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最初几天的约会和采访热潮已经过去，任何外来者都会突然陷入难耐的冷清，恐怕连流亡的总统或国王也概莫能外。这个城市不属于你，除了所有的服务都要你付钱外，这里的一切声响都弃你而去，奔赴它们既定的目的，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你拿起电话不知道要打向哪里，你拿着门钥匙不知道出门后要去向何方。电视广播以及行人的谈话全是法语，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语的监狱无处逃遁。从巴黎带来的华文报纸和英文书看完了，这成了最严重的事态，因为在下一个钟头，下一刻钟，下一分钟，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你到了悬崖的边缘，你跳下去不会有任何声音和光影，只有虚空。

    ②你对吊灯作第六或六十次探究，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开始发疯了。……很想念家里——似乎是有点没出息。倒不是特别害怕孤寂，而是惦念亲人。我知道我对她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是她们的快乐和依靠。我坐在柔和的灯雾里，听窗外的海涛和海鸥的鸣叫，想象母亲、妻子、女儿现在熟睡的模样，隔着万里守侯她们睡到天明……

    ③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各种异国的旅游景区都不能像故乡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激动。我的故乡没有繁华酥骨的都会，没有静谧侵肌的湖泊，没有悲剧般幽深奇诡的城堡，没有绿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绪的大森林。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阳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曲，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

    ④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游的去处，不是按照一定价格可以向任何顾客出售的往返车票和周末消遣节目。故乡比任何旅游景区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故乡的美丽总是含着悲伤。而美的从来就是悲的。中国的“悲”含有眷顾之义，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怜，这已把美学的真理揭示无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旅游景区的美都多少有点不够格，只是失血的矫饰。

    ⑤我已来过法国三次，这个风雅富贵之邦，无论我这样来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来付钱的观赏者。我与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说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却在一次次偷偷归去。我当然知道，我会对故乡浮粪四溢的墟场失望，会对故乡拥挤不堪的车厢失望，会对故乡阴沉连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种失望不同于对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种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将真正生长出金麦穗和赶车谣。

    ⑥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同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的奉献过的人，才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萍飘四方的游子无论是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

我读《时间简史》【注】

毕飞宇

    《时间简史》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没有一次有收获。每一次读《时间简史》我都觉得自己是在旅游，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皑皑，陡峭，圣洁，离我非常远。我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点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点说，隔着窗户，远远地望着它们“在那儿”，这不是很好么？

    和霍金相比，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小说家。我喜欢他。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这样给年轻的大学生解释了相对论——一列火车，无论它有多快，它都追不上光的速度。因为火车越快，它自身的质量就越大，阻力也越大。当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高兴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挠腮了。我居然“听懂”相对论了。理性一点说，爱因斯坦的这番话谁都能听得懂。我只能说，在爱因斯坦用火车这个意象去描绘相对论的时候，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毕加索有一个特殊的喜好，他爱读爱因斯坦。毕加索说：“当我读爱因斯坦写的一本物理书时，我啥也没弄明白，不过没关系，它让我明白了别的东西。”毕加索说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欢读爱因斯坦，你会“明白别的东西”。事实上，阅读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饭，你给了我一张笑脸或一张电影票，你是仁慈的，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并向你鞠躬致谢。

    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空间—时间”并不是一个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弯曲”的。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时间—空间”其实就是一张阿拉伯飞毯，我们就生活在四只角都翘起来的那个飞毯里头。我要说，人类所有的快乐与悲伤都与时间和空间的限度有关。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开更快的汽车，我要活更长的寿命。是的，人们都渴望自己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顾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现代奥林匹克。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两条：第一，争夺更多的空间；第二，用最短的时间去争夺最大的空间。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灭绝贪婪，而是给贪婪以“出路”，也就是制定游戏的规则。于是，贪婪体面了，贪婪文明了，贪婪带上了观赏性。最关键的是，现代奥林匹克有效地规避了贪婪所带来的流血、阴谋、禁锢和杀戮。它甚至可以让争夺的双方变成永恒的朋友。

    在我还是一个乡村儿童的时候，家里一贫如洗。可是，我母亲却有一块瑞士手表，方圆几十里之内唯一的手表。我崇拜我的母亲。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时间，得到的建议只能是这样的：“去找陈老师。”那时我以为，时间是手表内部的一个存在。等我可以和母亲“对话”的时候，母亲却告诉我，手表的内部并没有意义，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个“表面”。长针转一圈等于一分钟，短针走“一格”等于五分钟。我母亲的“时间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时间其实不是时间，它是空间。它被分成许多“格”。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所谓的时间，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汤圆。

    我人生的第一次误机是在香港机场。那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香港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块特殊的表，非常大。那块透明的“大表”是由无数的齿轮构成的，每一个齿轮都是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我终于发现了，时间其实是一根绵软的面条，它在齿轮的切点上，由这一个齿轮交递给下一个齿轮。它是有起点的，当然也有它的终点。我像一个白痴，傻乎乎的，就这样站在透明的机芯面前。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为此错过了我的航班。这是多么吊诡的一件事：表是告诉我们时间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时间忘了。是的，我从头到尾都在“阅读”那块硕大的“手表”，最终得到的却是“别的”。

    回到《时间简史》。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阅读《时间简史》的，我读得极其慢，有时候，为了一页，我会耗费几十分钟。我知道，这样的阅读不可能有所收获，但是，它依然是必需的。难度会带来特殊的快感，这快感首先是一种调动，你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人所谓的精神历练，也一定和难度阅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没有经历过难度阅读的人，很难得到“别的”快乐。

【注】《时间简史》：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作品，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以及时间、宇宙的起源等宇宙学。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①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作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依我看，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②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斗鸡，后者像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③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份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痩，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①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它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作“猪兄”。

    ④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儿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②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⑤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注]①劁：阉割（猪）。②看青：守护未成熟的庄稼。

从母亲到外遇（节选）

余光中^①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汤玛斯·曼逃纳粹，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权。同样地，毕加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养蚕之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我被称为“台湾作家” 久矣。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文章选自散文《从母亲到外遇》，有删节）

【注】①余光中：台湾作家，诗人，1949年离开大陆到香港，一年后又去台湾，先后在台北、高雄任教，并坚持创作。其间曾到香港沙田任教11年，发表了大量描写歌颂香港的诗文。近50岁时到欧洲旅游，64岁时曾回到大陆探亲。

不毁灭的背影

沈从文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①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敬可爱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做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的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仁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朴素、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的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订，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有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朴素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语）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开“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的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个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的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选自《不毁灭的背影》有删节）

【注】①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七载云烟(节选)

汪曾祺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组成一个大学，在长沙暂住，名为“临时大学”。后迁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学校、祠堂。西边是学生宿舍，土墙，草顶。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木箱摞起来。既是书桌，也是衣柜。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很便宜，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有的同学在同一宿舍中一住四年不挪窝，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乐数晨夕，堪称知己。也有老死不相往来，几乎等于不认识的。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他住上铺，我住下铺，却很少见面。他是个很守规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时作息。我是个夜猫子，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到天亮才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寝时，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

更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联大师生服装各异，但似乎又有一种比较一致的风格。女生的衣着是比较整洁的。有的有几件华贵的衣服，那是少数军阀商人的小姐。但是她们也只是参加party时才穿，上课时不会穿得花里胡哨的。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长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筋，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氆氇的一口钟(大概就是彝族察尔瓦)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鞋，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

大学生大都爱吃，食欲很旺，有两个钱都吃掉了。初到昆明，带来的盘缠尚未用尽，有些同学和家乡邮汇尚通，不时可以得到接济，一到星期天就出去到处吃馆子。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就只能到米线店里吃米线、饵块。当时米线的浇头很多，有焖鸡(其实只是酱油煮的小方块瘦肉，不是鸡)、爨肉(肉末，音窜，云南人不知道为什么爱写这样一个笔画繁多的怪字)、鳝鱼、叶子(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米线上桌，都加很多辣椒——“要解馋，辣加咸”。如果不吃辣，进门就得跟堂倌说：“免红！”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到新校舍吃大食堂的“伙食”。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沙子、木屑、老鼠屎。菜，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叫“魔芋豆腐”的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同学：饭后不可张嘴——恐怕飞出只鸟来！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上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 ， 黑色 ， 形状略似金龟子 ， 老鲁说这叫豆壳虫 ， 是可以吃的 ， 好吃！他捉了一些 ， 撕去硬翅 ， 在锅里干爆了 ， 撒了一点花椒盐 ， 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 ， 我们也爆了一盘 ， 闭着眼睛尝了尝 ， 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 ， 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 ， 别的树叶不吃。于是我们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这玩意多得很 ， 一会儿的工夫就能捉一大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