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

        黄庭坚

黄菊枝头生晓来。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注】 黄庭坚于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被贬涪州，后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安置，在蜀地流徙五年余。这首词作于戎州。

秋风袅袅秋虫鸣

张强

    秋天是虫的季节。蝉在林中“知了，知了”不停地叫着，仿佛已感到时光将尽，要抓住这最后的时刻释放出生命中最后的热情；田野未收割的豆地里，蝈蝈也伏在豆棵下“吱吱，吱吱”聒噪着，和树上的蝉声相应和。夜晚月朗星稀，凉风习习，蛐蛐、油蛉、纺织娘躲在一个角落里忘我地弹唱，时而独奏，时而合唱，直到月已西斜，夜色阑珊，仍迟迟不肯睡去，它们怕辜负大好的时光。

    蝉从五月末由黑暗的地下爬出，开始羽化为成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写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可见六月就已经可以听到蝉声了。“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阴。”整个夏季都是蝉的，它们不知疲倦，伴随着一路攀升的气温，把一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这盛大的阵势一直要持续到秋初。

    古时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立秋的三候为“寒蝉鸣”，这时的蝉已禁不住越吹越凉的秋风和越来越浓重的夜露，开始发出凄苦的哀号。宋代柳永《雨霖铃》中：“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一层秋雨一层凉，蝉弱小的身躯的确难以抵挡秋雨的侵袭，这凄凄切切的悲鸣或许就是它们无奈的抗争吧？ “薄暮寒蝉三两声，回头故乡千万里。”（郎士元《送别》）一声凄切的蝉鸣曾触发了多少人的千古愁思，因此寒蝉就成为悲凉的代名词，这悲凉，有的是身世之痛，有的是家国之思，有的则是离别之苦。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

    秋夜中叫得最欢快最忘我的莫过于蟋蟀，月华如水，洒在庭院中、窗台下，洒在枕边，洒在滴露的梦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从《诗经》 中走来，唧唧吟唱的秋虫，此时就蹲在檐下的月影里，或者躲在墙缝里，趴在草丛中，它们歌唱凉如水的夜色，歌唱大地的丰收，歌唱村庄的温暖。“空庭疏雨后，四壁乱蛩鸣。”“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看，秋夜漫漫，陪伴人打发这寂寥时光的不只是一盏昏黄的灯， 还有蛐蛐缠缠绵绵的歌吟。

    秋夜，纺织娘“轧织，轧织”“织、织、织啊，织、织、织啊”的叫声一点儿也不比蟋蟀逊色。和蟋蟀不同的是，纺织娘似乎很少躲到村庄的屋檐下，野外的草丛才是它们最宽广最自由的舞台。纺织娘古称“络纬”，《诗正义》中“络纬鸣，懒妇惊”是说纺织娘叫起来的时候，懒惰的妇人突然开始吃惊，原来她意识到秋天到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棉衣，她怎能不惊呢？其实猛然吃惊的何止懒妇，李白《长相思》中写道：“长相思， 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霜降三候为“蛰虫咸俯”，俯，蛰伏也。过了霜降，秋虫的吟唱渐渐稀疏，这时古人认为秋虫都蛰伏了，实则不然，即使养在笼中，置于炉旁，蟋蟀、蝈蝈、纺织娘也只能勉强活过春节。虫的寿命使然，非人力所能逮也。但秋虫的一生是响亮的一生，它们认认真真活过，这是它们对生命的尊重。

    我庆幸和小虫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吧，它们还醒着，还用村庄朴实的方言唱着大地的歌，生命不息，大地的歌唱也永不会停止！

（有删改）

邵逸夫：香港影视大佬的大学情怀

冯琳

    1907年，邵逸夫出生在宁波镇海的一个商户家庭。逸夫是他的号，他希望自己能够闹中取静，忙里偷闲，安逸地度过一生。

    出生在富商之家，邵逸夫从小受到家族熏陶，会做生意，也会做电影。1934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推出了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金龙》，把中国观众带入有声电影时代，之后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产邵氏电影，在香港影视界独当一面。1965年，邵逸夫开始进军电视业。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邵逸夫打造了市值164亿的TVB电视王国，奠定了TVB在华人心中的绝对地位。

    邵逸夫是史上最年长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拍摄影片1000余部，为中国所有电影制片厂之冠；拥有最多的影院，曾超过200家，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同时，他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

    早年的邵逸夫并不热衷慈善；相反，关于他的“吝啬”传闻倒不少。1970年，一家养老院的老人见邵逸夫每天坐着劳斯莱斯豪华车经过养老院门口，于是冒昧给这位电影大亨写信请他行善施德。不久，养老院收到邵逸夫寄来的一张仅仅500港元的支票。养老院随即把这张支票退还给了邵逸夫，邵逸夫因此事也被嘲笑了很久。

    有人说，邵逸夫之后的乐善好施起因于此，也有人说，这与他三哥邵山客之死有关。1983年，邵逸夫三哥邵山客中风，陷入昏迷，只能靠药物延续生命。此时的邵逸夫不禁感叹人生匆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邵逸夫也知道，邵山客在新加坡对员工吝啬，很少投身公益，在当地的口碑很不好，但留在身后的名声却不会随着棺材一齐离开人世。邵逸夫不想步三哥后尘。

1985年1月，也就是邵山客去世前两个月，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宣布捐出1.06亿港元，用作慈善。其中730万港元用来资助香港的大学和医院。另外3300万港元则捐给香港以外的六所大学，包括台湾国际艺术学院和澳门的东亚大学等。

    商人出身的邵逸夫克俭克勤，有着一套自给自足的经商模式。对于金钱的态度，邵逸夫也十分保守。他手下很多导演成名之后，都希望能够获得票房分红的权利，但是在邵逸夫这里，就是痴人说梦。正是由于邵逸夫不肯让手下人尝到更多的甜头，导致邵氏公司人才不断流走，这也是当时的邵氏公司没落的一个原因。

    邵逸夫说：“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1973年，66岁的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向香港“苏浙公学”捐赠600万港元，为其兴建一所藏书3万多册的新型图书馆。这也是他的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

    当时，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正在修建一座规模巨大、功能齐全的“香港艺术中心”，邵逸夫捐赠600万港元。此举备受香港各界人士赞誉，邵逸夫也因此荣任“香港艺术节大会”主席以及“香港艺术中心董事局”副主席。

    1987年1月开始，邵逸夫集中向内地捐款。这一年他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他连续19年为大陆大、中、小学教育项目做大笔捐款，累计捐赠33亿港元，项目4500多个，受惠学校遍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邵逸夫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但却是香港富豪中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位笃信“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影视大亨，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因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据统计，二十多年来，他共向内地捐赠了34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目前，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邵逸夫说：“我相信人类的伟大在于追求、研究、传授学问、造福人类。”目前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该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

    邵逸夫散财无数，同样也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90年，中国政府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为邵逸夫颁发GBM勋衔。

    邵逸夫凭借他的生意头脑，把自己的电影、电视事业经营得如他的人生一样经久不衰；而他的人生也如电影一般传奇跌宕；虽然已年过期颐，但邵逸夫的传奇还在延续。在邵逸夫的身上，慈善不只是一朝一夕的善举，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捐助解救他人的行事态度。不管是捐款还是建楼，无论高调还是沉默，邵逸夫的善举，我们无法漠视。

（选自《人物周刊》2013年第7期，有删改）

材料一：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钱锺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价值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一，发表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吴娥川主人《生花梦》第一回中说：（小说）“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合理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度”。《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

其二，品评作家作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太腐”“太俗”“太杂”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

其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顾炎武亦称明代士子除八股外，“他书一切不观”，北人能诗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

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结合的，《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儒林外史》蘧太守和鲁编修的文学观念截然相反。蘧太守教蘧公孙作诗要“吟咏性情”。而鲁编修则从小教女儿做八股，鲁小姐每日涵玩，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这样，就为后来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根。明末清初的很多小说都提出诗贵性情，虽是老生常谈，但置于当时的语境中，具有挑战八股和理学的进步意义。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

（摘编自万晴川《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材料二：

老残对着雪月交辉的景致，想起谢灵运的诗，“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两句。若非经历北方苦寒景象，那里知道“北风劲且哀”的个“哀”字下的好呢？这时月光照的满地的亮，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一个也看不见，只有北边，北斗七星，开阳摇光，像几个淡白点子一样，还看得清楚。那北斗正斜倚在紫微垣的西边上面，构在上，魁在下。心里想道：“岁月如流，眼见斗杓又将东指了，人又要添一岁了。一年一年的这样瞎混下去，如何是个了局呢？”又想到《诗经》上说的“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现在国家正当多事之秋，那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弄的百事俱废，将来又是怎样个了局，国是如此，丈夫何以家为！”想到此地，不觉滴下泪来，也就无心观玩景致，闷闷的回到店里，也就睡了。

次日早起，闲着无事，到城里散步一回，只有大街上有几家铺面，其余背街上，瓦房都不甚多，是个荒凉寥落的景象。因北方大都如此，故看了也不甚诧异。回到房中，打开书筐，随手取本书看，却好拿着一本《八代诗选》，记得是在省城里替一个湖南人治好了病，送了当谢仪的，省城里忙，未得细看，随手就收在书箱子里了，趁今天无事，何妨仔细看他一遍？原来是二十卷书：头两卷是四言，卷三至十一是五言，十二至十四是新体诗，十五至十七是杂言，十八是乐章，十九是歌谣，卷二十是杂著。再把那细目翻来看看，见新体里选了谢朓二十八首，沈约十四首；古体里选了谢朓五十四首，沈约三十六首，心里很不明白，就把那第十卷与那十二卷同取出来对着看看，实看不出新体古体的分别处来。心里又想：“这诗是王壬秋闿运选的，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的委实是好，有目共赏，何以这诗选的未惬人意呢？”既而又想：“沈归愚选的《古诗源》，将那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是大病；王渔洋《古诗选》，亦不能有当人意；算来还是张翰风的《古诗录》差强人意。莫管他怎样呢，且把古人的吟咏消遣闲愁罢了。”

（摘编自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二回）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