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诗词的文脉

胡妍妍

    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通”和“化”。中华民族文脉绵延，我们于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辩证。反叛的、变革的、创新的一派，实际上并未脱离传统的静水流深的给养，反过来，它的反叛、变革与创新又被巨大的传统所吸纳、包容，成为传统的新质。一部中华诗词史，几乎就是这样不断裹挟着前进的历史，千江有水千江月，它不因变迁而耗损，却能从一切创造性的变革中增益光辉。

    ②这样的一条诗词文脉，对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是迟早要回溯、迟早要用最大功力打进去再打出来的历史存在；对普通人来说，却是悄然涵养一生，“日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场。文学艺术从来不只是外在的技能训练和知识赋予，人们读诗、谈诗、教孩子背诗，并不只是为了寻章摘句、舞文弄墨，很多时候是在借诗词出入经史、概括情事、教化人伦。从少年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暮年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古典诗词曾经内化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之中，随人生境遇而远近隐显，有时像是亲切、顺手的乡物家什 ， 张口即来，有时又像是一个隐秘而顽固的文化磁场——多少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被残破斑驳的碑刻中一句清雅隽蔚的诗文击中，甚至唤起了对从未经历过的历史的回忆。这就是文化的认同，它清晰地让你看到自己迢递以系的传统。

    ③延续诗词的文脉，除却孜孜不倦的训诂考据，靠的就是这样一种普遍的日常的亲切可感的阅读。诗是“采风”的产物，口耳相传的诗词曾经让大地上歌声如风，温润徐徐，而今，这风却被现实推到了远山青黛的那一侧，越来越远，我们正在失落那种生活在“无意的浸淫里”的日子。朱自清先生说：“读诗的人直接吟味那无我的情感，欣赏它的发而中节，自己也得到平静，而且也会渐渐知道节制自己的情感。因为诗里的情感是无我的，欣赏起来得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这也可以影响到性情上去。节制自己和替人着想这两种影响都可以说是人在模仿诗。诗可以陶冶性情，便是这个意思，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只该是这个意思。”

    ④在诗教陶冶之中，是现实向诗意看齐，是人在模仿诗而不是相反。经由读古典诗词，人将自己投射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山水田园、边塞征战、思乡怀人、历史咏古，无关乎己却又让自己反复感念，同理心将我提升到一个超越了“我”的地方，从而能更开阔地看待历史，也能更历史地看待此间的世界。这也是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始可与言诗已矣”的道理所在。你得能举一反三，能同情同理，从已知理解未知，从过去读出未来，如此才能一起谈论诗。这是诗的门槛，也是诗的情怀。对现代人心灵上的脂肪来说，是需要吹一吹这来自古典的清瘦的风了。(选自《人民日报》，有刪改)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

    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云中谁寄锦书来

朱铁志

    电脑的普及，使文字书写急剧退场。用惯了纸笔的中老年人，还在挣扎着试图挽住书写的臂膀。而年轻一代，已然习惯了无纸化的生存。提笔忘字，渐成常态；书法之美，只在少数书家手中流连。在手机和电子信箱越来越便捷的当下社会，能够收到一封手写的信件已是一种幸运，能够收到一封文辞淳美朴实、书法俊逸洒脱的书信，简直就是一种奢望。传统尺牍信札中所包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似乎正渐行渐远，使即使不算老派的中年人，也不免感到一丝惆怅。

    我算幸运的，因工作和个人写作的关系，使我常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理论大家和文学名家的信札。有的文白间杂，言近旨远;有的雅淡平和，娓娓道来;有的词锋犀利，一语中的;有的嘘寒问暖，饱含温情。信封和信札抬头、落款的书写，无不十分讲究，不论是称谓的选择，还是书写工具的使用，都能看出文字的背后所蕴含的学养功底和书写者的气质风神。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大量别样的来信，其中尤以来自报刊者居多。有的在我名字之后不再有任何称谓，迹近被通缉;有的信封书写七扭八歪，偌大的天地间几行纠缠在一起的米粒小字，仿佛捆绑的螃蟹。至于行文的直白浅陋、甚至粗暴无礼，也是不时要面对的无奈现实。

    翻看老一辈学者作家的书信，“先生”“足下”“斧正”“雅教”“拜辞”等敬语谦辞随处可见，浸润在字里行间的那份优雅和谦和，透露出长期文明熏陶下谦谦君子所特有的从容和自信，正是“尺牍书疏，千里面目”，“虽则不面，其若面焉”。

    而今，传统的书信文明似乎已成远去的雅乐，只能在杂乱无章的信息洪流中若有若无地存在，只能在先人的收藏中依稀可辨。而在新潮的“穿越剧”中，别人的父亲成了“家父”，自己的爸爸却变为“令尊”。经过“反右”“文革”等文化浩劫，中年以下的朋友旧学功底无从谈起，新学修养也难尽如人意。粗鄙文化盛行，庸俗观念当道，肉麻成有趣，流氓成英雄。听一听身边人的谈吐，看一看手边的报刊，文明含量几许、文化水准若何，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至于网络语言，新则新矣，有的甚至不乏有趣，但说到底，无非是一种缺乏文化含量的戏说而已。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省，而自觉自省的前提，是对传统文化基本的认知和积累。胸无点墨，何以自觉？就像黄牛，肚子里没有青草，拿什么反刍？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判断标准和不二法门，而在杂多的信息当中飞来飞去的眼球，其实并未收获几多真知。网络人的头脑，基本是杂乱信息的跑马场。缺乏这种自觉的所谓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知道分子”而已。

    毛笔、宣纸作为文字书写主要载体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但文明的传承不能因此中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怀念前秦散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为什么我们常常默念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因为我们的血管中流淌着优秀传统文化的血液，对前辈思想家、文学家的传世之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一种祈愿和情怀，寄托着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美好理想和对优雅文化的无限怀想。

    剪不断，理还乱。要用中国语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来解读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秘密，解开中国道路的内在密码，要想在市场经济的冷酷背景下保留一份温暖的人文情怀，不能靠午夜梦回、撕扯自己的头发冥思苦想，不能指望查阅文件、对比口径找寻思想捷径。唯有继承传统、不忘经典，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发现博大精深的优美存在，才能触发自己愚钝很久的灵感和才华，找到通向世界、与各种文明有效对话的渠道和钥匙。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 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冥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摘编自李方莉《陶瓷背后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1994年英美日三国瓷器进口来源及数量

（摘编自黎云常《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材料三：

传统是景德镇的历史辉煌，也是历史留给景德镇的宝贵财富。如何通过传统，又怎么样跳出传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大变奏。景德镇陶瓷文化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走求变、创新和现代化之路。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不是彻底重建一种全新文化，不是完全移植外来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统，并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陶瓷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传统创作文化理念、陶瓷器物中的人文精神、制度文化、独特工艺、民族文化需要好好继承。景德镇陶瓷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更要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将陶瓷产品与景德镇悠久的艺术传承与当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打文化品牌战，扎根民族，博采众长，创造出不仅外观精美而且极具文化内涵的，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本色而且结合世界潮流的产品。以审美的意识发掘文化遗产，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美的规律，找寻陶瓷器物中的灵魂，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摘编自李兴华胡菁惠《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材料四：

马鞍岭是藏于景德镇莽莽群山中的普通村落之一。这里自唐末五代就出产优质瓷土，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山水资源，为瓷土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外界称之为“瓷之源”。

    从去年开始，当地政府把马鞍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点，将其打造成一个集陶瓷文化、休闲旅居、创客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对马鞍岭村的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优化，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观。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如织，游客纷纷来此感受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瓷器和陶瓷文化已成为扶贫新利器。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6月《瓷器成为扶贫新利器》）

唐代中秋文化寻绎

张之为

    中秋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时令节日，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君王的祭月仪典，而演变为民俗节日，据现有资料考察，是唐代的事。唐是中秋节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中秋文化，奠定了流衍至今的中秋节俗的文化基调。

    中·秋节的形成，唐玄宗是关键人物。开元十七年，玄宗将自己降诞之日八月初五定为“千秋节”（《唐会要》卷二九）。这是唐代最重要的大节，举国欢庆。庆典上，玄宗要向四品以上的官员赐金镜，群臣献寿，也要进奉宝镜。这些镜子被称为“千秋镜”。“月宫镜”就是千秋镜的一种，纹饰上或有明显的月轮图案，或刻画桂树、嫦娥、蟾蜍、玉兔等月宫神话元素。唐代月宫镜中出现的形象系统与今日所流传的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月宫世界的想象已经成熟。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玄宗游月宫的故事，约略如下：开元年间的中秋十五日夜，玄宗在宫中玩月，被一名叫罗公远的异人接引前往月宫，见到仙女数百，素练霓衣，舞于广庭。玄宗于是密记其声调，归召伶官，依其声调，作《霓裳羽衣曲》。（《太平广记》卷二二）

    这则材料的重要性非比寻常。它揭示了从八月五日千秋节向八月十五中秋节转换的契机。中秋玩月习俗多见于中晚唐之后，暗示了玄宗死后，千秋节自然消亡，中秋节才转而代兴。两者的民俗记忆互相勾连：盛世天子玄宗、盛大的欢宴、月神话的元素、赏月的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神话正在向艺术领域渗透、转移。

    中秋文化同样渗透到了文学领域中。赏月是中秋节俗的核心，唐诗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其实“月”是诗歌最古老的意象之一，《诗经·陈风·月出》就有“月出皎兮”的经典咏叹。但唐代的咏月诗有其独特之处。翻检《全唐诗》，常见八月十五“与诸公望月”“同诸客玩月”“与某某赏月”这样的题目，还有多人燕集，同题共作的。这充分说明唐代中秋的赏月活动不再是个人行为，已经群体化，形成了节俗。同时，唐咏月诗中开始非常密集地出现月宫、桂、蟾蜍、玉兔、嫦娥等神话意象。这种前所未见的现象，是唐代月神话影响力扩大的直接反映，它已经渗入了文学创作，并逐步生成固定的意象群。最值得关注的是，唐咏月诗不但吸收了月神话的元素，在主题表现上，也超越了朴素的追求长生久视的宗教情感，越来越重视审美体验与情感共鸣。

    早在千余年前的唐代，中秋文化已经深入了中华文明的肌理。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有“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实际上，无论中西，对拥有深厚积淀的灿烂文明古国，考镜源流、追溯历史，不仅是寻根、体认自我，更是为了传承、发展与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