我就投其所好，说：

    “听说你们都可住高楼了？”

    “人是雀儿吗？”

    “你们好幸运，没文凭也‘农转非’了！”

    “有地气吗？”

    “住小土屋有地气，却会得关节炎。”

    “亲戚来了就不患水土病吗？”

    “都吃自来水了，闹不了肚子的。”

    “开电梯还行？”

    “让你去厂里开电梯？那是好工作啊！”

    “好，上去下来上上去下下来上上上去下下下来。”

    “这操什么心？”

    “小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爹睡在席左边，娘睡在席右边，我睡在中间，为的是怕狼叼了去。天一黑，常看见田埂上有狗，叫‘哟哟哟’，它就来了，看见一条大尾巴扫帚一样扫在地上，便猛叫一声：‘狼！’狼就吓跑了，我也吓得回家害了一场病。现在倒想见一见狼哩。”

    “动物园不是有吗？”

    老头是不慈祥的，话难投机，我便觉无聊了。又回坐到我的窗前，想所谓的两代人的鸿沟，想所谓的观念陈旧，想所谓的农民意识，觉得这老头可笑，他该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什么典型。再不愿看到他人尺似的走动。老家伙，他哪里会明白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的道理呢？

    一天，窗外突然有狗叫声，很凄惨。我朝外望去，那人尺还在那里丈量着，而空地的那头，一群年轻人在杀一条狗。多半是为着一张完整的皮，狗被绳索勒住，但每勒一次，一放到地上就又活了，一个就说：‚狗是土命，吊起来勒，不要放到地上。‛果然狗彻底死了。我瞧见年轻人大呼小叫，而人尺再没有丈量了，呆立了许久，就走掉了。

    这一走，老头就再没有出现。

    两年过去了，我的窗外再没了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我的风景愈发平淡。但在这个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位说独角戏的绝好的演员，他在台上台下，出言都极幽默，反话正说，正话反说，你永远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性。我看过他的演出，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两年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是那个人尺的儿子。演出后，我向他打听他爹。

    “你爹好吧？”

    “瞧我腿肿吗？辛苦呀，昨晚端端靠着床板立了一夜。”

    “好久未见他老人家了。”

    “太累了，累昏迷了，一夜都没苏醒。”

    “他去开电梯了吗？”

    “今早起来，端个刷牙缸子，哇哇直吐啊！走到厕所，看见啥不想吃啥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人民日报》）

醉拳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语气中荡漾着蔑视，平淡而又坚定。日本少佐美津智朗，上下打量了面容清瘦却棱角分明的张三。

    哟西，有胆量。

    斟得满登登的四十大碗酒，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伸手道“请”。你的，一碗酒放一个，四十碗我放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德州武城人，几十年来，人们记忆中的张三总是身着长衫，袖口高挽，手端鲁北老酒，泰然自若，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有滋有味地品着。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亥革命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拳，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酒持得稳，喝得淡，放得轻，一天没酒日子就不是张三爷的日子，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端起，日头落西，最后一滴酒也淌入肚子。张三爷微抖长衫，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可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三爷的碗里，三爷泯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热汗直流，柴掌柜闻听颠颠地跑上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泼了三碗，腥，涩，嫩……，一时酒气冲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是看得起你，你想请都轻易请不来。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那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声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双手捧着一碗高粱酒，轻迈金莲来到张三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脖子一扬滴酒不剩。好一碗女儿红，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粱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是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的，柴掌柜就是不吐个口话，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个破坏大东亚共荣，就捆了柴家四十来口。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不住点头。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候，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体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柴掌柜那头绳子一松，人瘫倒在地上。

    张三两碗咕咚咕咚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屋里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了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酒痞野蛮无酒德？告诉你，酒德两字，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儒家有“饮惟祀”、“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晋代《断酒戒》，唐代《酒箴》，宋代《酒赋》，元之《饮膳正要》，明之《本草纲目》，清之《日知录》，无不是酒德之说。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竟敢陈说礼法，只如蜾蠃螟蛉如侍在侧焉也。

    张三爷滔滔不绝，不觉兴起，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

    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李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势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精通日语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影子，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建国后的五二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新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进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人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粱酒封泥打开，一口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划得一行草字笔走龙蛇：

    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灯笼

陈忠实

    县纪委书记焦发祥一早走进县委大门，瞧见传达室旁边围着一堆人，他瞥了一眼，从人头攒动的缝隙中，瞅见了一只灯笼，也凑上前去。

    大伙儿围观的确是一只灯笼。外边糊着一层红纸，里面点燃着一支小蜡烛。

    挑着这只灯笼的是一位乡下老农民。一张脸没有生气，只有几根微微颤抖着的胡子，表明他心里憋着气。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焦发祥问。

    那双似睁似闭的眼睛闻声看过来，似乎在掂量问话人的身份。“寻找真理！”他的干瘪的嘴唇动了一下。围观的干部们笑起来。

    “你说具体点？”焦发祥提醒他。

    他的眼睛忽地一翻，露出一缕难受不堪的神光，盯住焦发祥，反问：“我给你说了，你给管？”

    “问你就是想管。”焦发祥肯定说。

    “啊呀！我可找到包青天了——”打灯笼的农民嘴里叨叨着。

    我跟村支书刘治泰家原住一个院子。这是土改时分的，两家挤一院。这二年，我申请庄基地，没批；刘支书却自己划了庄基地建了新房，搬走了，按规定老庄基地归我。没料到，他搬了家，不提老房子的事了。我找他，他先说忙，后来，干脆说要在老屋里拴牛。

    我急慌了！我的三个娃子连一个媳妇也没娶，净等房子喀！没办法，我就说买下来，支书要价的口开得多大！大得怕怕！我的天，这老房子椽也朽了，瓦也朽了，雨天漏得像草筛。这不明摆着坑人吗？我找乡政府，不下八回，总说忙，抽不出时间解决这号鸡毛蒜皮的事。我实在想不下好办法，就打上灯笼来了……

    “杨书记吗？喂！你们乡的清水湾，有个叫田成山的农民，居然挑着灯笼闹到县上来了。”焦发祥平静地说。

    “我一定处理好！”杨书记在电话里连连自责。

    第三天早晨，焦发祥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急促地响着。

    电话是市纪委打来的，说是本县清水湾一个名叫田成山的农民，挑着灯笼到市委大门口名为“寻找真理”，实际是喊冤。

    焦发祥真有点火了，直接拨通了乡上的电话。

    “焦书记，我昨天已经处理了，”焦发祥耐着性子听着，“昨天，我严肃批评了田成山打着灯笼大闹县委，影响了县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经调查，田成山没参加派性组织，但他老婆是个厉害手，这件事背后有没有背景，尚待进一步了解……”

    “好了好了，你真是动了脑筋了！”焦发祥真是哭笑不得。放下话机，对司机传话：“走一趟清水湾。”

    清水湾三面被坡丘包围，一面出水路，坡地上多柿树，杏树和桃树。村前有一弯簸箕似的平川，种麦又种稻。这个小小的村庄是本县山区一个独厚于天的角落。七八十户村民，村长从东到西吆喝了一遍，男男女女就聚集在村子中间的会场上来了。

    焦发样让村支书刘治泰把县政府关于给村民划拨庄基地的文件宣读一下。刘治泰大声宣读完文件，一只手挂在桌子上，一只手插在腰间，向全体村民讲话：“我先作检讨……”焦发祥不由地瞧瞧这位刘支书，真是聪明剔透！

    “听说你想把朽房子卖给田成山？”焦发祥问。刘治泰面不改色，满口应承。

    焦发祥站起来，说：“治泰同志，据说这房子原是地主家的，你要是把这号都快倒塌的房子卖给成山，我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你的心就太黑了——”焦发祥停顿一下，侧过头瞅瞅，刘治泰的脸红了，红得像个猪肝。

    焦发祥说到这儿，动情地说：“乡亲们，我没来过这儿，想不到咱们县竟然有这样一块好风水的地方。刘治泰同志呀！你甭把这样好山好水好百姓的清水湾，给搅和成一个混水湾……”他的嗓门被清水湾村民的呼喊和掌声淹没了。

    吉普车驶出清水湾，在土石公路上疾驰。秋天的田野，秋庄稼收获净尽了，冬小麦泛起一抹新绿。夕阳如金。

    焦发祥和杨书记并排坐在后座上。“谈谈你对田成山的处理问题吧！”焦发祥盯着杨书记。

    杨书记自责说，“我只是考虑田成山影响县委的工作……”

    “出一点问题，先在田成山身上查根子，找背景，这是一种什么习惯呢？”焦发祥盯着杨书记，“实在说，刘治泰这样的作风问题并不难纠正，难就难在我们的这个可怕的习惯！你想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习惯呢？”杨书记红着脸，渗出汗水来了。

    两人告别时，焦发祥手里挑着一只灯笼，笑着说：“把这只灯笼送给你做个纪念。关于那个‘习惯’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只灯笼里。”杨书记红着脸，接过了那只小灯笼。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