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

女真

    李大壮心疼。广州开往沈阳的火车票，两张票多花了二百。二百块钱哪！冯秋萍知道了，更得心疼！在老家，冯秋萍抠门儿是有名的。吃不舍得，穿不舍得。养了一水塘的鸭子，鸭蛋腌咸了，端午那天，一家三口一人一只，剩下的卖给来水塘钓鱼的。他们家的鸭子在水塘里放养，不喂饲料，吃过的都说好。冯秋萍还不舍得穿。五年前的一套红秋衣，已经洗得没底色了，除了夏天，一直套在身上。

    ①车厢里挤满了回东北过年的老乡。行李架上塞得满满的，从广州出发时，过道上就有站着的了。李大壮和李强，有座位。李大壮靠窗，李强挨着过道，父子俩肩挨肩，睡一会儿醒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两年前，年根儿底下，母子俩南下和他会合。李强在鞋厂学徒，冯秋萍给食堂摘菜洗碗。一家三口，年在哪儿都是过，省了路费，还有春节加班的额外补贴，挺好的事儿。没想到，这个元旦刚过，冯秋萍突然肚子疼。肚子疼她向来不当回事儿。肚子疼对女人来说还算病吗？她不肯吃药。忍不住了，买了两盒止疼片。两盒药吃完，还是疼，疼大发了，冒冷汗珠子，发烧，这才舍得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冯秋萍说：“我想回家过年。”

    就为她这句话，李大壮安排了这次行程。

    火车有节奏的晃动让他昏昏欲睡。儿子李强不肯说话。李大壮知道为什么。这孩子，还生气呢。那也没办法。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他也生气，生自己的气，气自己为什么没早带媳妇去医院。问题是：生气有用吗？！

    车过山海关。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透明的空气，那是白天应有的景象。现在，外面一片黑暗，他却精神起来，再也睡不着。瞟了一眼儿子。李强睡得正香。毕竟是孩子啊！一家三口，其实最适应广东气候的，就是儿子。他从来没说过想家的话。过完年李强肯定要回南方。李大壮没想好自己回不回去。临走时，他跟老板说的是活话儿。他还有退路。问题是，他还能回去吗？那个城市，让他心疼！

    火车终于在北站停下时，李大壮的腿，已经有些抬不起来了。左手拎着包裹，右手提着旅行袋。儿子扛着大编织袋，里面装着一家三口的四季衣裳，还有冯秋萍嘱咐他给老人买的过年东西。②冬天的早晨，冷，心脏好像被冻小了，往胸腔里缩着，呼出的每一口气都化成白霜，在空气中留下痕迹。这样的冷，曾经让他想念，现在，却让他伸出的手很快僵硬起来。

    通往靠山屯的长途汽车上，李强仍旧不跟他说话。他的心咚咚跳着，像一个没经历过世面的年轻人。在北站，他给村里打了电话，庆魁说去汽车站接他们。挂甲屯、毛屯、姚千户、杨千户，然后就是靠山屯了。他们在靠山屯下了车，候车亭前，聚着好几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是来接他们的！庆魁冲在最前面，问他：“我二嫂呢？”

    李大壮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上车，第一次有人问他话！家乡话！

    李大壮举起手里的包袱。包袱里是一只精致的骨灰盒。五百块钱买的。一路上，他没敢打开看，怕惊着周围的乘客。

    “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在沉默而哀戚的目光中，李大壮看出了乡亲们的心里话。是啊，怎么不早送医院呢？！广州医院的大夫也这样责问他。止疼片吃完了，还疼，疼得冒冷汗，发烧，说胡话，哭爹喊娘，这才张罗去医院。李大壮的媳妇冯秋萍，这辈子就住过一次医院。大夫说，太迟了，肠穿孔。怎么不早点送来？！

    现在，面对眼前的这些乡亲，他忽然明白了，儿子跟他生气是对的。媳妇这辈子活得太屈，吃没吃上、穿没穿上。最后一次，他得让女人活得值，他得大办，请吹鼓手来，请扎纸活儿的来，把村长请来主事。因为村长收回养鱼塘，李大壮跟他翻脸，一气之下去了南方。现在，人家到车站来接你了，你还计较那些事儿吗？看在女人的面子上吧。

    过小年的头一天，靠山屯鼓乐震天。

    李大壮一家，从南方回来过年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来电与应答

（以色列）埃特加·凯雷特

    我真心崇拜那些打来电话时，并不立刻迫使你进入话题，而是先倾听并尝试体会你情绪的贴心的电话推销员。这就是“耶思”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心情跟她交谈时，我首先对她的周到表达感谢的原因。随后我礼貌地回答她，我没有这个心情。

    “因为我刚刚不巧摔进一个洞里，碰伤前额和脚。所以时机实在是不合适。”我解释道。

    “我理解，”德芙拉说，“那您觉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呢？一小时以后？”

    “我不太确定，”我说，“我的脚踝一定断了。这洞很深，要是没人帮我，我自己可出不了洞。所以我什么时候能与人通电话，取决于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以及医生是否要给我的脚打石膏。”

    “也就是说，我或许应该明天再打过来？”她提议道，语气平静极了。

    “是呀，”我呻吟，“明天也许挺好。”

    “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租车里，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在听了我闪烁其词的回绝伎俩后责备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儿子列维留给我妈妈带，两个人外出，所以她有点儿烦躁。“你干嘛就不能直接说‘谢谢，不过我对你推销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买或租或借的兴趣，所以请你这辈子都别再打来了，如果可以，下辈子也别打来。’随后在简短的停顿后来一句‘祝你一天愉快’，然后挂断，其他人都是这样干的。”

    我不觉得其他人对德芙拉的态度像我妻子说的那样强硬恶劣，但我必须承认她说到了点子上。中东人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对必死的命运体会更深，这导致大多数中东人对试图浪费一点点他们待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陌生人形成一种攻击性倾向。我虽然也吝啬地保卫自己的时间，但真的无法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不。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上门推销的小贩，或在电话里向我推销的熟人。但是“电话推销”加“陌生人”这个诡异组合麻痹了我，在一秒之内，我就想象着电话那端的人由痛苦和屈辱生活导致的挫败的面庞。我给他设想了一个站在他四十二楼办公室窗边拿着无绳电话跟我平静交谈的画面，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再被该死地回绝一次就跳下去！”在一个人的生命和被每个月仅仅九块九毛九谢克尔的“气球雕塑：全家无限欢乐”电视频道节目套牢之间，我选择生命，至少在妻子和经济顾问礼貌地要求我停止这样做之前这样选。

    从那时起，我发明出一套“外婆战术”——我召唤出一个女人，为她安排了好多虚构的葬礼，用来摆脱这些琐碎无聊的来电。但我既然已经因为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的关心而给自己挖了个坑并摔了进去，在接到她的来电时只好让肖莎娜外婆安息了。

    “早上好，凯雷特先生，”德芙拉第二天来电时说道，“我希望这次的谈话时间比昨天合适。”

    “我的脚现在出现了并发症，”我咕哝道，“不知怎么搞的，溃烂更厉害了。我正要去做截肢手术。”

    “我只需要几分钟。”她不屈不挠地争取。

    “我很抱歉，”我坚持道，“他们已经给我打了麻药，医生已经在示意我关手机。他说手机没经过消毒。”

    “那我明天再打给您，”德芙拉说，“祝您手术成功。”

    大多数电话推销员打了一次电话就放弃了。做电话民意调查的人和上网流量包销售员也许会再打一轮。但卫星电视公司的德芙拉是个异数。

    “您好，凯雷特先生，”我接起电话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有点儿猝不及防，“您过得怎么样？”我想出答案之前，她继续道，“鉴于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您可能不得不待在家里，我想我可以向您介绍我们的‘极限运动’节目包。四个频道，涵盖世界上的各种极限运动，从爱尔兰‘矮人曲棍球世界冠军赛’到澳大利亚吃玻璃比赛，什么都有。”

    “你是想找埃特加？”我悄声问。

    “是的。”德芙拉说。

    “他死了，”我顿了顿，继续压低嗓门说道，“真是个悲剧啊。一个实习医生在手术台上要了他的命。我们正在考虑诉讼。”

    “那请问您是哪位？”德芙拉问。

    “米歇尔，他弟弟，”我临场发挥，“但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正在参加葬礼。”

    “我对您失去亲人深表遗憾，”德芙拉用颤抖的声息说，“我跟他没能讲上几句话，但他听上去是个很好的人。”

    “谢谢，”我继续低语，“我真得挂电话了，轮到我致祷文了。”

    “那当然，”德芙拉说，“我之后会再打电话过来。我想给您推荐一个可以抚慰情绪的电视节目包，这个节目包非常适合您。”

    ①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②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③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④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面具

魏炜

    海森是一个二流演员，他的经纪人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大富翁费德诺聘请他去给父亲老费德诺演场戏。老费德诺病重住院了，费德诺先生本该在医院里陪着他，但费德诺先生很忙，根本挤不出那么多的时间。但他又怕这事传出去会败坏自己的形象，这时他就想到了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海森。

    海森是个演员，经过两天的练习，已学得惟妙惟肖，就连费德诺先生本人也分辨不出来。再戴上根据费德诺先生的面貌特制的橡皮面具，简直就是费德诺先生再生了。他就和费德诺先生签下了合同，正式演出了。

    第一次走进病房时，海森还有些忐忑，他老老实实地坐到床边。老费德诺先生看到他到来很高兴，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童年的趣事。海森不敢搭腔，只是在一边不时地应和一句，或是笑笑。但老费德诺先生似乎已经很满足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海森看规定陪护的时间到了，就站起身来。老费德诺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乞怜地望着他，“再陪我一会儿吧，我知道你很忙，但我真的想跟你再说说话呀。好吗？”海森看到老人眼睛里那份热切的期待和隐隐的凄楚，不忍拒绝，就又坐到床前。老费德诺先生又说了10分钟，这才和他依依不舍地告别，并热切地要求他明天准时赶过来。

    一出医院，经纪人就递给他一张支票，海森高兴地收起了支票，这时，过来一个年轻人，声称是《太阳快报》的记者，听闻费德诺先生放弃了很多生意，每天都赶到医院来陪伴父亲，很是感动，特地来采访的。

    海森不愧是一个演员，很快就酝酿出了情绪，来了一个现场表演。他诉说了自己对父亲的爱，诉说了父亲对自己的好，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动得记者眼圈儿都红了，不失时机地给他拍了一张大特写。

    第二天一早，费德诺先生就打来了电话，说《太阳快报》登出了那篇专访，非常精彩，有很多人打电话对他表示敬意，还有几个合作伙伴要尽快跟他签订供货合同。他要提高付给海森的酬金，还要把合同期延长。

    之后，海森继续如约赶到医院，慢慢地他不仅听老费德诺先生说话，还给他讲些笑话。老费德诺经常笑得前仰后合，像个孩子一样兴奋。

    这天下午，海森像往常一样赶到医院。老费德诺脸色很不好，主治医生告诉海森，老费德诺的血液化验中发现了一种病毒变异。这种病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药物可以抑制它，它会要了老费德诺的命。

    海森立刻给费德诺先生打了电话，通报了老费德诺的病情，恳求他抽出一些时间到医院去陪陪老费德诺，这可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了。

    费德诺连连推辞：“我没有时间，希望你能多陪陪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海森生气了：“费德诺先生，在你的眼里只有钱吗？他是你的父亲，他现在需要你。”

    费德诺也生气了：“不用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请你按照合同做，不然……”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海森将面临巨额合同赔款。

    海森给气病了。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海森开上了玩笑：“你不会是说在我的血液里化验出了变异的病毒吧？”医生点了点头。海森猛地一惊，愤怒地吼道：“费德诺，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他是制药公司的老板，是赫赫有名的病理学专家，他一定猜到了老费德诺身体里的病毒有传染性。这个混蛋，他让我替他得了病！”

    第二天下午，又到了他该去陪伴老费德诺的时间。他本来已经恨透了费德诺，下定决心不再替他装下去了，但时间一到，他就再也坐不住了，还是悄悄溜出医院，换上了行头，戴上了面具，赶到了老费德诺的病房。

    老费德诺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对他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海森笑了：“为什么不来？我听到了好几个笑话，一定要讲给你呢。”

    老费德诺欣慰地望着他，点了点头，眼睛里竟闪烁着泪光。他一挥手，从门外进来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老费德诺的律师。老费德诺对海森说：“先生，请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已经立下了遗嘱，要把财产全部转给你。”

    海森一愣：“你早就看出了我不是你的儿子？”

    老费德诺点了点头，目光中满是辛酸：“儿子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装在了我的脑子里。自打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是假冒的了。但我很喜欢你，孩子。你给我带来了快乐，我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就连那个可怕的病毒，也被你的快乐赶跑了。我真要谢谢你啊，孩子。”

    海森更是惊愕了：“你都好了？那，那个病毒……”老费德诺得意地笑了：“那是我和医生合演的一出戏，就是要考验考验你，我的孩子。”

    海森心下一松，伸手准备去揭下脸上的面具。

    老费德诺拦住了他：“别揭掉它，孩子。”

    海森愣住了：“你都知道我是假冒的了，我还戴着它干什么呢？”

    老费德诺痛苦地摇了摇头：“你就给我留下这最后的一点儿希冀吧！”

    海森点了点头，重新又把那个费德诺的面具戴好。

借刀记

文娟

秋香蹲在地上，挥舞菜刀，咚咚咚一阵剁，狠狠地，刀片从木头柄中脱出去，画了个漂亮的圆弧，差点砍着伸头缩脑的芦花鸡。芦花鸡吓得不轻，扑棱扑棱避到远处，窥视着秋香，似怪秋香故意而为。秋香呸了口：“该死的，瞅啥瞅！”

农历四月十六，逢大集。秋香老早与一帮姐妹掰过指头，买红丝，扯绿线，画鸳鸯，描牡丹，绣几双漂漂亮亮的鞋垫子。隐隐约约中，一个念头秘不示人，这念头只敢躲在被窝里想，说出来可羞死人。

秋香扔下木头柄，想象姐妹们嘻嘻哈哈、你推我让的快乐样，嘴巴噘得像钩子。

天蓝蓝，蓝得像屋前的小河水；太阳红红，红得像灶膛里的火苗苗。“都怪这天！”娘说，“趁日头烈，雪里蕻统统起田，腌一大缸酸咸菜，剁一小坛干咸菜。”娘拦下攥着塑料钱包往外走的秋香，说：“抓紧剁，抓紧剁，朝怕南云涨，天色说变就变。”

“死丫头，做啥呢？”娘端着洗衣盆，从水踏子歪歪扭扭爬上来。娘明明看见了地上孤零零的木头柄。阳光下的木头柄，圆润光滑，乌黑发亮。娘经常说，这木头柄，是当初陪过来的嫁妆。

秋香说：“坏了，剁不成了。”

娘说：“剁不成也得剁。”娘看看晾在屋檐上树丫间的雪里蕻，眉眼里嵌满得意，今年雪里蕻长势特别好，绿油油，胖墩墩，一棵一满怀。

秋香说：“咋剁？”

娘说：“去借，东宅，三婶家。”娘又往盆里浸被单。

三婶不赶集去？”秋香问。

“三婶不。”娘肯定。

秋香喊过三婶喊三叔，院子静悄悄，只有老猫伸着懒腰练台步。秋香转去偏屋，一眼瞥见灶台上亮铮铮的菜刀。三婶性子躁，独独与秋香娘投机，过年时年糕合笼蒸，娘半笼，三婶半笼；扯洋布做小褂，一块料子俩人算计来算计去套着剪。

娘说：“小心，三婶菜刀锋利。”

秋香认起真来，干活特利索，日头掠过头顶，一坛子咸菜冒了尖尖。娘用扁担头压了压，又压了压，确信铁板样结实，方用塑料皮封了口。娘吩咐秋香还菜刀。秋香说：“这就去。”又说：“三婶家中午不开伙？怎没见寻菜刀？

秋香喊过三婶喊三叔，院子静悄悄，只有老黑猫追着蝴蝶玩游戏。三婶家墙根儿一溜儿一溜儿凤仙花，一嘟噜红一嘟噜白，热热闹闹正艳。秋香掐了一嘟噜白色的，想了想，又掐了一嘟噜红色的，染指甲，涂脚趾，叫个美！

日头落山时分，三婶大包小包回来了，遇着秋香娘，掏出两把馒头干。原来三婶串亲戚去了。秋香娘想提借菜刀的事，看三婶累得慌，转念晚上过去道声谢也不迟。

三婶高一声低一声好一阵，不知道吵啥吵？秋香捧了饭碗跑过去，左邻右舍好多人捧了饭碗跑过去。三婶站在院门口，手里握着豁了口子的菜刀：“啊，把我菜刀糟蹋成这样！啊，可是把新菜刀，自家舍不得用，哪个缺爹娘少交代的，天打雷劈！”

秋香大气不敢出，拿筷子的手哆哆嗦嗦，饭菜泼洒一地。娘跟过来，揪住秋香，小声说：回家去，死丫头，做了错事不告娘一声！”

秋香磕磕巴巴分辩说：“不是我，保证不是我还过去时，好好的。”

“好好的？”娘不相信。娘说：“你不愿剁，冲我来，不能糟蹋三婶菜刀！”

薄暮中，不知谁附着三婶耳朵小声说：“是……”

“哐当！”三婶把菜刀掼地下，盯着秋香娘俩背影：“我说呢，良心被狗子叼掉了，馒头干塞了屁股眼！”

秋香娘老脸挂不住，退不是进不是，接腔不是不接腔又不是。

“三婶这是骂谁呢？三婶这是冤枉人了呢！”大强拨开人群，说，“三婶啊三婶，大强给你赔莱刀来了。上晌你们不在屋，我拿了剁猪草。”大强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大强住三婶东宅，大秋香两岁，已经验上兵，马上离开家乡去部队。

三婶愣了愣，愣的当口，三叔从地里回来了，三叔拨开人群，火急火燎冲三婶吼：“自个儿整天不着屋，不知轻重张臭嘴，去猪栏看看，下晌老母猪拱了圈，寻不着瓦刀，拿菜刀砌的墙……”

秋香与娘刚睡下，三婶来敲窗子，说：“天气愈来愈热，年糕长了半寸毛，最后一碗，均两份，你一份，我一份，搁窗台上。”

夜里，秋香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买了红丝，扯了绿线，画了鸳鸯，描了牡丹，绣了一双漂漂亮亮的鞋垫子。鞋垫子塞进大强背包时，秋香的脸皮像大强胸前的大红花，红彤彤，红彤彤。

（选自《金山》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