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带伤的美丽

梁衡

如让你欣赏一位带伤流血的美人，那是一种怎样尴尬。40年后，当我重回内蒙古乌梁素海时，遇到的就是这种难堪。

乌梁素海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东边的乌拉山下。40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时曾在这里当记者。叫“海”，实际上是一个湖，当地人称湖为海子，乌梁素海是“红柳海”的意思。红柳是当地的一种耐沙、耐碱的野生灌木。单听这名字，就有几分原生态的味道。而且这“海”确实很大，历史上最大时有1200多平方公里，是地球上同纬度的最大淡水湖。每当船行湖上时，我最喜欢看深不可测的碧绿碧绿的水面，看船尾激起的雪白浪花，还有贴着船帮游戏的鲤鱼。而黄昏降临，远处的乌拉山就会勾出一条暗黑色的曲线，如油画上见过的奔突的海岸，当时我真觉得这就是大海了。

那时，市场上物质供应还比较匮乏，城里人一年也尝不到几次鱼，但这海子边的人吃鱼就如吃米饭一样平常。赶上冬天凿开冰洞捕鱼，鱼闻声而来，密聚不散，插进一根木竿都不会倒。那时，每当外地人一来到河套，主人就说：“去看看我们的乌梁素海！”眼里放着亮光，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

这次我们真的又来看乌梁素海了。7月的阳光一片灿烂，我们乘一条小船驶入湖面，为了能更有效地翻动历史的篇章，主人还请了一些已退休的老“海民”，与我们同游同忆。船中间的小桌上摆着河套西瓜、葵花籽，还有油炸的小鱼，只有寸许来长。主人说，实在对不起，现在海子里最大的鱼，也不过如此了。我顿觉心情沉重。40年前打鱼，是用麻绳结的大眼网。三斤以下的都不要，开着70吨的三桅大帆船进海子，一网10万斤，最多时年产500万吨。打上鱼就用这湖水直接煮，那才叫鲜呢。现在，这水你喝一口准拉肚子。”

海上泛轻舟，本来是轻松惬意的事，可是今天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这应了李清照的那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们今天坐的船真的由过去的70吨三桅大船退化成像一只蚱蜢似的舴艋小舟。

河套灌区是我国三大自流灌区之一。黄河自宁夏一入内蒙古境，便开始滋润这800里土地。经过总干、干、分干、支、斗、农、毛七级灌水渠道，流入田间，又再依次经总排干、排干等七级排水沟，将水退到乌梁素海，在这里沉淀缓冲后，再退入黄河。所以，这海子是河套平原的“肾”，首先起储水排水的作用。同时，又是河套的“肺”，它云蒸雾霭，吐纳水汽，调节气候。所以才有800里平原的旱涝保收，才有和北面乌拉山著名的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的美景。但是，近几十年来人口增加，工厂增多，农田里化肥农药增施，而进入湖中的水量却急剧减少，水质下滑。你想，排进湖里的这些水是什么水啊？就是将800里平原浇了一遍的脏水。河套农田每年施用农药1500万吨，化肥50万吨，进入乌梁素海的工业及生活污水3500万吨，这些都要洗到湖里来啊。所以，当地人说，乌梁素海已经由河套平原的肾和肺，退化为一个“尿盆子”了。

抚今追昔，虽清风拂面，还是拂不去心头的一怀愁绪，我便到后甲板散步。只见偌大的湖面上，用竹竿标出二三十米宽的一条水道，我们的这个“舴艋”小舟只能在两竿之间小心地穿行。原来，湖面的水深已由当年的平均40米，降为不足一米，要行船，就只好单挖一条行船沟。我再看船尾翻起的浪，已不是雪白的浪花，而是黄中带黑，像一条刚翻起的犁沟。半腐半活的水草，如一团团乱麻在水面上荡来荡去，再也找不见往日的碧绿，更不用说什么清澈见鱼了。乌海难道真的应了它的名字，成了乌黑的海、污浊的海？只有芦苇地发疯似地长，重重叠叠，吞食着水面。主管农水的领导说，这不是好现象，典型的水质富营养化，草盛无鱼，恶性循环。

现在如果你不知内情，远眺水面，芦苇还是一样地绿，天空还是一样地蓝，水鸟还是一样地飞，猛一看好像无多变化。可有谁知道这乌梁素海内心的伤痛，她是林黛玉，两颊微红，弱不禁风，已经是一个病美人了 ， 也是在强装笑颜，强支病体迎远客。我举目望去，远处的岸边有些红绿房子，泊了些小游船，在兜揽游客。船边地摊上叫卖着油炸小鱼，船上高声放着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我一下想起那句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墙犹唱后庭花”。受伤的海子、焦渴的大地，我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找回昨日的美丽。

（选自201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最后一趟生意

    漫天的沙尘渐渐退去，蓝天和烈日又一次出现在沙漠上空。他开着那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在公路上行驶，道路的两边，处处可见车辆的残骸，远处的浓烟告诉他，战争正在他的祖国里进行着。

    天气晴好，很炎热，没有一丝风，对面驶来一支车队，车上也坐了很多人，这情景有点像这个国度里的乘卡车赶集的人群。不过不同的是，不是卡车，而是坦克，上面都是外国人，手里拿枪。他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他，就这样交叉而过。

    “该死的战争！”他暗暗地咒骂。两天前，一颗导弹落在了他家门口的市集里，几乎毁灭了一切，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于是他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了，他盘算着等今天最后一趟生意做完，就和妻子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莎拉，孩子们，我爱你们，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等最后一趟生意做完。”

    他转头看了看驾驶座上放的一张照片，相框的玻璃碎了，不过照片上，妻子和三个孩子的笑脸仍然是能让他感到唯一欣慰的东西。

    不久，他到了一个检查站，路边停着不少坦克，那长长的炮管和多边形的脑袋简直让人不寒而栗。不少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站在路边。一个外国士兵伸手示意让他停车，他定了定神，停下了车。这几天，几乎没有什么平民的车辆从首都出来，所以现在，路上除了坦克，就只有他一辆车了。

    几个外国士兵走上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一个为首的看了看这破车，弯下腰，又看了看他，问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A ． 他笑了笑 ， 用那士兵能听懂的语言生疏地答：“长官，我从首都来，想离开这个地方，战争太危险了，”说着话，他递给士兵一支香烟，并点上了火，“战争几时才能结束？”

    “快了，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能解放你们的首都，”外国士兵深吸了一口烟，像是看到了车里的相框，“这烟还不错，那是你的妻子和孩子吗？我也有两个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年纪。”

    “是啊，他们是我最牵挂的人，不久前就离开这里了，我这就去看他们，也许不再回来了，战争年代开出租车太危险，我不想干了。”B ． 他看了看外国士兵，仍然微笑地回答。

    “等我们推翻了你们的独裁者，你就可以回来放心地开车了。”士兵靠在车窗上，也许那么多天来，第一次遇上对他微笑的原住民，因而心情也不错吧。

    “也许吧，不过我得去看我的妻儿了，有兴趣去我的家吗，我妻子会为你们做好吃的。一起去吧，最后一趟生意，不收你们的钱。”

    “我们有任务在身，去不了了，代我向你的妻儿问好吧，”士兵显然有些兴奋，他也许认为，这里的人民，还是有不少欢迎他们的，“对了，南方都是战场，你要到哪里去见你的妻儿呢？”

    C．他依旧微笑着，拿起了那个破碎的相框，在照片上吻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依旧得意忘形的士兵，还有他身边其他拿着枪的外国人，一字一句地说道：“天堂。”

    他最后能看到的，是那个士兵惊骇和恐惧而扭曲的表情，还有从指间滑落的烟头。

然后，他按下了按钮。

（选自《全球最佳短篇小说》，略有删改）

【注】故事背景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期。

眼镜

老舍

    宋修身有对儿近视镜，可除读书时不戴。他正往学校里走，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空：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的饼，占住了地盘。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他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眼力不济，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迟到。

    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

    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说没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定是被车夫拾了，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拾了就是拾了，活该。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到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掏出盒子，好破的盒子；打开，镜子真脏；自己戴了戴，戴不上。王四的心凉了，早知道还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虽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搀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

    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了。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王四没等到那个近视眼。要收车时，小赵来了，他家开着个小杂货铺，他的父亲戴平光的眼镜。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箱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艺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送给你！”

    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

    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

（有删改）

喝晃汤

江岸

    无论如何，大过年的，总得让老婆、孩子高高兴兴吃上一顿猪肉，一家人总得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包一次饺子！

    可是，有一年，快过年了，周全明还没有想好，怎样弄到过年要吃的那几斤猪肉。有十多年了吧，他家就没有杀过年猪。黄泥湾这十几户人家，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每年都杀年猪，但多数家隔个三年两载也要杀一头。整个湾子十多年没杀过年猪的，只有周全明一家。他上有偏瘫老娘，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和老婆两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粮食都不够吃，还能吃猪肉?他家年年向集体借粮，才不至于挨饿。

    好在黄泥湾有一个老辈子传下来的习惯，没有杀年猪的人家，可以向杀年猪的人家赊一块肉来吃，等到自己家杀年猪了，再还上就是了。每一年，周全明点头哈腰地从别人手里接过称好的猪肉，满面笑容地说，今年吃你家的，明年吃我家的。这句话，被他重复说了十多年。后来，他再开口赊肉的时候，要么热脸贴了人家凉屁股，人家干脆不理睬他，要么他赊五斤，人家只肯给三斤，而且还是猪后裆处的囊囊膪^①。

    周全明几乎欠了整个湾子所有人家的猪肉，今年找谁借呢?找谁借，都难以启齿。他到姐姐家串门，他姐不忍心，悄悄塞给他五元钱，对他说，你到公社食品站去买几斤猪肉，给娘和孩子们过年吃吧。

    周全明攥紧五元钱，手心里汗津津的，走到食品站的时候，竟将一张钞票都捂湿了。食品站却排着一个长龙似的买肉的队伍，他只好站在队尾，焦急地看着案板上的半扇猪肉被一点点肢解，一点点被人买走。

    突然，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肉案前，也不言语，卖肉的赵师傅却挥刀砍下一一大块好肉，递给年轻人。

    我们排半天队了，凭什么他不排队?

    还讲不讲先来后到……

    人群里响起纷乱的抗议声。

    赵师傅叭一声把刀砍在肉案上，双手往腰间围裙上一叉，傲慢地说，他是我儿子。谁喊我一声爹，我也给他砍一块肉!

    大家顿时沉默下来。

    周全明慢慢走到肉案前，对着赵师傅响亮地喊了一声，爹!

    赵师傅愣了，所有等待买肉的人都愣了。

    周全明不由分说，从肉案上拔起刀，砍下一块好肉，拎起来，大步流星地走了。

    分田到户那一年，周全明家田地分得多，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他家不仅能吃饱饭了，而且过年要杀年猪了！还要请众乡邻喝晃汤。

    黄泥湾人把猪血叫做猪晃子，杀了年猪，往往要开一两桌席面，把每家家长请来坐席，俗称喝晃汤，席上的主菜就是猪肉、猪肠、猪心肺、猪血放在一起的乱炖，就是晃汤。另外还要给每家每户送一海碗炖好的晃汤。这种杂烩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而叫晃汤，可能和猪血最廉价有关。这应该是一个乡间的谦词。

    喝晃汤这天，周全明家少有地热闹起来。

    酒至半酣，有人笑道，老周，你家的猪拱进萝卜地里了吗？

    还有一个更促狭的人，竟然踢了一脚桌下抢吃骨头的狗，对着席面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够不够人吃的？你们还想抢？

    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周全明的脸立马红到了耳根。他讪笑着，吱吱唔唔地说，俺家欠大伙儿十多年的肉账呢，还清以后，一头猪就剩下头蹄和下水了。明年一定让大家吃个痛快，保证一块萝卜不兑，全炖好肉。

    你还让我们等到明年？我看见你家厨房里还挂着一块好肉呢，怎么不炖上？肯定是留到过年自己吃吧！有人不依不饶。

    周全明解释道：这块肉，是留下来还给公社食品站卖肉的赵师傅的。

    赵师傅已经退休了。

    当周全明敲开他家大门时，他问，你找谁?有事吗?

    周全明毕恭毕敬地说，我就找您，今天专门过来还几年前借您的猪肉。说着，双手递过猪肉，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赵师傅接过沉甸甸的猪肉，死活想不起来周全明是谁，更想不起来自己何时借给他这么一大块猪肉。

(选自《2017中国年度作品微小说》，有删改。)

[注]①囊囊膪[口语nāngnāngchuài]猪胸腹部肥而松的肉。

一个幸运的贼

[法]莫泊桑

那晚，我们三个年轻狂徒在索里尔家聚餐，最后都喝得有几分醉意了。普瓦特文头脑还清醒些，索里尔仰面朝天躺着，讨论什么战争和服装之类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拉开抽屉，将一套轻骑兵制服穿在身上，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给普瓦特文，他说什么也不肯穿，于是我俩硬给他套上，衣服太大，几乎把他包起来。我把自己打扮成甲骑士，然后，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他大声地说：“当了军人，得喝出个军人的样子。”

我们拿出大碗，高唱军歌，再次开宴。尽管已喝得酩酊大醉，我还是突然举起一只手说：“静一静，我敢保证隔壁画室有走动的声音。”

“有贼！”索里尔晃晃摇摇地站起来，唱起《马赛进行曲》，“拿起武器，公民们！”然后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我得到的是火枪和长剑，普瓦特文拿到一支上刺刀的长枪，索里尔没找到称心武器，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索里尔说：“我是将军。”又指着我俩：你，甲胄骑士，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你，掷弹兵，作我的护卫。”

我们足足用了20分钟查看每个角落，没发现任何可疑。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碗橱。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可把我吓坏了，一个人，一个活人站在里面看着我，镇定下来后，我忽地一下锁上柜门，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

索里尔想用烟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我则想用炸药炸。最后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我拿来酒烟，坐在碗橱前，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普瓦特文还警惕地背着枪；又喝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瞧。

“对！”我大声地附和。我们抓起武器，朝碗橱疯狂地冲去，索里尔端着手枪冲在前面，我俩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后面打开柜门押出俘虏，那是个白发苍苍、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老头。我们捆上他的手脚，将他放在椅子里，他没有吭声。

“我们审判这个恶棍。”索里尔厉声说。我也认为应该审判这个家伙，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我被任命为执行人。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

“现在就枪毙他！”索里尔说，“不过，不能不让他忏悔就死啊。”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

但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他让我代为行使神父职权，并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暴徒，开口讲话了，声音空洞沙哑：

“你们要杀死我吗？”

索里尔逼他跪下，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说：坦白你的罪过吧，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救命啊！救命！”那老头在地板上打滚拼命嚎叫，怕他吵醒邻居，我们塞住了他的嘴。

“来，我们把他结果了吧！”索里尔不耐烦地说。他用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我也勾了扳机，可惜我俩的枪没有子弹，枪只是空响了两下。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

“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索里尔说。

“那倒是，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

我们同意了。那个老头不能走路，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到了警察局。局长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他认为我们闹得太过分，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索里尔非要往里抬，局长沉下脸来，说你们不要再发傻了，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

“我们拿他怎么办呢？”我问道。

“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普瓦特文怜悯地说。

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我也不禁起了隐之心，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

“喂，你感觉怎么样啊？”我问他。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呻吟着说。

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给他松了绑，开始像对久别的老友一样款待起来。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他连让都没让，端起碗一饮而尽。我们几人觥筹交错痛饮起来。那老人真是海量，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天蒙蒙亮时，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我得告辞了”

我们再三挽留，但他坚持不依，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到门口，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