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书写“中国式童年”

李东华

    少儿文艺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少儿读物、少儿影视、少儿动漫，等等。由于信息传播的便捷，我们的孩子几乎可以同步地享受到这个时代少儿文艺的最新成果，拥有一个精神富足的童年。

    然而，与外国少儿文艺的“来势汹涌”相比，富含“中国元素”并为少年儿童所喜爱的优秀作品是否足够丰饶？

    中国元素首先指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始自了解，了解的功课需从少儿时代做起。这不仅出自父母、社会的期待，更出自孩子们自身的生命需求：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来处。

    中国元素的另一大内涵，是指当代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经验，即现实指向。国内畅销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不如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文学性强，有失精致，但为什么他的书比同类引进作品畅销？那是因为中国孩子更喜欢看表现他们身边人身边事、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的确，对于知识和阅历都还不够丰富的少年儿童来说，通过文艺作品认识自我、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反映当代少儿生活的作品，更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文艺的引领、抚慰，文艺的启智、怡情。

    新时期的少儿文艺也曾为小读者、小观众留下皮皮鲁和鲁西西、霹雳贝贝、男生贾里、男孩桑桑、大头儿子、淘气包马小跳等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但是相对于我国3亿多少年儿童，相对于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和差异化的生存状态，当前少儿文艺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们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却没有诞生影响广泛的、为这一庞大群体代言的文艺形象。同样，反映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少儿生活的文艺作品也比较少，或者说其影响力没有都市题材的影响力大。而即便是表现都市儿童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是速写式的、对表象进行描摹者多。这些都束缚了中国元素在少儿文艺中的展现。

    一方面是中国元素不够丰盈，另一方面则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难以与少儿心理相契。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把传统文化精神融入而不是生硬地嵌入到作品中，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有效地对接，是当下少儿文艺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儿童观的问题。创作者应把儿童放置在这个大时代中、放置在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而不是切断儿童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切断儿童和周围人的关系孤立地来描写，仿佛他们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殊群体。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都与这个世界之间拥有生动而微妙的互动。

    此外，给孩子们看的和给成年人看的文艺作品的区别，是审美方式的不同而不是审美高下之分。因而，创作者需心怀敬畏地看待“少儿”两个字，遵循少儿文艺自身的艺术规律。不是简单地、敷衍地、想当然地，用成年人对儿童的抽象想象来裁剪他们生机盎然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走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借助审美的触角探察他们的内心需求，他们的憧憬与烦恼、快乐与忧伤。如此，才能创作出沉甸甸的、闪现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才能富有深度地表现当代中国孩子的生活，进而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富含“中国元素”的少儿文艺。

（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清宫书画的鉴藏

    中国宫廷书画收藏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魏晋开始，个人书画创作开始风行，宫廷对书画作品的收藏随之发展。南朝政权更迭迅速，宫廷藏品几乎成为末代帝王的随葬品。隋唐时期国家一统，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书画名品源源进入皇家“秘府”，然而“安史之乱”则使自太宗朝积累起来的唐内府书画藏品“耗散颇多”。宋代内府书画收藏在徽宗时达到鼎盛，《宣和画谱》《宣和书谱》是其辉煌的见证，然“靖康之变”，宣和内府中的书画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宫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当可观，后来则每况愈下。明代宣宗、宪宗、孝宗三朝的书画收藏之盛甚至不亚于宋代宣和与绍兴两朝，但松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断流失，后期更将书画作为发给官吏的薪金，即所谓的“折俸”。

    书画收藏历来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内府与民间私人收藏）两个方面，又总是时聚时散，官私递藏。清代皇室书画收藏不仅远胜于私家收藏，而且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际，流散在各地的书画已有一部分为清室所收集，后来梁清标、高士奇、安岐等许多著名私人鉴藏家的藏品亦陆续归入内府。臣民对帝王的进贡也是清宫书画收藏的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万寿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贡献，其中又以进书画、文玩较为讨喜。清自入关后经四代积累，宫廷书画收藏在乾隆朝蔚为大观。

    在清宫书画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此为皇帝之正式寝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自己办理日常政务的养心殿居所中辟专室存放这三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认为这三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历经宋、金、元诸代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义。所谓“四美”，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乾隆年间，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艺术品搜集行动中，这四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团聚。乾隆皇帝后特在建福宫花园静怡轩辟出专室存放“四美”，并命名曰“四美具”，御题《“四美具”赞》，一再强调“剑合珠还”之意。此时，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画几乎收罗殆尽。这是继宋徽宗宣和内府后最全的一次汇集。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记载，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御书房为古书画收藏最集中的殿阁。清内府所藏的书画作品曾经专人鉴定，尤其是乾隆朝，更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类编目，数次组织书画名家和鉴赏家对藏品进行鉴定和品评，区别上等、次等，并分详简著录。其成果体现在奉敕编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正编、续编、三编。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之久，共收录上起魏晋、下至清代中期近两千年书画作品一万多件。

（节选自郑欣淼《清宫书画鉴藏、佚存与研究述评》，有删改）

    正解与误读是阅读阐释中经常碰到的是非之争，两者难解难分，又必解必分。读者的正解往往是在不断克服误读的过程中获得的。

    关于误读，阅读学界存在着真误读和假误读之辨。中外一些学者认为，误读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美国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曾连续发表四部著作，系统论述了“诗的误读”：“一首新诗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及其伟大作品释读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释读，它不在于对某一具体作品的释读实际发生与否，它实际上是指一种接受影响与打破影响，继承与创新的悖谬状态。”我国清代纪昀说：“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现代钱钟书说：“作家原作叙事抒情本无彼意，然读者却在阅读中出现创造性的误解，悟出确有引人入胜的彼意，并为更多的读者所认可。”三家所说的“特殊性释读”“合理性误读”“创造性误读”显然是指读者释义对作者原意的超越或对传统释读的突破。由此，对“误读”引出“反误”和“正误”两种分法：“反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本穿凿附会，随意歪曲，既不合作者的原意，也不切作品的本意，那是真误读；“正误”指读者的理解和作者原意相抵牾，但切合作品的实际，使文本意义增值，这是假误读。我们认为，把不同于作者原意的多元阐释归入“误解”的范畴是不妥的，正就是正，误就是误，不必对误解分正反，不存在“正确的误解”。将“合理性误读”和“创造性误读”作为“假误读”的修辞来运用，未尝不可，但把“正误”作为阅读学的概念和常规就不够科学了。超越作者，超越文本的“增解”“异解”和“批解”是典型的“个性化理解”，不宜说成“正误”，而应说成“正解”“精解”或“圣解”。在文章和文学的个性化阅读中，必须严格区分错误解读和正确解读。真正的误读、曲解、歪批、胡吹算不得个性化阅读。本文所论的“误读”是与“正解”相反的真误读，不包含所谓“正误”的假误读。真误读，作为阅读病态大有研究其病理的必要。

    文章阅读疾病与文章本体疾病、文章写作疾病有所不同，它与文学阅读疾病也有差异。文章阅读疾病，发生在阅读的认知、理解、欣赏、评价、表达、迁移各个环节，也出现在辨体、感言、人情、得意、运思及物等各个方面；若分类别，它既有阅读生理的、心理的、行为的疾病，又有阅读知识的、方法的、情志的疾病。不仅处于学习性阅读阶段的普通读者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且进入创造性阅读阶段的专家读者也难免犯自由化误读的毛病。文章阅读病理研究是专门探讨读者在阅读全过程中阅读心理和行为的病症及其医治的一门阅读分支学科，目的是求得学校阅读教学和社会读书活动的健康生存和科学发展。

（摘编自曹祥芹《文章阅读学》，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诗中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韩愈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是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表示寺里有人应门。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即使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让人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里，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了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①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涌现出《汉字英雄》《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②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目前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现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③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诘屈聱牙的文化知识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最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合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④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的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⑤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⑥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编自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