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神
一个背影，让朱自清潸然泪下；一个眼神，让我终身悚然汗下。
那是在我上中学时，因为有“瘸腿科”，加上当时传说文理不再分科，所以，尽管我的语文、英语成绩居班里前几名，但是数理化成绩却出奇的差。这样的情况下，肯定高考无望。因此，高一期末考试前，我彻底失望，回到家里。
因自觉惭愧，回到家听说父亲正在田里拔草，我赶紧戴上草帽，到田里帮忙。学都上不好，再不勤快一点，会被人骂为“二流子”的。顶着烈日，到了田里，我告诉父亲，不想再上学，反正学不好了，还不如回家种田。
我以为父亲会勃然大怒，他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当了一辈子的“睁眼瞎”，他不想我走他的老路。但是，父亲始终埋着头，并不理会我，好像并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我不怕父亲发火，却怕父亲的沉默。我不敢再说话了，只好随着他卖力地拔草。近晌午的太阳很毒，汗水在身上像虫一样爬，衣服贴在身上，抬起头，父亲仍然在埋头拔草，我怎好意思停下来……
中午，回家吃过饭，父亲仍然没有就我退学的事发表意见。让我说什么好？情况很不妙，我知道，越是在闷热干燥的夏日午后，越会有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这沉默，让我忐忑不安。
吃过饭，父亲说：“走吧，去地里把瓜秧翻一下，要不然今年地瓜就收不到了。”我拿起锄头就走。我就不信，父亲能干，我就不行。
夏日午后的太阳实在太厉害，汗水把我弄得睁不开眼睛，要在学校，现在正是午睡的时候，我早已经呵欠连天了——看父亲，光着黑黝黝的脊梁，仍在埋头翻秧——趁着父亲不注意，我跑到树阴底下枕着锄头就睡着了。
好像没过多大一会儿，我就被父亲推醒。睁开眼，我看到父亲冷冷的眼神，那眼神很复杂，既有不屑、鄙夷，也有悲哀、绝望，还有许多我一下子说不出的内容……
“当庄稼人你也不够格，躺在地头睡觉庄稼就会长出来？你那个样，二流子也比你强。你哄庄稼一天，庄稼就哄你一年。赶快起来！”
父亲的眼神让我受不了，我的后脊早已经汗流下来了，不是热汗，是冷汗。
当天晚上，回到家，我觉得浑身骨头都散了。摸着胳膊上已经晒脱了皮的地方，我的心乱成一锅粥。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父亲又把我推起来。一睁眼，又是那眼神……我坐起来，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我要上学！”
后来的事情变得很简单。高考后，我上了大学中文系。再后来，到电视台当上了一名记者。
尽管远离家乡，远离了父亲，但那眼神始终占据了我的记忆，回想起来就让我不忘。
时至今日，我最喜欢的歌还是蔡琴《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很美，很忧郁，很沉静，很悠远，父亲的眼神不这样，但我想起来却抑制不住自己汹涌的感情。走到院子外，望着满天的繁星，我不由喃喃自语：“山一样沉默的父亲，我忘不了你的眼神！”
（选自《青年博览》，有改动）

大自然的语言

竺可桢

       ①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②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③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

       ④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

       ⑤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

       ……

       ⑥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

       ⑦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寒门再难出贵子”吗

    ①近几年来，“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时常见诸舆论。在例如顶级高校农村娃比例渐少、招聘市场越发偏爱城市青年的报道中，人们似乎发现，尽管中国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有了巨大提升，但物质条件、生活阅历方面的差距仍然是一大批“寒门青年”出人头地的障碍。情况是否如此有待验证，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焦虑却现实存在。

    ②谁才是今天社会中的“贵子”？富二代、官二代无疑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贵”，但如果没有一技之长，不能凭借自身本领干事创业，所谓“贵”也不过停留在人生的浅表。相反，白手起家的寒门青年，凭借自身努力打拼出一片天地，创造了属于自己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贵子”的称谓自然当之无愧。作为哈佛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之一的中国寒门学子何江，曾讲到自己成功的经验：“每到一个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平台，你会发现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而我相对来说，好奇心比较多，我就会有压力去把它学会，让自己不断补足短处。”

    ③同时，网络文化高度繁荣的今天，寒门青年逆袭的方式也更加多元。之前，网名为“搬砖小伟”的湖北青年石神伟，凭借一系列自制的高难度健身视频，在短视频分享平台上吸引了超过百万粉丝。这位寒门青年从留守儿童、网瘾少年一路走来，用健身不断磨练和改变自己，传递着积极进取、拼搏向上的正能量，感动了无数网友。今天，许多像“搬砖小伟”这样寒门出身的“网红”，借助网络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也为社会进步传递着正能量。有人感慨，小伟的坚韧、低调和朴素，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他是真正属于今天的“寒门贵子”。可以说，传播结构扁平化的互联网，为不少寒门青年打开了一扇改变人生的窗户，也创造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可能。

    ④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他拥有的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力量相关。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工作平台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路径。然而在价值多元化、传播渠道扁平化的今天，不仅“贵子”的意涵有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同时由网络构成的“强大朋友圈”，也时常能为寒门青年走向成功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

    ⑤一篇流行于网络的演讲词《寒门贵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出身豪门的，我们都要靠自己！所以你要相信：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告诉你，让你用你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并不是鸡汤，而是说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寒门能否出贵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关于“命运”的话题，而是一个关于“奋斗”的故事。

（文章有删改）

我家书橱

陆其国

    ①四十多年前我刚工作时，单位在汉口路上，出大门穿过对面弄堂就是福州路，抬头可见上海旧书店、古籍书店；出后门则是九江路，穿过弄堂一拐弯，没走几步就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如此优越的购书环境，于我真可用“老鼠跌进米缸里”来形容。尽管当时我工资少，但毕竟有了零花钱买书淘书。这对我来说便也是一种幸福。

    ②随着工龄增长，用来买书淘书的钱越来越多，我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以至于后来每次看到我喜滋滋买书回家，母亲总要提醒我：“儿子，你不能把钱都用来买书，你要存些钱，以后总要结婚成家。”眼见书越买越多，母亲又开始告诫我：“家里摊得到处都是书，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③母亲的告诫对于我们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问题。当时我们家居住面积才19平方米，奶奶还在世，加上父母弟妹和我共7人，平均每人不到3平方米；再徒添我那些只进不出，不断叠加的书，真可说是书满为患。正是在那种窘迫的境况下，邻居汪阿姨及时向我施予援手，将他们家那只大碗橱，妙变成“书橱”来到我家。

    ④我们家那一带是上海老式里弄，我家住二楼，最高四楼，汪阿姨家就住四楼。汪阿姨有一儿一女，他们小我几岁，他们觉得我们家热闹，经常下楼来我家玩；我和弟妹也会去他们家玩。汪阿姨家那只碗橱上端玻璃移拉门，常常被我们拉来拉去玩耍，比谁用手拨得轻，门却滑得远，当然，这样玩肯定是趁大人不在的时候。

    ⑤我们渐渐长大，自然不会再这样顽皮，各自的兴趣也早已换了内容，比如我开始酷爱读书。书越买越多，但藏书却成了大问题。有一天，我对汪阿姨的儿子开玩笑道：“你们家那只碗橱卖给我做书橱就好了，贴墙放，容量大，又不占地方。”我当时兴之所至随口一说，过后也就忘了。不料几天后，汪阿姨在楼梯口看到我，把我叫住了。汪阿姨说：“你想要我们家那只碗橱用来当书橱”？我一时不知汪阿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赶紧纠正道：“我是说——买。”汪阿姨噗哧一下笑了，接着说道：“买什么呀买，一只旧碗橱，你真觉得可以当书橱，搬去就是了。”汪阿姨是认真说这话的，我当天就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我母亲觉得这只碗橱确实不怎么占地方，而且可以放不少书。不过从来不爱占人便宜的母亲说：“不能白拿人家汪阿姨的东西，你要的话也要付钱。”汪阿姨平时和我们家关系不错，她本不想要钱，但见我母亲态度坚决，只好同意。她说，随便给就行了。

    ⑥汪阿姨可以说“随便给”，我母亲可不会让我“随便给”。结果还是请了旧货商店（那时也叫寄卖商店）的一位估价师上门估价，我记得那位估价师一会戴上眼镜，一会摘下眼镜，围着那只碗橱上下里外仔细地瞧，仿佛在鉴别文物的真假，他还真以为只要他估出合适的价，我们就会把它送去寄卖商店。

    ⑦我感激汪阿姨一家对我的成全，也感激母亲让我从她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后来随着岁月流逝，社会发展，尤其是我成家后几经搬迁，书橱早已鸟枪换炮，原先那只书橱也早就送人。但那只“书橱”对我的润泽，却一直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

（2019年05月18日《新民晚报》，略有改动）

蚕儿

陈忠实

    ①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他很年轻，站在讲台上，笑着介绍自己：“我姓蒋，我叫蒋玉生。”
    ②多新鲜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自报姓名，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奇事。
    ③那天，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桑叶，慌忙中松了手，拌到地上，脸上擦出血了。“你干什么去了?脸上怎么弄破了?”蒋老师吃惊地说。他牵着我走进他住的小房子，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往我的脸上涂抹。我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喂蚕儿。”我也不怕了。“你们养蚕干什么?”“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④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沟跑，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粘到裤子上，也不在乎。初夏的傍晚，蒋老师领着我们，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⑤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摇来摆去。它要网茧儿咧！老师把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个小方格，把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⑥第二天，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⑦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老勉强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春风，吹遍了原野……”我突然看见，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教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勉强笑着，突然转身走出去了。

⑧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他站在桌边，强笑着，i “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提起网兜，背上被卷。我们从手中夺过行李，走出小房。
    ⑨后来才听说，老师被调走是有人把他反映到上级那儿了，说他把娃娃惯坏了！

⑩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见到了他。他的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纪念章，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⑪我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我告诉我毕业后，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张丝片。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有删改）

“他哭起来眼泪很多。”这是一个医生对他的评语。每当眼泪涌上来的时候，他总是一忍再忍，把那泪珠儿拦在眼眶里打转。他从不为一些无聊的小事哭，比如不给他吃某一种东西啦，没答应他某一种要求啦，碰痛了什么地方啦。他很早就开始不为打针而哭了。他尤其不为挨打哭。挨打就够屈辱了，何况为挨打哭，因此，挨打时，他总是说：“不痛，不痛。”甚至哈哈大笑起来，很响亮很长久的笑，两颗很大的泪珠便在他光滑饱满的脸颊上滚落下来。后来，他终于去了安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了。有一次，我给他写信，信上说：“你真臭啊！”这是他在上海时，我时常说他的一句话。因为他很能出汗，无论冬夏，身上总有一股酸酸的汗味儿。据姐夫来信说，他看了这句话，先是大笑，然后跑进洗手间，拿起一块手巾捂住了脸。他用拼音字母回了我一封信，信上写：“王安忆，你真是一个好玩的大坏蛋！”这也是他在上海时，时常说我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