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变得新奇自由，而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由乡音、乡俗和家乡故事传说而编织起来的童年记忆，往往在人们心中孕育出“底色的乡愁”并镌刻在人的一生中。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反映着民族友好、；j土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有对孔子、屈原、诸葛亮等人物的思想品格认同，对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等故事类型用各自的方式接受并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群众，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如今，中国民间文学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被外来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长此以往，孩子们对中国民间文学逐渐陌生以致淡忘。

    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曰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要的是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比如，以中国民间文学资源为素材，开发原创游戏产品,让中国民间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化消费领.域。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就是很好的尝试。通过对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等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让故事里的经典形象重新立起来，让传统民间故事得到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间文学的传承多是口口相传，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等吸纳了西方的神话资源，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在日本,《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也都取材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作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与现代社会有所脱节，有时即便用很精彩的方式讲述出来，现代人可能也不接受。对此，我们不必强求。最重要的不是记住那些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所承载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传承好、传播好。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称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狝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材料一

红黑配成为中国古代漆器的主流色，不仅是因为它的朴素中显华美，更是因为中国人崇黑尚红的观念。我国传统的色彩观，是带有哲学意义的五原色理论体系，是一种被纳入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色彩论，以五色代表一切色彩，《周礼考工记》曰：“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五色即指红、黄、蓝三原色及黑、白两极色。黑色是诸多色彩中视觉最清晰的颜色，在我国古代色彩观念中，是最高的色彩崇拜，也是单色崇拜时间最长的一种色彩，经过单色崇拜的长期过程，自夏代开始就具有特殊的位置。

孔子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规范一个“礼”字，主张用色按伦理、秩序，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把色彩的象征性作为“礼”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古代社会。儒家美学思想注重“正色”，包括红、黄、青、白、黑，认为正色是正统、高雅的色彩。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红为“正色”“上色”，紫为“杂色”，紫夺正色与“礼”不符，为不仁。儒家用“化”来为色彩区分等级，是否符合“礼”之法成为色彩审美依据的标准。千百年来的思想观念使得中华民族产生了红色情结。阶级统治者把红色作为奖赏，来赏赐忠勇之士，更有汉代刘邦规定只有刘姓诸王邸宅可用朱红漆门，以此来彰显其姓氏尊贵，以至于后来“朱门”成为尊贵的专用代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中的哲学意味较浓，区别于儒家的礼仪道德观，其提出的“五色令人目盲”“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的思想无不体现其对于政治统治者追寻朴素黑白二色的审美观念。老子反对过度奢侈，主张“清心寡欲”，他对色彩无好恶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之美。道家追崇黑白，认为黑白高居于其他一切色之上，道家美学色彩观对中国艺术表现颇有影响。如中国水墨画就极具体现，白纸黑墨将中国人文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黑白这两个性格特征对立的颜色在艺术表现上却产生了十分和谐的效果。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的“红与黑”》）

材料二

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艺术是人类与自然抗争、协调的精神产物，它是从我们简单的生活用具中衍生而来的。中国漆艺史就反映了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漆器艺术的产生，其实是勤劳而智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凡创造，也是中国人一项非常伟大的发明。

远古时代，制作石器、玉器、陶器的原材料比较容易在野外发现，这些材料通过机械的加工、物理的改造，就变成了具有实用功能或者装饰的器具。但漆器不一样，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要制作漆器，首先要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液汁，用它作涂料。所以，漆是中华先民在世界上最早利用天然树脂制成的一种化学材料，漆器的发明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高度。

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从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事物的本源。“漆”字很有意思，上面是一个木字，下面有几点水，古代的生漆就是从树上把植物的液体——树脂采集下来。中国的许多古地名都是以漆命名的，说明当时有很多自然的漆树林。制作漆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类树脂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干燥，才会结膜。一般来说，中国大漆制作时，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同时湿度要在80%左右，才能形成坚固的漆膜。

我们现在发现的古代漆器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800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瓷器，也没有青铜器，只有玉器、石器和陶器，所以漆器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艺术品种。直到今天，8000年前的大漆工艺仍在应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把残弓，弦未存，但弓上的漆看上去非常精美。经科学考证，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被专家称为中国的“漆之源”，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

有一句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漆器恰恰相反。古人一般把大漆涂在一些器物上，远古时往往是在木器上、龟甲上。漆是非常耐老化的，所以漆的遗存我们现在偶尔还能找到，但是它原来依附其上的木胎、骨头胎或者皮胎等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完全消失了。

中国漆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绝对不亚于我们其他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它是中国先民重要的生活工具，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艺术源头之一。历经商周直至明清，中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中国的剔红、戗金、描金等漆器工艺品，对日本等国都有深远的影响。

（选自《中国漆器，其实也是一项伟大发明》）

材料三

扬州漆器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之一。漆器一般指在表面涂漆的木材、陶瓷和金属等器物。我们的祖先最早认识漆的特性，他们从漆树上采割天然漆汁——生漆，把它涂刷于器物表面，留下一层耐湿、耐热、耐磨并有光泽的保护膜，并能将漆调成各种颜色，作美化装饰之用。

扬州漆器生产历史悠久。西汉时，已获得高度发展。扬州出土的汉代漆器不下万余件，其中彩绘漆器最多，宝石镶嵌、金银平贴等新工艺均已出现。唐代扬州漆器生产已颇兴盛，螺钮镶嵌等工艺逐步成熟并形成特色。到了元代，扬州已逐渐成为全国漆器的制作中心，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点螺工艺的出现，更是熠熠生辉，促进了漆器造型艺术的提高。明清两代，扬州漆器进入全盛时期。刷红雕漆、百宝镶嵌等传统工艺颇为兴旺。堆漆、割彩、雕漆嵌玉等新工艺继之而起，品种之多，居全国之冠。

（选自《中国古代漆器》）

材料一：

所谓诗意，当不仅在于使用优美的词汇，表达理想景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皆出诗意。王维的禅味是诗意，李白的幻想是诗意，杜甫对事物的准确描述是诗意，白居易的自相矛盾是诗意，李贺的生涩别扭也是诗意……总之，诗意是一种使我们超越事物一般状态的感觉；因为有了诗意，我们麻木、散漫、暗淡无光的生命获得再生之力。

诗歌的诗意来自我们对于世界、生活的看法，来自我们对于诗意的发现。诗人发现事物诗意的一刹那，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人与世界相遇的一刹那，而在相遇的一刹那，心灵感应降临的一刹那，人和世界都会有所改变，生活因此变得迷人，有光彩，神秘，不可思议。陈子昂发现了“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感遇·其三十四》）的诗意，阿波里奈尔发现了一个走在雾中的罗圈腿农夫的诗意（《秋天》）。许多人漠视生活中的诗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切入生活，触及事物。对他们来说，生活不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是远方、亿万年时光。他们以为只有物理时空能够给他们距离和词汇，实际上，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心灵。他们应该对着镜子入神地自我观望三分钟，他们会发现镜子里的人他们从未见过。他们误解了诗歌写作，误解了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的意思。马拉美所说的“语言之花”是第二位的，一个诗人必须首先让他的诗歌语言触及那真实的花朵，然后再把它处理成语言之花。诗歌中的真实事物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诗意，无论它们是美的还是丑的，善的还是恶的，明亮的还是昏暗的，只要你发现，只要你抓住，任何事物一经你说出，都会诗意盎然。

（摘编自西川《生活的诗意》）

材料二：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编自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材料三：

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选自宋生贵《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