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毁灭、改良与重生

    在远古时代，基本不能理解一切带有灾害性质自然现象的人，相信在天地之间，除了有超越自然的神掌管着世间万物与人之命运，还有形形色色的鬼在作祟。而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人，只能以虔诚的态度，用各种形式向神鬼跪拜敬礼，祈求祥福。所以在远古时代，人们“行礼”的对象主要为神鬼，并在长期持续的祭拜活动中，将各种程序与形式逐渐完善与固定下来，形成了最初的礼仪。

    在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等制度出现之后，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人类文明开始出现，礼仪也随之从原始性的敬神仪式，发展至以阶级为基准的伦理道德观念。诸位神明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奴隶主贵族则取而代之，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行礼对象”。也正是在这个社会阶段，古代华夏族以丰富的礼仪文化成为“礼仪之邦”，并有“夏礼、殷礼、周礼”三代之礼。西周时代更是中国的“礼治”时代，由周公主持定下的《周礼》更是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为重要的礼仪论著。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封建社会后，礼具有了严格的阶级属性，主要作用变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周礼》、《仪礼》和《礼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经典，从唐朝开始即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基本科目，位列九经中的三篇。宋朝之后，朱熹将解说《周礼》与《仪礼》的《礼记》重新编撰，并将其列为儒家五经之一，进入科举考试科目。封建时代的礼更像是一门“人治之法”，能够通过礼稳固世袭的阶级结构，在保证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与交替的同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为人处世的良性规范。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之礼是建立在君权和父权的基础之上，那么西方封建社会之礼则建立在君权和神权的基础之上。而这两者也因为“君权神授”的观点有所关联。

    在封建社会式微、新兴资产阶级兴起时，西方掀起文艺复兴运动，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以出生定阶级、以阶级定行事标准的礼仪系统，以及贵族与仆役之间不相容亦不平等的“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均被重新审视。贵族并不天生高人一等，仆役亦有权选择学习与实现阶级上升。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式礼仪标准”，被逐渐转换成为“人人平等式礼仪标准”。

    进入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后，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充分继承了封建君主的“征服”美德——大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与老钱阶级相对应的new money（暴发户）群体的出现，使得看似“人人平等、自我实现”的资产阶级式处世之礼有了变化：在英国与法国，出现了一批用钱买贵族名头的“伪雅族”，在美国，出现了用不同价钱隔离不同收入人群的商业形式。虽然一度只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奢侈品产业，在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阶层下放，但它也同时转换成为了“有钱才能买到”的新式礼仪准则：财富取代了阶层，成为新的“敬仰”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盛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阶段：消费主义社会。在这个神权不存在、阶级被消灭、人本主义盛行的阶段之中，无处不在的商品造就了以金钱为基准的新式社会阶层：贫穷阶层，中产阶层，以及富人阶层。而因经济危机与抢夺资源催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则让人们开始反思以金钱为本的社会体系之中，曾经被神权与阶级所压制的人权是否又陷入了对于人性新的压制怪圈：消费至上。

    两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时期，消费主义与反消费主义同时盛行，精英团体与嬉皮士团体相安无事。在经历无数次的社会与文化解构之后，需要正装出席的礼仪场合依然存在，只是“正装”的概念变得五花八门——你当然可以穿着三件套配双运动鞋，也可以套着华美长裙外搭一件朋克小皮衣。多形式的生存理念、多方式的生活选择，都被逐渐的尊重和扶持起来——在这个时代，礼所构建的基础并非社会付诸与人的一切名头与称号，而是人类彼此之间所天然拥有的尊重、理解与相互独立。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礼仪”的养成永远与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变迁有关。奴隶时代的敬神礼仪被封建时代毁灭，并建立一套以人之阶级为重心的礼仪系统。封建时代的等级礼仪被资产阶级毁灭，在保留王室的基础上进行了看似“人人平等”其实“尊重资本”的新式礼仪系统。两次世界大战又让人们全面反思资本对于人性的毁灭，重新建立一套以尊重他人为基础的礼仪（日常礼貌）系统。不同时代，“礼”所需要尊敬的对象、“礼”的概念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但它永远是人类的执念。

魏晋时代的“啸”

    魏晋名士，风流倜傥，雅好长啸。然而啸却不是由他们所首倡，早在《诗经》里就屡次提到“啸”，《小雅·白华》中就有“啸歌伤怀，念彼硕人”之语。啸，郑玄说它的意思是“蹙口而出声”，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吹口哨。值得注意的是，《诗经》里出现的啸者多是女性，她们心怀幽怨，发而为啸。在其他记载中也常提到妇女作啸，如《古今注·音乐篇》说商陵穆子婚后五年无子，将别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妇女用吹口哨来舒其不平之气，大概是古代所常见而现代已较陌生的一种习俗。不过，啸也不完全是抒情的，它也用在某些行施巫术的场合中。葛洪的《神仙传》记西汉人刘根学成道术，郡太守知道后，命刘召鬼，如召不来，将加刑戮。刘根于是“长啸”，啸音非常清亮，“闻者莫不肃然，众客震悚”。忽然南壁裂开数丈，有许多兵护送一辆车出来，车上以大绳缚着郡守已亡故的父母。

    至东汉时，这种音调既清越、用意又含有若干神秘色彩的啸，逐渐从妇女和巫师那里进入文士的生活圈。魏晋以后，关于吟啸的记事更加常见。这时的吟啸不仅出现在情绪激动的场合，而且当其意趣恬适、心境旷放、谈玄挥尘、登高临远之际，也常常且吟且啸。但于大庭广众之前放声长啸，自然有点旁若无人的样子。可是“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士人多苦闷，卓荦不群之士由主张达生任性而走向逸世高蹈的时代背景下，这却正是他们很欣赏的一种姿态。所以吟啸之风，广泛流行，成为名士风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啸只是形式，倨傲狂放才是它的灵魂；《世说新语》用“傲然”来形容周顗啸咏时的神态，可谓搔中痒处。而这种动作和神态又可被简称为“啸傲”，即郭璞《游仙诗》所说的“啸傲遗世罗，纵情任独往”，陶渊明《饮酒诗》所说的“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至于《归去来兮辞》中的“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虽不言傲，而傲世之态，已尽在其中。但魏晋时的吟啸，现代却有时把它理解为“唉声长叹”（新版《辞源》）或“感慨发声”

    （新版《辞海》），果如是，它就只不过是一种哼哼唉唉的声音，既谈不上什么音乐性，也和讲风骨、讲谈吐的魏晋名士的气质颇不相投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世说新语·任诞篇》说刘道真少时“善歌啸，闻者留连”，《陈留风俗传》说阮籍的歌啸“与琴声相谐”，都反映他们的啸声是带有旋律且相当优美的。啸之发声的特点不是唱，而是吹。正像《啸旨》中说的：“夫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

    文士吟啸的习俗在唐代尚有孑余^①。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李白《游太山》“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等句便可为证。唐以后，此风渐息。到了宋代，学者讲义理，士子重举业，没有谁再像魏晋时那样动不动就长啸了。诗文中偶或提到啸，多半是在掉书袋，不一定实有其事。在宋、金至元的杂剧演出中，吹口哨是丑角行当的一项重要表演技巧。但它和魏晋之长啸的艺术风格和社会意义已经完全不同。经过长时间的隔膜，现代人对魏晋之啸不甚了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①孑余(孑馀)：剩余，残余。

    商品经济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帝制国家控制商业的手段，除了超经济强制性的法规——如果定商人社会地位、户籍及垄断个别生产与交换部门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是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中国帝制时代大多数时期，政府控制货币的制作、发行、各币种比价。政府对货币的一般控制，包括统一货币和控制货币供给量，对于维系市场秩序关系甚巨。这是帝制体系与商业长期共生的基础之一。但货币既被政府权力牵系，更由经济本身左右。即使集权专制的政府，也不能完全控制货币运行。。

    一般说来，商品经济愈发达，货币运行控制的复杂性愈高；市场开放性愈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愈弱。明代以前，铜钱、纸币、白银皆已经作为货币使用，但相关的理论皆不甚透彻，很大程度上处于经验的水平。明前期参酌前代经验和政府需求，试图以完全由政府发行的纸钞作为主币，以铜钱为辅币运行，通过货币较大程度地控制社会财富。此种企图，盘剥社会的幅度过大，遭遇市场和社会抵抗。各种诉求博弈的结果，出现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伴随政府强行保持的少量纸钞有限法偿的局面。政府在货币流通领域地位的弱化，实际上部分消解了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强控制，扩大了市场本身的自由度。稍后，大量域外白银进入中国，逐渐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贵金属货币一般比铜币能够支撑更活跃的商品经济。但是明代的白银货币不是政府发行的，而是以银块的形态作为流通货币进入市场，所以，白银在发挥价值尺度和流通媒介的同时，通过摆脱政府铸造与发行过程，严重瓦解了帝制国家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力。这其实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长足发展但明朝统治并没有从中汲取到巨大效益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难以通过货币发行调控货币供给、物价，更难以运用通货膨胀手段实现借贷或者隐性收取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主要是增税，或者通过赤裸裸的掠夺，于是明朝迅速彻底失去社会支持。4明朝后期的财政危机，乃至明朝的崩溃，与此关系甚大。5中国帝制国家体系通过各种中央集权机制实现社会控制，然而在明中期市场经济大幅度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当口，政府失去了调控市场的最重要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操控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以明朝的瓦解，是雪崩式的。当时试图挽救明朝统治的士大夫绞尽脑汁，不惜牺牲生命，但既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手段。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减）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