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材料一：

2021年2月25日16时，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此前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这份重要文件的主题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之策，也是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材料二：

如何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的问题。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要千方百计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接下来要把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做好，让乡亲们生活越来越美好。2020年9月，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深入研究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2月，在贵州考察时，总书记指出，“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为顺应“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的新形势新要求，接续支持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供了根本遵循。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成就，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摘编自李民圣《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材料三：

民资安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历史性转移，首先源于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到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究成，不仅带给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夯实了“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根基，为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我们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精气神，这构成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的信心和底气。

观察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征程不难发现，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政策实施、资源投入等方面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脱贫成果不断巩固的重要原因。从党的十九大擘画乡村振兴战略，到制定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脚步不停，推动贫困地区步入发展“快车道”，跑出致富奔小康的“加速度”。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唯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让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变成现实。

（摘编自桂从路《有效衔接，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材料一：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8年持续努力，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经验做法，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展望未来，中国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的评估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推进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脱贫攻坚中国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达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腾讯网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改变了教育，而教育又以在脱贫攻坚之战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改变着奔腾的中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有学上”是起点公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60多万人降至682人，20多万建档立卡服学学生动态清零，是“一人一策”精准关照每一个个体的突出成果。“上好学”指向教育提质。乡村教师“特岗计划”“银龄讲学计划”以及万名救师援藏援疆等一系列好政策，让一批批好校长好老师跨越山海，扎根乡村，倾情教育。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教育在脱贫攻坚路上为贫困群众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精准扶贫贡献出无穷的教育智慧。“扶贫必扶智”“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扶知、扶智、扶志，教育脱贫攻坚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既要送温暖又要送信心，既要扶教育之贫又要通过教育扶贫。

扶贫不再是简简单单投入资金、改造硬件、升级配套，而是从人开始，在“志”上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从内心树立起摆脱贫困的坚定信念；在“智”上帮助人们提高致富能力。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了教育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为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钟曜平《教育脱贫攻坚筑基伟大复兴》，《中国教育报》2021年2月25日）

材料三：

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称，过去8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元。在2月21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国表示要坚持扶贫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实现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世界银行中国区主管马丁·雷泽对法新社表示。

法新社称，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66.3%下降到2018年的0.3%。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完成了义务教育，达到了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称，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摘编自《外媒：中国吹响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5日）

儒家思想的建立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

儒家思想中的“安人”与“安百姓”

孔子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德行是修身，政事是为人服务，语言是处理社会事务和传达信息，文学是书写能力，与语言同为传达信息之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人”是自己四周的人，“百姓”是天下所有的人，因此，儒家所关怀的对象不仅是国家的公民及其福祉，也有人类全体的福祉，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孟子将孔子的比较实用的儒家思想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孟子思想的根本，是将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种永恒的关怀，所以人心必须是善，天心是垂爱人间，也必须是善。天道与人性，个人与天下，都是连续而不能分割的关怀。

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地奔走各处游说，希望国君能够采纳他们的建议，利用国家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将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创造更自在的安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先安顿自己的亲人，使其能彼此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安顿族群，才能治理好国家，最后的目标，则是天下太平。

①

孟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也可能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所具有的善。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中，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修养”这个问题，他主张“性善是伪”。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人性可为善，但是如果不加注意，受到种种诱惑就可能会沦落为恶。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

荀子门下，衍生了所谓“法家”的理论家。一个是韩非，他结合了许多从政人员的实际经验，将之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

②

儒家真正的对手乃是道家，老子和庄子两家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南方容易维持生计，也因此有抒发自我的空间。南方人活泼而自由，个人有更多的自我，也获得更多的尊重，人兼容于自然之中，而不是与自然对抗。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老子、庄子议论的出发点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很不一样，对于“真实”的本体，老子以为“有”出于“无”，一切都在流动中；庄子则以为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老子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都在绝对真理之外提出另一些选择，也否定了思想的武断。

（节选自许倬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材料一：

        精神文化生活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结构在共享中内化、保持与发展，是国家和民族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灵魂与纽带，它不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也是人性主体意识的自然回归。

       《管子•牧民》中提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论语•颜渊》中提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古人的观念与马克思的观点殊途同归。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这一观点彰显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性。费孝通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中提出，“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文化只指一个团体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个人行为……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费先生所说的“位育”即为适应，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而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是人类处于集体生活的凝练。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匮乏经济的时代，对于物质满足的追求成为第一要务，而当丰裕经济来临时，人们自然要匹配更高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物质生活的满足已经日益乏味，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不想被物化和异化，需要追求更为富足的精神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由此，除了物质文明，如今的人们对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给予高度的期待和孜孜的追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一次升华，现代化的本质要回归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正是在文化繁荣背景下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化和高尚化。

      古希腊哲学认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外来力量统治着人，人们习惯用外在需求的满足来定位个体的存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对外在的关系中逐渐趋于主体，人们开始追求内在真实的需要和生命的灵性，希望充盈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摆脱自我物化和对物的依赖性。个体不再希望成为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愿意成为具有主动运用文化和建构文化知识的能动者，期待借助精神文化描绘和感悟生活，欣赏和创造美，赞美和推崇善，抒发和交流情感，启发和传承智慧。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整个国家从文化自主发展阶段走向文化产业形成和迅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公共文化事业的大力拓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建设，我国开始朝向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朝向文化强国迈出坚实一步，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人对文化深层次追求的主体意识的复归。新时代人们主体意识既包括思想也涵盖行动，既抽象也具体，主体意识的决定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效能感，人们希望通过劳动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也希望随之而来的是丰盈的精神财富，这是人作为主体价值的进一步显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须。

（摘编自管健《新时代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趋向》）

材料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命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体现在文化建设上，就是要在实现物质富足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人民精神的富有，尊重人民主体，满足人民愿望，建设人民参与、由人民享有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积蓄了丰富的物质力量，为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共同发展、共同丰富的时代，而文化是促使人民精神富足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社会群体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社会习俗的总和，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内容。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各种形式与载体，对民众个体和群体起到思想引领、价值导向和意义追求的作用，从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推动精神文明、实现精神富有，一方面强调满足文化需求对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强调在满足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滋养和增强。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并外化出来，表现为品格、气质乃至行为。精神力量是通过学习和修养后表现出来的正向的、积极的力量，包括信仰信念、道德情操、志向志气等。人民群众从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聚合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引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密切相关，共同构成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和支撑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的所有行为的动机都源于“需要”，需要的满足才会使人产生精神动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源泉和动力。精神领域的变革是更深层和持久的力量，精神力量的增强能够进一步调动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保障和旨归。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的过程，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过程。需求对接、文化供给、教育引导、精神内化和实践转化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向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转变的基本环节，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和优质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全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提升。

（摘编自张润枝《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