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裉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端午也称端主、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驱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中华民族在节俗和传说的长期流传中，集体地选择了屈原，是存在于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处，存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之中。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来源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红楼梦》中的服饰有一些是汉族历代传承的服饰，但也有很多是清代人的穿着。黛玉初至荣国府时，见到王熙凤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袭人要回家探亲时也是在“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外，再套上“青缎灰鼠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中说：“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定：“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应该说褂子是清代人对肥大上衣的习惯称谓。贾宝玉是作者着墨最多、寄托最深的人物之一。他的服饰特色主要体现在红色上。初见黛玉时，服饰以红为主色；群芳夜宴时，枕着红香花枕；祭晴雯时，穿着血点般大红裤子：看破红尘出家时，身披“大红猩猩毡的斗篷”。

    这是因为红色是最能体现宝玉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颜色。红色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具有令人产生激动、热烈的本性和感情的力量，与他热情奔放的性格暗合。红色也体现了他尊重女性的心理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常是女性的代名词，古代男子常称其女性好友为“红颜知己”。宝玉非常推崇、爱慕和关心女性，红色岂不正是他怡悦红颜的绝妙注解？红色还是他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他虽被视为掌上明珠，却处处受羁绊，恨不能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红色常使人联想到火焰和鲜血的颜色，是充满刺激性和令人振奋的色彩。它能使人产生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正是宝玉性格的写照。

    服饰不但能突现人的外貌和性格，在阶级社会里，更能显示人的地位。贾雨村还是寄住在葫芦庙内的一个穷儒时，曹雪芹只用“敝巾旧服”四个字就画出了这个落魄文人的潦倒。邢岫烟虽为小姐，无奈家道艰难，只能着“家常旧衣”，连冬天也穿得“很单薄”。对那些美貌而富贵的人曹雪芹则不惜浓墨重彩。只看看宝玉的佩戴物就知道了。他的帽子是嵌玉紫金冠；颈上挂着饰有“金螭缨络”的项圈；那通灵宝玉，先是用“五彩金丝”系着，后又由莺儿织了一个“梅花络”套上；又有“寄名锁”——在神僧面前“寄名”为“弟子”，再铸一把锁，以示神命锁住；还有道士所画能祛邪的“护身符”。而地位高至皇妃的元春，曹雪芹又不细写她的服饰了。元春省亲时，我们只看到皇家仪仗队里有人捧着她的“冠袍带履”，回到家后，也只知道她一次次“更衣”。到底穿戴如何，没有具体写。这是不写之写之妙。

    曹雪芹笔下的服饰是在不违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封建审美标准，遵循美的规律创造的。《红楼梦》的服饰集中国封建社会服饰美之大成，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摘编自《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有删改）

    文章千古事，明德万年馨。中国书院肇始于唐朝，兴盛于宋代，经元、明、清至今，始终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情怀。岁月如梭，如今大部分书院已不再教书授业，但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与教化理念，依然如淙淙流水，滋养文化的血脉，贡献生活的智慧，撑起心灵的绿荫。

    从古至今，中国书院兼顾文化传播与人格冶炼，既有国学底蕴的根，也有民族精神的魂。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寒窗苦读，心忧天下。近日跟随“文脉颂中华·书院@家国”网络传播活动实地走访六大书院，近距离接触书院里的家国精神——岳麓书院英勇抗元的忠孝节义；石鼓书院康济时艰的耿耿忠心；鹅湖书院“千古一辩”的贵和尚中；白鹿洞书院敦化育人的德才兼修；问津书院薪尽火传的文化自觉；嵩阳书院“程门立雪”的尊师重道……千年弦歌不绝，文脉国脉相连，书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涵养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先贤之声传颂千年，至今仍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多元化、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书院以古老智慧解答现代问题，为人们撑起了一片心灵的绿荫。党员干部面对名利诱惑时，多念念范仲淹在嵩阳书院高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键盘侠”一逞口舌之快时，多想想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为“论敌”陆九渊之见解“感佩潸然”。修身应“言忠信，行笃敬”；接物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处事应“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传统书院经千年所锤炼的中国智慧，既为现代人提供一处安放心灵的归处，也为构建美好的社会秩序与社会风俗提供借鉴。

    信息化时代，古老的书院如何返本开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脚步？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传统书院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都不应只是存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精致而脆弱的陈列品；它更应当是扎根在现实土地上的参天古木——年轮雕刻着历史的印记，根系吸收着时代的养分，叶脉流淌着生命的活力。文脉因人而兴，亦因人而系。要推动传统书院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用心呵护。目前，各地书院正在进行多样化的探索与尝试——国学论坛、新生会讲、经典诵读、课外拓展、网络传播……书院在与其它文化生命体交流互动、相谐相生的过程中，成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生态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书院所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情怀，是“以文化人”的精神玦宝，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源泉。千年书院经时光打磨，其长久而永恒的智慧仍值得现代人铭记与发展。我们应守住书院根脉，呵护书院历史，激活书院文化，古为今用。去芜存菁，让书院在新时代中展现出时代风采与永久魅力。

（宋子节《书院精神为现代人撑起心灵的绿荫》）

    “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祖国？”“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日前，某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青年做了一番街采，得到了这份“歪果仁”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物，却成为最受老外关注的“西洋景”，让很多国人感到不小的意外。细究这些“新发明”，一大特点便是依托先进技术，创新应用模式，便捷人们生活。比如，先进的支付系统，买卖东西只需“扫一扫”；畅达的电商平台，足不出户便可“购全球”；发达的高铁网络，让城市之间不再遥远；方便的共享单车，随骑随停自由畅快。前几天，一篇名为《中国的非现金社会飞速发展已超乎想象》的帖子在日本某网络论坛上疯传，有日本网友担心：中国人会偷偷嘲笑我们落后吗？不夸张地说，新经济之门在创新之轴的带动下，迅速向我们开启，“中国制造”正带给世界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和奇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起势，在这场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推力的变革大潮中，中国无疑已经走在前列。在“互联网+”的引领下，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以“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创新充分说明，我们已超越学习模仿的粗放时期，开始向外输出自己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一千年前，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问世，拉近了世界技术和文化的距离，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如今，这个古老国度正乘着信息化快车，在“互联网+”的热潮中全面发力，顺势而上、弯道超车尤为可期。

    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多少“老大帝国”在因循守旧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又有多少新兴国家抓住了“创新窗口”实现了追赶超越。对今日中国来说，站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变量来塑造自己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技术创新与生活需求更好对接。其实类似网购、高铁等先进技术，并非我们独有，但为什么却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收获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技术创新对接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和引领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市场、赢得认可。在新技术革命的持续竞逐中，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凭借技术、产品、服务和品牌等方面的创新，攀上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更为有利的位置。

    技术进步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科技创新已进入收获期，国之重器频频亮相，大工程、大动作惊艳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将技术变革与生活需求有效融合，让科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大小”相宜，两翼齐飞，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成色将更足。

（摘编自范荣《“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创新窗口》）

    京东大鼓是发源于河北省的汉族说唱艺术。它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等。京东大鼓曲调简单，易学易记。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在最初撂地说书阶段，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演唱形式：演员坐抱三弦，边弹边唱，其右脚踩一鼓楗击鼓，左腿上绑“节子板”，以司节奏。

    京东大鼓的源起要追溯到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各种民歌小调，增加了京东乡音，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后来李文通的弟子邓殿奎吸收了一些京剧唱腔，得到了民众的首肯。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于七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的田歌，丰富了京东大鼓的唱腔。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聚集在一起，一边击打农具，一边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或“乐亭调”。此后，其他艺人又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

    京东大鼓在北方，尤其在天津演唱十分普及，但直到1935年，这种新腔去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被京城人称作京东大鼓，才算正式定名。不过，由于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鼓词文字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日趋衰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京东大鼓艺人编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段子，以卖艺为名宣传抗日，但因为战乱，京东大鼓发展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空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发展出现了高峰期，许多新演员成长起来，天津市演员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开始进入专业剧场，在民间更是空前普及，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京东大鼓的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如《王婆骂鸡》《郭巨埋儿》《草船借箭》等。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包公出世》《刘公案》等。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了长篇大书，如《杨家将》《反唐》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林海雪原》等中长篇书目。“文化大革命”中，京东大鼓受到影响，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京东大鼓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随着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中国文化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