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永远的怀念

王向田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在山东省荣成县西滩郭家村。1933年至1935年在北大物理系就读。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国难当头，坚定了郭永怀科学救国的信念，他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为此，他放弃了专修光学的夙愿，改学航空工程。

    1940年9月，郭永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指导下从事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那段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工作、学习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林家翘、钱伟长等。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的10年是他科研的黄金时期，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郭永怀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漂洋过海的。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时，他就向校方表示：“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要离开”；在是否申请接触机密资料的表格栏中填了“不”；对于让他申请加入美国籍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理。他平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康奈尔分会，经常和大家热烈地讨论祖国的未来。

    1956年2月、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1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

    回国后，郭永怀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国内的力学与国防科研上。张涵信院士回忆：“彬彬有礼的郭永怀先生，对力学工作十分严肃认真。他甚至连Supersonic是翻译成超声速还是超音速，Euler的名字为什么翻译成欧拉等都讲究。”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望着蘑菇云冉冉升起，郭永怀忘却了多年的紧张、疲劳，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为新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他贡献了全部心血。他经常亲临西北核基地进行试验。当时国内航线大都是苏制的中小型客机，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乘坐飞机，尤其选择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他曾教导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1968年10月，郭永怀赴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工作。12月5日，在返回北京汇报时，飞机在着陆前失事。悲痛的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发现他和警卫员两人搂在一起将公文包紧紧抱在胸前，包中的机密材料完好无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还是祖国的利益。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苦痛者的天籁

马德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父亲真是个馋猫。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改动）

夜读周庄

许阳

    白天的周庄太喧闹，太嘈杂，成了一个拥满赶集人的商业街。就像一个大家闺秀，养在深闺人未识时是那样的贞淑娴静，一旦嫁为了商人妇，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韵。所以，陈逸飞无不伤感地说，是他害了周庄。

    黑夜，容易使人寻觅到细雨江南的灵气。到了夜晚，游客们走得差不多了，一家家的店铺都打烊了，周庄洗尽了风尘，褪尽了铅华，才归还她天然无雕饰的纯真素颜与本来模样。夜晚的周庄，才是真正的周庄。

    吮吸着湿润的空气，独自一个人走在周庄的街道上。夜色渐浓，月华如水，在古镇的老屋和石板上肆意倾泻。远处的房子，只能看见黯黯的轮廓，近处的老屋，则如一幅明暗色彩比照的水墨画，被磨得滑滑的石板也泛着幽幽的光。四周静静的，只有自己脚踏石板的声音清脆地传向远方。

    说是街道，其实宽些的就是小河垂柳依依的堤岸，偶有一两条迟归的小船缓缓驶过，摇碎一片片波光潋影；窄些的是小镇的胡同，两侧房屋几乎伸手可触，这使人想起那句“头顶一线天，脚踏青石板”是何等的传神与精辟!身处暮色里的周庄，突然很想回到那不谙世事的孩童时代，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树枝划过苍老的墙壁，哼着歌谣，听从远处人家传来的几声犬吠。

    周庄的灯笼亮起来了。挂成一排的大红灯笼，是夜晚的周庄诗意朦胧。青瓦白墙，一旦配上这串串灯笼，古朴典雅便立刻从骨子里显露而出。灯光辉映着脚下潺潺的流水，盈盈水波又摇荡着夜泊的小船，千年古镇已经从熙熙攘攘中真正回归。豪华恢弘的沈厅安静了，精致典雅的张厅也关上了古老的大门，唯有门前的大红灯笼，在不倦的诉说着江南巨富和世家官宦们曾经的显赫与非凡。

    吹着细细的晚风，我长时间在双桥边踱步，又在桥上静坐。双桥，这是陈逸飞的双桥。在陈逸飞的笔下，双桥古朴、空灵，你可以感觉得到，她的每一条石缝间都镌刻着几个世纪的古风和遗韵。一幅《故乡的回忆》，人们才格外注意到了中国还有周庄这样美丽的地方。要是徐志摩能来这里，会不会又有“再别双桥”的另一番韵味和感慨呢？

    小小的周庄，算上双桥在内竟然有十四座桥。不必说那被称为“升官发财桥”的富安桥，也不必说那已更名为外婆桥的梯云桥，无论哪座桥，看到了桥一定会看到树，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头顶的明月与星空。

    周庄的夜，是美丽的夜，由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与柔柔的月光、红红的灯笼构成。这是一幅出自王摩诘的画卷，这是一种庄禅的意境。周庄的夜，是醉人的夜，就像一位银发的老人，在宁静中释放着积淀经年的安详与悠闲；又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在清风里展现着她的婉丽与娇柔。

    站在石拱高高的报恩桥上，与周庄拉开一段距离，回望着周庄的座座老屋，点点灯火，思绪在不觉间已经穿越了几多流水的往事，几重渺远的时空。

    夜深了，降下阵阵凉意，夜凉如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静静地走过一个个老屋，穿过一座座小桥，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我知道，与临走时说还会再来的三毛一样，自己是扔不下身后的那一片风景的。

    好吧，那就回去，做一个小桥当枕、水面为床的甜甜的梦。

【注】陈逸飞：上海青年画家，他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油画《双桥》，给九百岁的古镇周庄，插上翅膀，飞越大西洋，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领略到古镇周庄的旖旎风光。

船家

蔡楠

    在白洋淀，陈福友绝对是捕鱼的老手，老到九十岁了，还在捕鱼。

    早年间，白洋淀是水泽之国，淀水汪洋浩渺，滋养得鱼肥蟹壮。水势大的时候，不适合撒网捕鱼，陈福友就下卡捕鱼。他跟着父亲将船划过纵横交错的港汉沟壕，来到一片茂密的芦苇荡，然后开始下卡。下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浸过猪血的长长的线上，拴上类似于牙签状的小竹片，把它弯成U形，在口上套上用芦苇秆做成的套，中间塞上饵食。鱼是一种贪吃的东西，把饵吞下的同时，竹签就紧紧地撑住了鱼的嘴，想再吐出来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摇船，福友下卡，卡线在他的小手中一抖一抖地跳跃着，他就看到了今后的抖动的美好生活。

    可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白洋淀。陈福友就不下卡了，改用鱼钩捕鱼。福友小小年纪不用小钩，却喜大钩。大钩治鱼，多在有水溜的宽阔水面。鱼常喜在水中逆流游动，当触到鱼钩时，便被挂住，挂住的鱼越挣扎，越深，直到动不了为止。

    那年夏天，有一艘日军的快艇载着五个鬼子，开到陈福友下钩的地方来洗澡。他偷偷地潜水过去，将一串大钩，围绕着洗澡的鬼子们悄悄下好，然后爬上汽艇，将枪支和衣物敛到自己的船上，开到了抗日雁翎队的驻地。等到雁翎队员赶来的时候，五个鬼子已经血肉模糊了。

    水浅鱼多的季节，陈福友就用大罩捕鱼。1963年白洋淀发大水，水都淹了村子，房子有的也被泡塌了。全村人都被安置在村子里最高的采蒲台上，等待政府救援的直升机来扔大饼。有时候，直升机扔不准，将大饼和饼干扔到了水里，都泡得成了面糊糊。陈福友觉得这面糊糊真不如他逮的鱼好吃。他就拽着自制的大罩，腰问系着鱼篓，凫水来到未被淹没的苇地里罩鱼。苇地里水浅他光着膀子在苇地里中蹚水，还一边叫喊着。鱼受了惊吓向水底躲避，触及河底，浑水上翻，陈福友用力将大罩按了下去，鱼就成了罩中之鳘了。鱼送到了一村灾民的手上，就等于把村民的性命从龙王的手上夺了回来。陈福友的大罩捕鱼就一直持续到大水退去。

    后来，有专家说地球变暖，天旱少雨，白洋淀上游九条河的水位像花一样枯萎。白洋淀没了水，干了。甭说鱼了，就连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袅袅婷婷的莲花都无影无踪了。陈福友将船反扣在千里堤上，裸了背坐在船上晒太阳。老伴儿胡小仙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说，你看你，背上都晒得脱起鱼鳞了，我怎么越看你越像一条鱼呢!

    陈福友说，我是鱼，可我是一条行走在岸上的鱼。

    胡小仙笑了，这种鱼我可是头一次见过。

    可咱不在岸上晒成鱼干行吗?胡小仙又说，咱走，咱去渤海湾捕鱼行吗?村里置办了几条轮船，嚷嚷着让人报名呢?咱去不?

    不去!

    为啥?

    我要在大淀里掘坑寻水，我不离开白洋淀。

    陈福友说着，站了起来，把烟揉揉放在嘴上叼着。胡小仙连忙去给他找火柴，还没火柴找来，陈福友手里的烟腾的一下就被太阳晒着了。

    陈福友开始了在白洋淀掘坑寻水的漫长之旅。他的铁锹用烂了三百六十把，他把白洋淀九十九个湖泊掘了个遍，终于他掘出了一条白洋淀通往黄河的水路。

    在陈福友掘淀寻水的日子里，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水乡修了桥，水乡修了柏油路，水乡建了工厂，水乡建了高层建筑，捕鱼的事情人们逐渐淡忘了。

    可陈福友又回到了水里，回到了淀上。

    已经有了儿子的儿子对陈福友说，你这把年纪了，就别去捕鱼了，歇了吧!

    陈福友说，我不能歇，歇了会死的!

    那我给你买个机器船吧，省力气。

    不用，机器船有污染，老船家还是使老船好!

    陈福友告别了儿子，告别了岸。把那条千里来堤上的木船修补好，刷了漆，船顶上支起了塑料布，船上准备好了小柴灶、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等，然后带着胡小仙，披上蓑衣，振臂摇桨，小船像一条梭子鱼一样蹦进了大淀。

    老头子，你这劲头怎么看也不像是九十岁的船家呀!胡小仙说。

    你这豪气也不像八十四岁的船家婆呀!陈福友说。

    咱们去哪里?

    去采蒲台下面下粘网，傍晚到雄安新区集上卖鱼!

    老船家这样说着，船就飞过了一片苇地。苇尖上独立的一只红嘴水鸡就飞离芦苇，鸣叫着逐船而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9年第1期)

老屋·父亲

李翰

    父亲走了以后，老家临街的两间平房，屋顶也披离下来。毕竟有三十多年房龄，风雨侵蚀，那些桁条、椽木，也渐渐走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买下这块宅基地的时候，也就是两间白灰小瓦的平房，年深日久，破破烂烂。父亲看中的，主要是屋后的一大片荒山。读书人似乎都有个陶渊明情结，父亲是“文革”早期的大学生，那个年代算是高知了。有一方自家的天地，既给子孙留下恒产，又可以种种花草，养些鸡鸭，闲暇时安静地读书喝茶……这块地，最宜作他的归田计。

    父亲胼手胝足，前前后后差不多忙活了六七年，起了两层砖混小楼，搭建了两间平房。

    原宅高耸的古砖院墙，青铁皮的实木大门，都还保留着，整体看起来，颇有几分气象。父亲又种上竹子、香樟、蜡梅，以及桃、杏、梨、枇杷等果树，沿着屋基脚，则栽种了一簇簇月季。

    每年春天，都是从竹外的杏花开始。粉薄的花瓣，透射着阳光或露水，蜜蜂也忙碌起来，小狗绕树追逐它毛绒绒的短尾。杏花败，桃花开，一场雨后，竹笋悄悄钻出地表，香椿在枝头探出新芽。我们用长长的竹篙，绑上铁丝钩，咔嚓，咔嚓，香椿芽一爿爿掉下来，青莹润泽。弟弟从鸡窝里摸出几枚刚下的鸡蛋，母亲捏着鸡蛋，在锅沿上一磕，两指一掰，鸡蛋便在油锅里滋滋作响。煎到五分熟，加入香椿芽，一股说不出的清香，立刻从厨房弥漫开来。

    春暮夏初，月季绕着屋角绽放，熏得人犯困，天渐渐热起来。街坊有位退休的房老师，总来我们家纳凉。他写得一手好书法，还能作诗。他一边写，一边哼唱着，都写好了，再摇头晃脑，用他那枞阳腔从头到尾高声吟诵一遍。父亲很喜欢和房老师往来。一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楹联至今还挂在家里。

    房老师90年代中期去世，父亲很是伤感。大概也就是那时，父亲开始学写古诗。王力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介绍格律诗写作，有关平仄、声韵的书页，因经常翻阅，纸张尤为暗黑。渐渐有一些诗友来往，父亲必引进家里，听人家夸他的院子，称赏着彼此的诗作。待客人一走，父亲便任情评骘起来，这个人用词俗，那个人多处出律，总之，都不如他的诗好。

    大学一二年级，经常收到父亲的家书，慰勉学业。那些信文乎文乎的，我仿佛能看到他写信时陶醉的神情。后来读到《围城》里方遁翁写日记，不禁莞尔。读研时，我遇到生活中的种种困扰，还是习惯回老家休整，在那里汲取力量和信心。推开老宅厚重的铁皮木门，见到父亲坐在窗前，桌子上的酽茶升腾着热气，立时觉得笃定、安宁。父亲见到我，眼睛便会亮起来，整个人也松弛、舒展开来，似乎屋子一下子变暖和了。

    我自离家读书，每次回来都呆不了几天。父母守护着老屋，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光里慢慢变老。2014年6月24日，周二的凌晨，母亲打来电话，父亲走了。

    我的山塌了。

    他走得静悄悄的，除了亲戚与生前友好，除了庭前垂头饮泣的吊兰，没有人关注到他的离去，也没有人来分割我的悲伤。父亲的离去，让我明白，原来我最在意的，是他的欣慰与骄傲，那才是我获得存在感的根本。

    中年伤于哀乐，因凋零之场景，将不断上演。这是生命的残酷，也是生命的仁慈。那边的世界，积攒着此生最珍贵的情感，有我们最爱的人，当我们临近谢幕，将不会孤独和恐惧。此生亦可恋，是我们又做了父亲、母亲，在人间播种了下一轮的爱。除了一掷乾坤的大人物，万千众生都是一样的琐碎、平凡，父母与子女，是我们在尘世扑腾的最大动力。

    这五年里，长长短短，也写了不少文字，却不曾为父亲正经写过一篇。近来始渐渐明白，既然以文学为主业，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村口的阿牛与邻家的小芳，那些川流不息流淌在时空中，却消失于历史的芸芸众生，才是我应该去关注、书写与研究的——小城的高楼络绎拔起，道路越来越宽，老一辈的痕迹被日渐吞噬，仿佛我的父亲，还有同时代众多离开的人，不曾生活在这里。不过，没有关系。历史所遗忘的，都收纳在文学的容器里。更确定的，是老屋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被高楼环绕，而仍未湮灭。便宜门4号，晚上一合眼，我就能梦到。

    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消失了，“父亲”作为一个文学的共名，也将以近似的形象和温度，在天下儿女的心中永生。

    写于己亥清明前

（本文刊于2019年4月5日《文汇报·笔会》，有删改）

称呼

李国新

    那年，老石来乌乡采访，刚下车，我上前握住他的手，石主编，稀客，稀客，欢迎，欢迎!老石哈哈一笑，纠正说，不要叫我石主编，叫我石总编，我当总编都快一年了。

    我笑一笑，我哪知道哩，几把手？是一把手还是二把手？

    老石又是哈哈一笑，看怎么说，我业务上是一把手，社长是党委一把手。

    对对对，一把手。我笑嘻嘻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喝了一点酒。我又叫老石石主编了，老石比我喝得多，他连忙纠正，你啊你啊，我不是石主编，石主编只负责一个版面，我是石总编，负责整个版面了。

    在座的有宣传委员，宣传干事，还有老石随行的同事都笑起来，而跟老石的同伴中有人说，叫石总，是我们的老总了!我们报社是正县级单位，石总是正县级总编辑。老石听后笑容可掬。后来，我听说老石调到宣传部了，有的说是副部长，有的说是科长，还有的说是主任，究竟任什么职务不清楚。

    有一天，我去市委组织部办事，顺便想看望老石，毕竟我们认识多年，算是老朋友了。组织部离宣传部很近，只爬了二层楼就到了。我正想去打听老石在哪个办公室。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过来了，正是老石。他也看见我了，我总不能要他先叫我，他毕竟是领导，出于礼貌，我张开嘴，竟然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一声石总编，这应该是他过去的职务，我应该没有叫错吧。可老石急忙朝我走过来，是你呀，又叫错了，我已经不是石总编了，我现在是石副调研员，好了，就叫我老石算了，老石神色有点黯然。

    我一听，连忙说，不行，你是领导，叫你石部长算了！

    老石一听，脸上笑容顿起，不敢当，不过，我相当于副部长，但你还是叫我石副调研员为好，不过我虽然有个副字，我的级别还是正县级。

    我说，现在算是比报社舒服了。老石叹了一口气，我被人挤下来了，表面是提拔了，实际上是个闲人，一点权也没有，今天我是从家里来拿报纸的，正好碰见你了。

    我再一次碰见老石，是市里派来一个督办工作组到乌乡督查，组长是老石。

    我在中午接到乡领导的电话，说市里有个老领导来了，要我去陪他，我一见到老石，马上叫道，石副调研员，是你呀！

    老石望着我笑，纠正我，就叫我石专员，我现在被市委任命为市委第二十八组督查专员了。我连忙改口，石专员好！

    老石对我的领导说，李国新和我是同乡，从小至大，一起读书，是好朋友，也是好兄弟!我的领导连连点头，难怪的。

    我连忙纠正，不，石专员，你是领导，我一直都很敬重你。

    老石听了，脸上笑容灿烂，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