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摹。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一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美指向高远的精神境界

    美关乎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冯友兰先生经常说，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但每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并不相同，这种不同的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构成了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就人的心理状态来说又可称之为“胸襟”，表现出来的举止态度，就称之为“气象”。人生境界有高有低，一个拥有较高的人生境界的人，他的关怀层面比较大，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会呈现出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可以让人懂得什么是爱，懂得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懂得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一种健康的审美活动，不能停留在单纯娱乐或装饰的功能上，还要有一个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发展完满人性的功能。一所学校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引导学生，同时也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我一直提倡对学生加强人文、艺术经典的教育。人文、艺术经典可以引导青少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去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快餐文化、流行艺术起不到这种作用。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说，他小时候，母亲要他读《战争与和平》，并且告诉他哪些段落如何写得好，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以强烈的嫌恶感”。塔可夫斯基成为电影大师，同他从小就受到的这种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总是读三四流的作品，就会被那些作品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等等也会慢慢降低。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从小都是接触文化垃圾，那他就很难再接受经典了。

    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讲哲学和美学，他认为“美和美感涉及一种神圣性，或者说人生的崇高价值”。美应该指向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指向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一种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历史上许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艺术家都始终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的终极价值，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神圣性，美的神圣性。贝多芬的《欢乐颂》是心灵的彻悟，是超越生命本体的欢乐。它启示我们在经历了命运的磨难之后，抬起眼睛，朝向天空，歌颂生命，放下心灵的负担，了解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的意义。爱因斯坦的讲演和文章，总是使人感到有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神圣性，有如巴赫的管风琴系列作品发出的雄伟声音。一个有着高远精神追求的人，必然有一种超越的信念，必然相信世界上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一种神圣的价值存在。他们追求人生的这种神圣的价值，并且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分享这种神圣性。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他们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1日）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节选自2010年1月7日《参考消息》）

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

钱学森

    ①我曾写文章谈论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我说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总要有个科学技术的基础，没有纸张、印刷，也就难有今天的文学；没有摄影技术和电声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影。这是一个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科学技术为文学艺术服务 ， 现在我们的“技术美学”是一门把美学运用到技术领域中去的新兴科学，可以说是另一个方面的关系，是美术为科学技术的产品设计和制造服务。

    ②我那篇文字，也讲到科学技术的产品设计和制造中的美术问题，例如各种日用品，杯、碗、器、皿、盘、瓶、盆等，衣着服饰等，图书装帧等，以至产品包装等，要做到“美观大方”又经济实用，这大概属于工艺美术。从经济效益看，这也不是件小事。例如目前在我国，一方面人民手里有钱，要穿得更好些；另一方面纺织工业又开工不足，纤维原料等库存积压。原来是衣料布匹花色品种太单调，不美观，所以人民不喜欢。这里工艺美术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从而创造出以亿元计的价值。因此工艺美术是件大事。

    ③其实这个领域还可以扩大些，包括一切产品的设计，一台机器的外形、色彩，难道就不需要搞得“美观大方”些吗？从前我国制造的机器总爱漆成暗灰色，很难看。现在色调浅些，常常是淡灰色，是个进步。这样，工艺美术就该扩大成为“技术美术”，它更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了。

    ④我以前曾把文学艺术分成六个大部门：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艺术、书画雕塑等造型艺术、音乐，以及戏剧电影等综合性的艺术。现在看，这六大部门包括不了。出了一个把科学技术产品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的部门——技术美术。当然这种分法也只是一种认识，认识过程并没有结束，还会有发展。例如我最近也在考虑：有我国特色的园林艺术应不应包括在建筑艺术之内？因为园林艺术是一种改造生活环境的艺术，比建筑艺术综合性更高。如果这样，那艺术又要再加一个大部门——园林艺术。

    ⑤厦门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中，与会同志除了肯定了技术美学之外，还对部门艺术美学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强调美学的研究还应强调部门艺术美学的探讨，更多地注意到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性。从这一观点看，我们这里说的技术美学应该是联系技术美术的部门艺术美学。有多少部门美学呢？有多少艺术的大部门，就有多少部门美学。照前面讲的，就该有小说杂文美学、诗词歌赋美学、建筑美学、造型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电影美学、技术美学，或再加上一个园林美学。

    ⑥研究学问就是一个人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从个别到一般、再用上升到一般的规律来指导更深入的对个别的研究。部门艺术美学的研究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从艺术的实践到理性认识、部门艺术美学，再到一般美学，最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这条认识道路的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这个思想，我曾提出，美学是艺术的创作实践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

    ⑦以上这条思路也许是有助于美学的研究的。目前大家对美学的见解还不很一致，有同志说美学现在还偏重于哲理性的探讨，建议要从心理学等方面来研究美学。走心理学的路是可取的。但我认为如果要说得更完整些，就应该引用思维科学这个概念，因为美感是人思维过程的结果。这是从人的思维实践来研究美学，所以我以前也想把美学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门学问。但我现在认为这不妥，这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⑧人的美感与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有直接关系，不完全决定于人脑思维方式和规律，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即便两个人的思维方法和规律相接近，但社会实践从而社会意识不同，美感也很不一样。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美感同被压迫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美感不一样；而在今天，有些人认为是美的东西，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说是精神污染！真是天南地北， 绝然不同。所以美的实践又是一项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必须从社会活动的规律去理解。没有什么脱离社会实践的所谓美。

    ⑨这样，研究美学还必须考虑又一条路子：考察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这项社会活动的规律。

    孝是人生自然生发的一种亲情。任何个人都因其父母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只有亲人时时刻刻地关照，才可度过其婴儿期。正是因为父母无私的爱，子女才得以成人。在子女年幼时，父母为子女尽心操心，是父母的责任与本分。父母孩子之间的情感自然产生，非外部所加，属于无条件的道德情感。在人的孩提时代，当我们觉察到自己的存在时，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双亲。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之上的孝起初是孩子天性和爱心的觉醒，经过强化和培养，会逐渐成就孝道，然后进一步，成为超越任何个人私利的人格。

    在父母和子女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情感相通关系后，父母特别理会到孩子的需要，孩子则尤其亲近父母。两者相互都有亲近感，达到爱的统一。子女尽孝也就是爱的体现，这样一种爱，也是人对父母之外的他人的爱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蕴含着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这种关系既不是契约协定，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交换，而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因而，这里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理想，从孝道上看，也就是把孝道弘扬光大，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孝道把对国家的爱以及对君王的忠诚看成是孝的扩展和提升“移孝作忠”。儒家伦理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核心则是“孝悌”。在孔子那里，他以“仁”为最高道德要求，而“孝悌”则是仁的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且明确地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基本教育，是道德教育，而在道德教育中，孝的教育尤为重要。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即儒家往往“孝悌”并用，孝是指对父母的德性要求，而悌则是指兄弟之间的相互尊重，但前者更为根本。

    孟子也明确谈到“孝悌”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并且把它看成是传统的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儒家的基本观点，他不仅把“孝悌”看作是基本的德性，而且提出了“移孝作忠”的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也说：“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孝悌则不配做人，更无从谈起政治上的公忠。

    当代社会由于传统的断裂，对于孝与公忠两者的关系已经看不到基本的联系。多年来脱离个人的私德来讲政治，实践表明这样的政治是靠不住的。传统孝道认为为父母尽孝是一切教化之本，由亲亲施始，亲亲启蒙，人情陶冶，进而达到道德的升华。试想，谁会相信一个连侍奉双亲的德性都没有的人，会真诚热爱他人和国家呢？把孝与公忠联系起来，其起点就在于孝。教化强调施从亲始，而其根本精神在于更多地远离对自我利益的关切，把爱心更多放在社会和他人那里，从而养成一种关怀他人、关怀社会的胸怀和情怀。

（摘自龚群《孝道的情感与外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