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子

               席慕容

  初中的时候，学会了那一首《送别》的歌，常常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一个下午，父亲忽然叫住我，要我从头再唱一遍。很少被父亲这样注意过的我，心里觉得很兴奋，赶快再从头来好好地唱了起来：

“长亭外，古道边……”

  刚开了头，就被父亲打断了，他问我：“怎么是长亭外？怎么不是长城外呢？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啊！”

  我把音乐课本拿出来，想要向父亲证明他的错误。可是父亲并不要看，他只是很懊丧地对我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就特别地感动，并且一直没有忘记，想不到竟然这么多年是听错了，好可惜！”

  父亲一连说了两个好可惜，然后就走开了，留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前几年刚搬到石门乡间的时候，我还怀着凯儿，听医生的嘱咐，一个人常常在田野间散步。那个时候，山上还种满了相思树，苍苍翠翠的，走在里面，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小鸟的鸣声。田里面也总是绿意盎然，好多小鸟也会很大胆地从我身边飞掠而过。

  我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一只孤单的小鸟的，在田边的电线杆上，在细细的电线上，它安静地站在那里，黑色的羽毛，像剪刀一样的双尾。

 “燕子！”我心中像触电一样地呆住了。可不是吗？这不就是燕子吗？这不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燕子吗？这不就是书里说的、外婆歌里唱的那一只燕子吗？

 在南国的温热的阳光里，我心中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外婆爱唱的那一首歌来了：

 “燕子啊！燕子啊！你是我温柔可爱的小小燕子啊……”

 在以后的好几年里，我都会常常看到这种相同的小鸟，有的时候，我是牵着慈儿，有的时候，我是抱着凯儿，每一次，我都会兴奋地指给孩子看：“快看！宝贝，快看！那就是燕子，那就是妈妈最喜欢的小小燕子啊！”

 怀中的凯儿正咿呀学语，香香软软的唇间也随着我说出一些不成腔调的儿语。天好蓝，风好柔，我抱着我的孩子，站在南国的阡陌上，注视着那一只黑色的安静的飞鸟，心中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和一种朦胧的悲伤。

 一直到了去年的夏天，因为内政部的邀请，我和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到南部国家公园去写生，在一本报道垦丁附近天然资源的书里，我看到了我的燕子。图片上的它有着一样的黑色羽毛，一样的剪状的双尾，然而，在图片下的注释和说明里，却写着它的名字是“乌秋”。

 在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着好多的朋友，我却在忽然之间觉得非常的孤单。在我的朋友里，有好多位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心得的专家，我只要提出我的问题，一定可以马上得到解答，可是，我在那个时候惟一的反应，却只是把那本书静静地合上，然后静静地走了出去。

在那一刹那，我忽然体会出来多年前的那一个下午，父亲失望的心情了。其实，不必向别人提出问题，我自己心里也已经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想，虽然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应该面对所有的真相，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美丽的错误，与人无害，与世无争，却能带给我们非常深沉的安慰的那一种错误。

我实在是舍不得我心中那一只小小的燕子啊！

契诃夫轶事    

（俄）布宁

（一）

他的自尊感和独立性都很强。但他没有特别地表现它，因为它就像镭一样从他身上放射出来。他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而仅仅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有一次，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

“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说，“他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

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

“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二）

我在雅尔达住了很久，几乎是全部时间都在他家度过。我常常在他那儿坐到深夜才离开，他还说：

“明天您早一点儿来。”我有时会拒绝他的邀请。这时，他会摘下眼镜，把手按在胸前，一字一句地重说一遍，苍白的唇上露出隐约可见的微笑：

“布吉尚（契诃夫对布宁的戏称）先生，我恳切地请求您来！您要是觉得和我这个‘被遗忘的、老朽的作家’在一起太无聊的话，那您可以跟我妹妹玛莎，跟我的妈妈（她非常喜欢您）或跟我的妻子――匈牙利女人克尼普西茨坐坐。我们可以一起谈谈文学……”

我很喜欢他。这种固执使人感到亲切。我常常去找他，而且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看报，默默地坐整个上午。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我的话，而且经常是写得很蠢。这时他马上会安慰我，使我很感动。他说：

“他们写我时就更蠢，骂我也更凶。要不然就是一整年一个字也不提起我……”

有这样的事，人们发现我有“契诃夫情调”。他活跃起来，甚至激动了：

“咳，这有多么蠢啊！别人也一直说我有‘屠格涅夫情调’。我和您，就跟一般的狗和机灵的猎狗一样。我从您那儿一个字也偷不过来。您比我更敏锐。看，您能写‘海发出西瓜的香味……’写得真妙，我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您是贵族，是‘俄罗斯一百个文学家中’最后一个。而我呢，却是平民，并‘以此为豪’。”他引用自己讲过的话，笑着说，“至于谈到描写女大学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什么女大学生？”

“您记得我和您一块编过的那个故事吧：天气炎热，哈尔科夫附近的草原，一列很长的邮车正在奔驰着……您补充说，一个腰束皮带的女大学生站在三等车厢的窗边，吹着一杯热茶。茶水顺风飘到从另一个窗子探出头来的一个胖绅士的脸上……”

就是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构思把我们紧连在一起了。

（三）

他喜欢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

有时候，他从抽屉里拿出札记本，扬起头，夹鼻眼镜闪着光，把本子在空中摇着说：

“整整一百个题材！真的，先生！我不像你们年轻人！我是工作者！您想要吗？卖给您两个题材？”

有一个作家诉苦说：他开始写作是那么软弱、差劲，他惭愧得简直要流泪。

“唉，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啊！”契诃夫叫道，“开始时差劲，这才好！您要知道，如果一个初起的作家马上就写出好作品，那他就没有前途了，写作就完了。”

他热烈地证明道：成熟得又早又快的人只有那些天才，再不就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是那些没有独创性、实际上又无才华的人。因为能力本身多半就是善于适应，它容易生存。而才华却像一切活的东西一样，它生长着，逐步寻找表现它的途径，也常常迷路……

“唉呀，上帝啊，我胡扯了些什么呀！”他说。

【注】：本文节选自《契诃夫轶事》，有删节。布宁（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巴黎，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得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材料一：

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

别人可能觉得匠人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边疆。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高树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201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高一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国际、全国或省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2018年8月30日《人民政协报»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对于教育而言，弘扬工匠精神就是精心培育每一位学生，培养出政治素质过硬、劳动情怀深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人才。

弘扬工匠信仰坚定、矢志报国的爱国精神，激励广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弘扬工匠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索取与奉献、平凡与崇高等人生课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加强对广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典型引路、正向激励等多种措施，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着力形成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主流意识，真正让劳动成为最光荣的价值追求，让劳动者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工匠的成长路径和事迹表明，一勤天下无难事，成功之路就在脚下；只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就能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学校校园文化建设要把传播工匠故事作为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工匠进学校、工匠讲堂等活动，组织老师学生聆听工匠事迹，弘扬工匠精神，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工匠的事迹引导青年大学生勤勉为人、勤奋学习、勤恳工作。

面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成名的浮躁情绪和心态，广大教师要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工匠精神，在长期的教书育人中形成自身的价值追求。广大教师要以工匠精神为引领，积极投身教育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坚持以师德建设为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增强教师爱岗敬业、勇于创新、为人师表、不断进取的职业精神，建立完善的师德激励机制，重师德激励，将师德表现作为评奖评优的首要条件，引导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摘编自20171月4日«工人日报»李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弘扬工匠精神》）

十八岁的李响

蔡    楠

说实话，我比较讨厌李响。我这些天很忙，正忙一件大事。我越忙，他越来添乱，冷不丁就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还一直蹦来跳去的。他耳不聋眼不花，就是说话含混不清。我讨厌他这一点，有话就说，说完就走不好吗？还有，我怕他蹦来跳去的，要是摔坏了，我可没时间送他去医院。李直也没时间。李直比我更讨厌他。

于是我想赶他走。我泡上一杯茶给他端过去，他却轻飘飘地躲开我，像个气球一样飘到了窗户前。我赶紧关严了窗户，我怕他飘出去。

我把茶水送到了他的嘴边，说，喝点茶吧，喝了茶哪里来的你就回哪里去，我明天还要出门呢！

李响就把一杯茶喝光了。喝完茶，他不蹦不跳了，稳稳当当地站在了那里。

我知道，茶水冲掉了这些年堵在他喉咙里的东西，他的声道开始通畅了。我拿出一把宜兴紫砂陶壶，又拿出一罐好茶，一并递给他，说，你可以走了。

李响却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把东西扒拉到一边，说，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想跟你出门，去南泥湾！

我吃了一惊，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南泥湾？我赶紧去扶他，我怕他说胡话犯病啥的。我把座椅搬了出来，放到他的屁股底下。他却不坐，腰板挺直了盯着我，大声说，李游，你说，到底带不带我去？

我去是有项目做，你去干什么？

我给你当向导，我熟悉那里，我在那里打过仗！李响一字一顿地说。

快别说你打仗的事了，你当年是瞒着父母偷着跑出去的，连新婚十天的媳妇都瞒着。知道李直为什么讨厌你吗？就是因为当年你偷着离开家。

我那不是偷着跑，是当兵抗日去了。贺龙在冀中打了齐会战斗，大获全胜，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我就跟上队伍走了。李响争辩着。

那你打仗了吗？打了，不过……李响这回坐下了，他的眼神有些黯淡，他缓缓地说，我跟上队伍走的第三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陈庄和鬼子打了一仗，可还没冲锋，我的腿就中了一枪，后来腿病了，我就当了炊事员。

我扑哧一声笑了，刚喝进去的一口茶差点喷出来，问，那后来呢？

后来我参加了百团大战，跟着部队去了晋西北，再后来就去了延安。说到这，李响的眼神突然有了光芒，慢慢地说，我是跟着部队一病一拐地来到延安的。那时候，我和战友们都觉得这回有仗要打了，我们得保卫延安啊！可是……上级却让我们去南泥湾种地了。

你是说，你去南泥湾开过荒？怎么这些年没听你说过呢？我觉得李响的话有点离谱。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在老家又不是没种过地！再说了，你和李直哪里关心过我啊，啥时候耐心地听我说过话呀？

李响说得对，我和李直确实不大关心他。他十八岁就扔下媳妇偷着跑了，李直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他爹是谁。李直和娘在动乱的时光里能熬过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关心他！

李响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不关心我，可我惦记你们！原来我想打完鬼子就回来，后来我又想等南泥湾的地种好了再回来，可南泥湾很难缠啊……

你就别找理由了，你根本没想过回来！我对李响喊道。别……别瞎说，我李响不是那种人。那时候的南泥湾，确实难缠，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部队开拔到那里，没吃、没穿、没住的地儿，我当炊事员还不知道吗？红米饭、南瓜汤，那是后来才有的。挖野菜也当粮，可大冬天的到哪里去挖野菜啊？反正，炊事班里也没饭可做，我就拿起做饭的铁铲，穿着单衣，去开荒了……

听到这，我不说话了。听李直讲过，他两岁的时候，县上的干部把李响的包裹送回来时，里面确实有一把铁铲，不过铲子只剩了个破片片。

见我不说话，李响来劲了，说，你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吧，那就带我去吧！

我凑近李响，把他抱住了。他的身体很轻，我知道我抱住的不单是李响，还有李响的故事。我决定带李响走，不乘飞机了，我要亲自开车去南泥湾。

李响跟着我来到了南泥湾镇，却蒙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开过荒的地方在哪里了。他不吭声了，任由我给他当向导。

我开着导航，带他去了三五九旅旅部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党徽广场、稻香门广场，还带他去了南泥湾风景区，参观了南泥湾特有的民宿……

看，我就是在这里开过荒，在这里住过！李响在一个被改造成农家院的窑洞前站住了，大呼小叫起来。

我知道，我应该办我的大事了。

我走进窑洞，一群人早已等在那里了。这些人是南泥湾开发区的领导，我从电脑包里拿了一份签好字的合同，说，这是我们公司引进的石墨烯技术，现在我把它无偿献给南泥湾，用上这种材料，窑洞加热快，也非常环保。再有，我的公司想捐赠一批环保充电车，方便南泥湾的旅游，第一批已经在路上了……

办完这件大事，我回头再找李响，却看不见他的踪影了。

这下我可急坏了，弄丢了李响，我没法向我的父亲李直交代，他正在家辛苦地帮我带孩子。

我猜到李响去了哪里。我急匆匆赶到九龙泉烈士纪念碑前，果然看到李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确切地说，是他的名字嵌在了纪念碑里。

这时，我听到了导游的讲解：李响，河北雄安人，曾经创造一天开荒四亩的纪录，他用铁铲和矍头连续开荒一个月，最后累倒在了地里，那年他只有十八岁……

我的眼泪疾速地涌了出来，我大声喊道，爷爷，你的孙子来看你了！

在汉语中，“青春”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存在已久。“青春”一词在本质上是一个隐喻。它的字面意思是“青色的春天”。1916年，《新青年》九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文章，作者李大钊在文章起首就给出了关于“青春”意义的迷人描述。

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李大钊和其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写作的知识分子可以作为时代的代言人，代表那种旨在于未来几十年间改变中国的新文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功地把自身关于时代精神的看法，以清晰而生动的方式，凝练成了一个简单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符号——“青春”。李大钊的文章用醉人的诗意话语凸显了“青春”的生机与美妙，这个汉语隐喻具有一种焕发新生的巨大力量，它被用来表达希望与未来。在对万象更新的呼吁中，作者把青春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变革符号，它具有无穷的象征力量，影响无远弗届：从自我到家庭、国家、人类乃至整个宇宙。

“青春”的另一个衍生的、隐喻性的用法，是对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命名，把年轻的时光视为“一生中的春日”，凸显其生机和活力。潘尼的一首诗，对比了陆机的年轻朝气和自己的年迈状况：“予涉素秋，子登青春。”在这里，青春总是代表着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人人都永远珍惜、赞美着它，这成为传统文人最喜欢的母题之一。但同时，它所代表的东西就像青少年时期本身一样，也是短暂而易逝的，比如，《牡丹亭》和《红楼梦》中都出现的年轻女子的伤春之情，象征着对自身青春将逝的伤感。

“青春”的后一种隐喻性的用法慢慢地取代了它的字面意思。这个变化发生在民国初期。李大钊1916年的文章依旧包含着“青春”的这两种意味，虽然它的重点显然已经从春日转向了青春的活力。在1930年代与1940年代的新文学中，“青春”明显已经只具有隐喻性的含义，而失去了其指代春日的字面意义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巴金在其鸿篇巨制《激流》第二卷中的宣言“青春是美丽的”。

与“青春”相关的另外两个词是“少年”和“青年”。“少年”一词源于单字“少”，它可以和其它许多字组合，来指代不同的年轻身份。在传统文学里，“少年”的使用频率要高于“青年”。它在古时的用法和“青春”一样，更具体地指代一个人年轻的特质，在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时，“少年”依旧是指代青春的标准用词。这篇文章暗指着清代诗人龚自珍的长诗《能令公少年行》，诗中为青春描绘了一幅光辉、崇高的文学形象。当梁启超决定将自己的笔名从“哀时客”改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时，他同样召唤着“少年”的蓬勃力量，希望以此摆脱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带来的幻灭感。梁启超用这个充满朝气的新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少年中国说》。它在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把“少年中国”变成了一个世所公认的，用于推广民族复兴之理念的新名词。“少年”一词也在晚清政治话语和文学写作中流行开来。梁启超的同辈们竞相自称“少年”，以彰显他们激进的政治觉悟，不论他们实际上分属何种政治立场。

民国初年，“青年”渐渐取代“少年”，成为指代年轻人的标准语汇，“少年”则慢慢被窄化为特指青少年的符号。触发这一变化的，无疑包括《新青年》的崛起，以及这份杂志所吸引、塑造和询唤的特定青年群体(尤其是学生)的成型。据钱穆所言，“青年”一词的风靡，应当归结于“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的出现。桑兵曾把现代学生在中国的出现，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联系起来，后者使得现代学堂成为接受教育的唯一选择。新一代的“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追寻自身的理念，拥抱《新青年》所倡导的启蒙思想。在这一语境中，当“青年”被用作现代学生或“新青年”的专有代名词时，它就成了“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类型的青年的出现，他们与先前的世代截然不同，不像梁启超的晚清“少年”依旧先在中国的旧学传统中得到训练。自新文化运动起，“青年”代表了一种比“少年”更激进的现代身份。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中如火山爆发般的政治激进行动很快使新文化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现象，“新青年”也逐渐成了一个集体名称，指向了抛弃儒学传统，追寻更富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进步青年那不断增长的力量。作为一个集体身份，“新青年”的形象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的产物，后者为前者抹上了激进的政治色彩。在这一时期的新文学中，“新青年”常常指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他们或是教育者，或是革命者，拥抱民主与自由的新思想，就像叶圣陶的《倪焕之》里的主人公一样，眼中灼烧着理想主义的火焰，执迷于对生活的新开端的渴求。自1920年代起，这种青年主人公在现代中国小说中出现，并主导了它的情节发展。

(摘编自宋明炜《“青春”及其现代形式——〈少年中国〉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