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一：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调研、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2015年，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诸多重要突破、政府部门出台的多项政策、举措更加有力；图书出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潜力持续显现。曾一度遭到电子商务冲击的实体书店，近一年来，伴随全民阅读的推广开始逆袭。全国各地新建或改造了一批大型书城，这些大型书城注重“体验”和“服务”，引入亲子阅读、创意生活、数字体验、咖啡餐饮等多元业态，逐步向文化购物中心转型，赋予了实体书店新的生命力。

    2015年，“互联网＋”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及其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是新时代下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2014年出台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出版社积极打造自身的数字出版平台，纷纷成立数字出版部门，专门负责数字出版相关工作。诸多新改变和新方法让出版与市场的距离更近，如众筹出版、微店卖书及微博、微信营销，改变后的赢利模式也让出版的效率变得更高。

    (摘编自陈敏利《图书出版业品牌报告(2016)》)

    材料二：

    (摘自杨伟《2015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

    材料三：

    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有的图书出版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图书出版可以实现内容的快速传播，并且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如电子图书的开发，网上书店的建立，这些新的形式扩大了图书出版的影响范围。图书出版业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对信息的筛选、分类和加工处理会成为图书出版业新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出版的目的是要获得利润，但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许多图书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出版业的营销模式，图书出版业需要从其他方面获得利润的增长。图书具有的版权是图书出版业实现利润的基础，在图书版权原有的营销模式中，版权价值仅局限于版权的转让。而在互联网条件下，版权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字，版权可以扩大到视频、游戏等多个不同的领域，可以间接产生更多的利润。互联网还能够成为图书传播的平台，让图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增值，比如在互联网传播中可以加载商业广告，产生巨大的效益。

(摘编自顾丽萍《试析“互联网＋”时代的图书出版》)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与古文运动的先驱者相比较，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文起八代之衰”的重担会历史地落到韩愈的肩上。韩愈大大超越了他的先驱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善于展开文学争鸣。西魏的宇文泰和苏绰，隋代的杨坚和李谔，曾依靠帝王之尊，将相之权，采用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反对艳丽浮靡的“今文”，推行《尚书》式的“古文”，并且强制规定“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但效果极差，嗣响无闻，终于失败。韩愈则不同。他不依靠行政手段，而是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摆事实，讲道理，深刻地剖析了“古文”与“今文”的功过是非。是非明则方向定，人们容易接受，乐于响应。因此在他的周围自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及“古文”爱好者，为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其次，对六朝文学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对于六朝文学，先驱者常是采用简单的一概骂倒、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连屈原的优秀辞赋，也被他们斥为“亡国之音”而不顾（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但谩骂攻不倒骈文。韩愈则不然，他在批判的同时，对六朝文学并不全盘否定，对骈文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以便作为营养，用来壮大“古文”的新肌体。他虽自称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但这只是口号标榜，实际并非如此。他对六朝文学是熟悉而精通的，如他对唐初的骈文典范——王勃《滕王阁序》，称赏备至。他自己的文章如《进学解》《原毁》等，也自然地融骈入散，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再次，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先驱者的火力虽猛，却没有在艺术特征及创作实践方面下苦功，因而理论脱离实践，因盲目而无用。柳冕曾感慨地承认：“老夫虽知之不能文之，纵文之不能至之！”（《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则不仅有高明的理论，而且有成功的创作经验。他的优秀“古文”典范，自古至今，像磁石吸铁那样，吸引了人们，骈文就很难与它争锋了。韩文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与骈文相比较，创造了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成败至关重要。韩文之所谓“古”，并非真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体制；恰恰相反，他是“惟陈言之务去”，提倡“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要求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改古语为今言，创造出比较接近当时口语、适时通用的文学语言，为“古文”形象地反映生活创造条件。韩愈打的是“复古”旗号，实是为文学革新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韩愈能把先秦  两汉那种堂皇的文字，变为生动活泼、逗人喜爱的日常杂文，极富艺术魅力。一是针对现实，有为而发；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这样，韩文就具有了充实的内容。如《送孟东野序》，以为文学是“物”（自然与社会）使之鸣的结果；文学反映的是“不平则鸣”之“物”，所以韩文言之有物，现实性斗争性很强。

    总之，在唐代的古文运动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韩愈都能匠心独运，无愧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称号。

（摘编自蒋凡《为什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斑竹村里凤凰舞

惠 敏

麦芒节气之后，我们跟随老杨进入湖北省重点贫困村——斑竹村，老杨在斑竹村驻队已经五年了，口口声声“我们村”，弄得一车人好像都是这里的村民似的，我们倒也乐意，城市待久了，会向往能让胸中裂开，盛得下光辉、雨露、清风流水的田园。

快进村口的时候，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桃毛茸茸、密匝匝地垂在枝头，像村姑们刚染的红指甲，随风撒着迷魂散。我们一行人，情绪亢奋，眼睛挂了钩子，馋得慌。活了八百多年的花栎树，伸出千万只绿掌，把影团儿铺在灰白的水泥路面上，风起，扑扑啦啦，晃晃悠悠，扩展它老迈却旺盛的疆土。

老花栎百米开外，一农舍，一家人。

老杨熟门熟道，黄狗儿凑近摇摇带着黑尖儿的尾巴，盯住我们，它想向上吠，但瞥一眼老杨，又有点不好意思，默默地溜起墙角，远远卧住。房子九成新，红顶白墙，周周正正，朱红防盗大门敞开，立于一侧的女人，所有皮肤都向下松垮垮地坠着，她老了，肩一个高一个低，花布衫挑着，飘荡荡。女人的眼睛已浑浊不清，但在看到老杨时却蓦然涌出一束光来。堂屋里堆满了粮食，麻袋清一水地摞着。女人说，里面是前天才收的麦子，苞谷是去年的，还剩不少，眼看着地里又要拔出新苞谷了，都快没地方放了。

南漳县斑竹村因盛产斑竹而得名，本地有传说，斑竹上的斑纹是王昭君辞别乡亲之泪，是苦泪悲泪，珍贵神奇的很，可一路上却不曾得见，我心中不甘，想寻几株来看。便问女人：“现在哪里能找到斑竹呢？”女人说：“斑竹村里原来是有些个，现在见不到了，只有老林子里有点吧。”说话间，一个少年晃出来，跟我齐头，肤白，几颗黑痣挂在鼻翼四周抢眼，逗号，句号。

男孩叫瑞，几年前差一点辍学，也没少挨过命运的皮鞭。瑞7岁时，为了躲债的父亲一逃了之，母亲出走再嫁，近八十岁的爷爷奶奶颤颤巍巍扛起了爹娘的担子。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贫困像一根斑竹狠狠地从他们体内穿堂而过。我问瑞：“你现在大了，知道父母为什么离婚吗？”瑞低头，玩手指。我为我的残酷而后悔，正准备找个开心的话题。瑞忽然抬头：“是穷吧。”他开始盯住墙角一处发呆，若有所思的样子。瑞清瘦言短，此刻，我只觉得他的内心有很多奇怪的念头在往外涌，他的“穷”在屋檐下炸裂延伸，受伤后的他因失血过多而自卑、胆怯，绕着同学们走，躲着人群溜边，父亲的逃避和母亲的放弃早已泥成了一口缸，记忆拼命攒压流出苦水，死死地围住他。他没被淹死，却时常呛水，从7岁到12岁，他一直背着这口缸，拼命地抵抗拒载，缸在路上颠簸，水飞溅出来降落在脸上，男孩成了斑竹，逗号写出12岁之前的篇章，沮丧、苦楚没完没了，这一切在扶贫工作队驻村后，慢慢画上了句号。瑞从此多了几个爸爸和妈妈：杨伯伯、胡叔叔、谭叔叔、王阿姨。瑞被爸爸妈妈接到家里玩，走出农村去看世界，他们给瑞买书写信，还给他零花钱，空了一起看看星星聊聊天。奶奶不哭了，土坯房变成了大白房，无论冬夏，太阳都会攀上屋前的老花栎，和瑞一起追逐绿油油、金灿灿的未来。村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合作社每年的分红收入足够他们画出一个金色的版图，上面种着明天和希望，他们要与它世世相守，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用凤凰作比，自然有来头。我和几个当地的中年汉子树下闲聊。他们说，这儿是宝地，有人看到过凤凰哩。我自然不信，随他们信口自嗨。老杨见我不屑，翻出手机用照片证实，因为拍摄角度巧妙，山棱棱中凤凰、凤头、凤翅、凤爪依稀有形，忽然明白，楚人尊凤，是骨子里的基因，是这里祖祖辈辈的基因，这似乎成了规矩，老杨是楚人，又是“村民”，护着规矩当然再正常不过了。

曾经，斑竹村的年轻人走了，他们在花栎树下出发，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便是出苦力，挣微薄的养命钱，他们也发誓再不要回到这里，这里瘦弱不堪，濒临窒息，老花栎下的家分明就是整日喉咙里卡住的土疙瘩。如今，精准扶贫让土疙瘩亮了，花了，新了，世代耕种的土疙瘩，疲惫的土疙瘩，衰老的土疙瘩，孤独的土疙瘩早已被姿仪绰约的无限风光惊醒，被村西数百亩各类培育养殖基地唤醒，被村东大大咧咧的光伏发电方阵照醒，被村中簇新的别墅里家人的欢笑暖醒。他们回来了，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掀开一轮一轮火热的生活了。初次走进斑竹村感受里有点点滴滴的痛，更有凤凰涅渠的壮烈和希冀。从古到今，人都在造心，如果说以前村人的心是斑竹，那么现在和未来，只有美玉才配镶嵌他们的心，凤凰才能托起他们的梦。

(有删改)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