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苍茫

戴涛

    白生要去茫县做知县，至恩师大学士多举府上辞行。待白生坐定，多举便让人端上一盘水果，问白生：“可识得盘中为何物?”白生细细打量一番，说：“状如梨，梨有皮，或黄或青，而此果似无皮，白如雪，透如水，学生真不知何方仙果。”

    多举抚掌大笑，说：“这亦是梨，名晶梨，产地即是茫县。”他拿起一只递给白生，白生接过梨，小心翼翼张开嘴，未等劲咬，只听得一声脆响，一股清香扑鼻，一股甘甜沁脾。

    “好梨好梨。”白生情不自禁脱口叫道。多举说：“当今从皇亲国戚到满朝文武非此梨不吃，茫县可真是个好地方哟。”白生忙跪道：“学生一定不辜负恩师之厚望。”

    烟花三月，白生起程。一路春色诱人，白生无心恋景，很快便到了茫县。此时一班县衙的官吏幕僚和当地的乡绅名士已迎候多时，寒暄过后便请白生到鸿运楼洗尘。酒过三巡，店小二端上一碟水果，白生见是苹果，随口问道：“咦，茫县不是盛产晶梨么?”小二却面露难色：“禀大人，小店什么新鲜果子都有，就是未备晶梨。”白生说：“入其乡则随其俗，我偏就稀罕这遍地都是的土产。”

    听得此言，店小二却急了：“禀大人，这晶梨如今实在是想买也买不到了。”白生好生纳闷，便看坐在身旁的县丞汪过，汪过立刻端起酒杯说：“我等还是一起敬白大人一杯吧。”众人也都纷纷应和着祝白大人平步青云，白生于是糊里糊涂地举杯。待酒足饭饱，已是掌灯时分。

    一觉醒，已是第二天早上，白生赶紧升堂。新官上任，自然要漂漂亮亮地审他几件案子，可白生在堂上正襟危坐了一整天，不见一人告，而且一连三天皆如此。

    第四天，白生实在觉得无聊，便喊了退堂，然后换了便服一个人悄悄出了县衙，策马朝乡间跑去。茫县多丘陵，举目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此时一片雪白，清气四溢，悦人眼目。待马跑近，但见一株株一人多高的梨树枝繁叶茂，盛开着朵朵娇嫩的小白花，更有无数蜂蝶翩翩起舞，煞是好看。白生看得如痴如醉，连连喝道：“美景！美景！”

    这时，不知从哪儿跑出一男童，上前捉蜜蜂，捉到后便立刻将蜜蜂撕成两段，随即放到嘴边贪婪地吮着。

    白生问：“你吃什么?”男童答：“蜂蜜。”

    白生说：“可这小生灵却被你无端弄死了。”男童说：“我饿。”

    白生大怒：“饿了，你回家吃饭呀！家里没饭？”

    白生这才注意到眼前的男童竟是如此瘦弱。

    白生随着男童到了他家。几排东歪西倒的茅屋，其中一间，推门进去，白生一惊，四壁空空，只有土炕上躺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白生问男童：“你爹呢?”男童答：“这就是我爹。”白生又是一惊。

    从男童家出来，白生又踏进另一间茅屋……当白生离开村寨，心沉得如同铅坠，抬头西望，残阳如血，遍地的梨花也是殷红殷红的。

    你别看这晶梨雪白雪白的，可在我们百姓眼里它可是血红血红的。

    你说每户上交一筐梨给朝廷也算不得什么，可你知道么，这晶梨多么刁钻古怪，三亩地一粒粮食没种，全种了梨树，也只能收得这一筐好梨。

    你问我这日子是怎么过的，挑剩的孬梨到外边换得半年的杂粮已是大幸，余下的日子就靠要饭了。

    回到县衙，白生将县丞汪过叫到书房，阴沉着脸问道： “汪大人，你可知道百姓为梨遭的罪?”汪过说：“知道。”白生说：“就没办法么?”汪过说：“有，白大人，您把梨伺候好喽，早点儿像您的前任那样离开茫县，此外别无他法。”

    白生沉默无语。

    时光荏苒，转眼已是金秋十月，晶梨收获的季节。今年的梨格外好，个儿大肉嫩透着水灵。衙门上下忙得不亦乐乎，总算把梨收齐了，一个不落全装了船。按惯例，由县丞押运进京，临行前白生突然对汪过说：“这趟不劳你的驾了，我亲自走一趟。”汪过淡然一笑，自当相让。

    一月有余，运梨船终于回归。不出汪过所料，白生果然没有回来。又过了数天，朝廷果然派了个新知县。汪过旁敲侧击地打听白大人，谁料竟惊出一身冷汗：原来，白生送到朝廷的梨不知何故竟然又酸又硬，皇上才咬了一口，梨没有咬下，却将半颗圣牙咬落，于是龙颜大怒，将白生打入死牢。腊月二十八，圣旨传，命茫县砍去所有梨树，永不得再种。百姓闻听此讯，雀跃欢呼，奔走相告，个个操起砍刀奔向自家梨园。进了梨园，人人大惊，寒冬时节本已干枯的梨树枝头竟然挂满了朵朵白花……

    是夜，京城，白生被推出午门，天地一片苍茫。

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赌水

顾文显

    一场实力悬殊的恶战后，团长只带着30多人冲出重围，一路狂奔甩脱了日本兵的追击，30多人几乎瘫倒在一座小山脚下，30多张嘴裂出了无数道血口子，大家已几昼夜滴水未进，现在咳嗽一声都能打出火花！

    警卫员爬到旁边拐弯处，喊不出话来，他只能举起手臂示意。团长把残部带过去，发现山脚的乱草里隐藏着一个两只脚大小的窟窿，窟窿里静静地卧着一泓清水……30多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有水，就有了命，否则，他们就算是逃出了敌人的包围，也得活活渴死！

    可大家把目光投向团长时，团长却一摆手，说：“慢。”团长皱起眉头，端详这个小泉眼一阵：怪怪的，四周没发现野兽踩踏的爪印，哪怕有溅在边上的水滴也好，至少说明有动物饮用过它了，然而，没有。小泉眼静得跟死人一样，满满的，一滴也没有外溢……不久前，曾经发生过一支小部队误饮毒泉全体死亡的事件，全军上下都通报过的。假如这次一下子误饮中了毒，这些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勇士们，就得软绵绵地倒下！

    空气仿佛要凝固了，冒烟的嗓子被泉水引诱着，好多人心里说，喝它一阵，就是毒死，也比渴死强。团长凝望着远方，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也就是说，舍了这眼小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水源的，成败在此一赌，得有人先尝这水！团长吩咐几个强壮些的战士到附近看看，哪怕是抓到一只小蜥蜴，让它来试水。然而，大家失望了。团长用眼神命令大家别动，他走到小窟窿边蹲了下去。“团长！”几个沙哑的声音止住了团长的行动，谁都有义务先闯这道水关，只有团长不可以，他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是部队的灵魂。

    几名精壮的警卫冲了上来，要求尝这水，保护首长是他们的义务。团长摇摇头，他还在沉思，在这一泓摸不透底细的泉水面前，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有些优柔寡断了。突然，那个受伤的号兵挣扎着站了起来：“团长，让我来试试。”团长一下子呆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号兵的身上，他年龄最小，又是那么痩，抵抗力最弱了，何况还受了伤，轮也轮不到他身上。刚才突围出来时，团长竟然还背着他跑了很长一段路，怎么可能让他先尝这水呢！然而，团长盯着号兵的脸凝视了好久，才郑重地说：“谢谢你，如果发生意外，我会告诉你娘，你表现得很勇敢。”团长认识小号兵的娘？众人都很疑惑。号兵神色庄重地蹲下，双手捧起一捧水，像捧起这支部队生的希望，他运足气，咕咚咚，连喝了三大捧。战士们听见，团长捏着皮带的手指关节嘎嘎地响，团长的眼睛盯着西方的一抹晚霞出神。

    号兵抹了抹嘴报告说：“报告团长，水很甜，肚子没疼，就是有点儿咕噜。”团长又盯了号兵片刻，突然笑了：“小家伙，你肚子里没食，它不咕噜才怪呢！同志们，可以喝水了，小心点儿，别弄脏了它。”团长拍拍号兵的头：“你很勇敢呀！”“爹……”号兵刚发出一个字，却被团长严厉的目光给噎了回去。

    这支队伍借着月光，喝足了小泉眼的水，肚子里填饱了草根，他们在团长的率领下，雄赳赳地上路了。没有人议论号兵是团长儿子的事，但是，每个人身上都鼓足了劲儿……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的缘故。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一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十九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居斯塔夫·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像现在这样）。我工作到深夜，窗户敞开，不穿外衣，在寂静的书房里……”

    “按时看日出”，我被这句话猝然绊倒了。

    一位以“面壁写作”为誓志的世界文素，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寻常不过的展曦之降视若一件盛事，当作一门必修课来迎对……为什么？

    它像一盒水泼醒了我，我浑身打个激凌。

    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着它……

    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低息”和“孕育”；而日出，则象征着一种“诞生”，一种“升跃”和“伊始”，乃富有动感、饱含汁液和青春性的一个词。它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充满了新的热力。

    正像分娩决不重复，“日出”也从不重复。它拒绝抄袭和雷同，因为它是艺术，是大自然的最重视的一幅杰作。

    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生命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次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清新的感受。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场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赋予生命以新的索引，新的知觉，新的闪念、启示与发现……

    “按时看日出”，乃生命健康与积极性情的一个标志，更是精神明亮的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记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透过那枯色晨曦，我触摸到了一幅优美剪影：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

    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对自然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次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仔细想想，或许确实有过那么一两回吧。可那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凌晨—睡眼怪松，满脸疲态的你，不情感地背着包，拖着灌铅的腿，被人流推操着，在昏黄的路灯陪衬下，涌向出站口。踏上站前广场的那一刹，一束极细的腥红的浮光突然鱼鳍般游来，吹在你脸上—你像地意识到：日出了！但这个闪念并没有打动你，你丝毫不关心它，你早已被沉重的身体击垮了，眼皮浮肿，头疼欲裂，除了赶紧找地儿睡一觉，你啥也不想，一秒也不愿多呆…

    或许还有其他机会，比如登泰山、游五岳什么的：蹲在人山人海中，嬉在租来的军大衣里，无聊而焦急地看夜光表，热上一宿。终于，当人群开始骚动，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大幕拉开，期待已久的演出开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混乱、嘴杂、拥挤不堪中进行的。越过无数的后脑勺和下巴，你终于看到了，和预期一模一样—像升国旗一样准时，规定时分、规定地点、规定程序。你会突然惊醒：这是早就被设计好了的，美则美，但就是感觉不对劲儿：有点失真，有人工痕迹，且谋划太久，准备得太充分，有“主题先行”的味道。

    而更多的人，或许连一次都没有！

    一生中的那个时刻，他们无不嬉缩在被子里。他们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几万次地打着呼噜。那光线永远照不到他们，照不见那身体和灵魂。  

    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已先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的，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站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一个真正热爱自然、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查心未派的人”，一如福楼拜。我甚至敢断言，假如他能活到今天，在那所谓“第一缕曙光”照着的地方，一定找不着他的身影。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到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

（选自王开岭散文集《精神明亮的人》，有删改）

海燕(节选）

峻青

五月的一个傍晚，我由定海乘船去嵊泗列岛。船在这宁静的粉红海洋里，像一匹在草原上撒欢奔跑的小马。林小燕站在舱外甲板上，默默地望着大海出神。她是刚分配到文工团的新演员。我轻轻地走到她身边，听到她在吟诵高尔基的《海燕》^① ， 她整个身心都贯注其中。

“是为演出准备的吗?”

“不是，”她笑了，“因为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她抬起头来迅速地望了我一眼，说道：“她和我一样，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不，她不是演员，是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说吧，小燕，我很希望听听这个英雄的故事。”

她点了点头，眼睛望着前面那一列在月光下迷迷蒙蒙的山影，神情回到了过去。

风怒吼着，大海里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只小小的火轮呜呜地叫着离开定海码头，向着大海里驶去。那是1950年秋天的一个黄昏。

小火轮上只有二十几个乘客，全是当地居民，另有三个军人，其中一个女的长得非常漂亮，身上穿着一套草绿色军装。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像闪电似的。

那时候，我正病得厉害，在厕所旁边一条狭窄过道上躺下，像个蜷缩的小狗。迷迷糊糊中，一股凉森森的冷开水涌进我的喉咙。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睁眼一看，喂我水喝的正是那个穿草绿色军装的女同志。见我睁开了眼睛，她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她照顾我在一条长凳上躺下，我的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我把身世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父亲是个渔民，我五岁时他出海打鱼遇上风暴再没有回来。母亲叫我到定海学戏，戏班里老板打骂虐待，最后把生了病的我赶出来。她流了泪，把她的出身历史也告诉了我，她叫蓝海燕，也是渔民的女儿。父母参加抗战双双牺牲了。她在部队剧团大，成了一个话剧演员。

那天夜里，她对我说了很多话。最后我疲倦了，依偎在她身边呼呼睡了过去。

突然一阵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眼一看，啊！有两个商人打扮的“乘客”手里端着匣枪，把文工团的两个男同志打死了。还有两个拿枪的“乘客”把海燕大姐按在凳子上用绳子捆，海燕大姐在拼命挣扎。

我吃了一惊，忽地爬起身来。“不许动！”有人粗声地喊，“谁动，我打死谁！”

舱门口高凳上站着一个粗黑的汉子，手握一支匣枪。啊！那是我老板的哥哥、我的仇人单耳虎！我心想糟了，遇上海匪了。

乌云低低地在海面翻腾，白花花的浪头一排接一排地向着轮船冲来，船在这茫无边际的海上摇晃着。

单耳虎向一个穿海员服装的老头儿喊道：“船长，开船。大陈^②的方向。”

“什么？大陈？”老船长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全舱乘客也都叫喊起来。这不是一般的海匪，这是劫船逃跑！

老船长看看那黑洞洞的枪口，又看看那地上的尸体，脸上出现惊惧的神色。

船外风浪声突然增高了，风在呜呜地呼啸。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关头，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船长，不要开船！”

我回头一看，啊，是蓝海燕！她高高地仰着头，挺着胸，眼睛里放射着闪电似的亮光：“坚决不开！记住，船长，你不能忘记一个海员的荣誉，不应该做祖国的叛徒！这儿是我们军队控制的区域。我们的巡逻艇随时都会来！”

海浪凶狠地拍打着船体，呼啸的海风吹开了窗子，涌了进来。天空乌云乱翻，电光闪闪。海燕的头发高高扬起，她简直就像一尊庄严的女神，立在那里，眼睛里闪着光。人们振奋起来了，立刻有四五个人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枪声响了，接二连三有人倒下。舱里又沉寂了，乘客们缩回位上，绝望地望着海燕。她把乱发向后一甩，大声地说：“老乡们，我们坚持下去！他们逃不掉！”

“我不开！”老船长毅然点点头。他的脸上，惊惧的影子早已不见了。

沉默，紧张的沉默。风浪在大声地呼啸着，惊慌和紧张在匪徒们当中开始滋生。

突然，透过风浪的呼啸，远处海上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巡逻艇！”站在舱门口的黑瘦子大声说，匪徒们更加惊慌。我的心里不禁一阵狂喜。

“小妹妹！”我回头一看，是海燕大姐。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赶紧趁这时机溜到海燕大姐身后给她解开了绳子。

海燕抖掉身上的绳子，像一阵旋风似的冲向门口。乘客们轰地站了起来，随着她一齐奔过去。

“砰坪！”海燕大姐摇晃了一下，血从她的左肩涌了出来。后面的群众一拥而上，黑瘦子被踏成一团肉酱，匣枪落进了海燕大姐的手里。

暴风雨般的战斗爆发得很快，结束得也很迅速。四个匪徒受到了应有惩罚，却独不见了特务头子单耳虎。突然响起一声冷枪，海燕大姐身子一晃，跌到船板上。

船尾上有人喊：“快来呀，在水里！”大家一齐涌到船尾。朦胧的亮光中，水中一个黑色的影子。船上的人都气得不行，也急得厉害。

突然两声枪响，我回头一看，啊，是海燕大姐！只见她一手捂着满是鲜血的胸脯，一手擎着匣枪，威严地望着海里。海里的黑影不见了。船上响起一阵沉雷般的欢呼声。

斗争胜利了，我们又回到船舱。但是海燕大姐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

林小燕的故事讲到这里停住了。

月亮这时已经升得很高了。风轻轻地吹着，掠过银波闪闪的海面，带来周围小岛上的五月的花香。林小燕凝神望着这银色的海面，又低低地吟诵起那篇她心爱的《海燕》。

1959年10月20日(有删改）

[注]①《海燕》，又名《海燕之歌》，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篇散文诗。海燕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常在海面上飞翔。高尔基通过对海燕形象的描写，热情歌颂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坚强无畏的战斗精神。②大陈，大陈岛，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位于椒江区东南52公里的东海海上。1955年1月，解放军攻克一江山岛，大陈岛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当局被迫实施“大陈撤退”计划，毁坏岛内设施，向台湾撤离，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陈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