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 O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材料一：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游客旅游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五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占年收入的10%以上，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

2017中国游客为何旅行？

    报告显示，今年游客外出旅游意愿持续高涨。其中，出行频次在1～3次的受访者占比最高，达72%；其次是计划出行4～6次的受访者，占比19%；2017年计划出行7次及以上的高频旅行者，占比在10%左右。

    报告显示，2017年居民在旅游上的消费将不断升级，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追求，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旅游是其休闲娱乐的首要消费方式。7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在旅游上的人均预算将超过1万元。其中32%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占比最高。还有10%的受访者表示，今年的旅游消费将超过5万元。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的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占比最高，包括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有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的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污染、雾霾等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2017年03月27)

材料二：云南是旅游大省，因为发生多起伤害游客的恶性事件，近年来饱受诟病。从4月15日起，《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正式施行，力图彻底解决旅游乱象。“五一”期间，由于一些热门旅游购物景点被要求停业整顿，同时旅游团项目数量大幅缩水，云南部分旅游经营者的业绩较往年也有所下降。虽然团费有所上涨，但游客体验满意度却在增加，刚从昆明游玩回来的李先生说：“全程没有导游强迫购物，我们玩得非常舒心。”

(2017年5月3日《经济日报》记者 郑 彬)

材料三：从自由行主题角度来看，50.7%的用户偏好文化体验游，而且该主题的旅游渐向20～40岁青年、中年群体拓展。可见，文化旅游渐渐受到旅客的追捧，市场空间不断扩大。2016年热销景区门票前十强中，以北京景区数量最多；同时，历史文化类占四成。随着文化旅游市场的迅速发展，促使历史文化类旅游这种具有文化教育意义的资源成为热门产品。

(摘自《2016年我国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分析》)

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

    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网红”院长单霁翔退休。单霁翔在任期间，故宫批量产出网红产品，成为国民文化IP。故宫IP的光环，也令其继任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备受外界关注。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通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而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摘编自《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财经网”2019年4月9日）

    材料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5年，我国文创产业增加值增加了66.09%。在庞大的文创市场迎来“井喷”的同时，也吸引一大批入局者。不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颐和园等文化类展馆正加码生机勃勃的文创产业。统计数据表明，国内已有2500余家博物馆、美术馆围绕馆藏进行IP开发。

    目前来看，博物馆文创正在食品、彩妆等领域大展拳脚。例如，国博馆的文创产品已推出灵感源自青花瓷与粉彩瓷的食品棒棒糖，以春夏秋冬元素和每个朝代文物对应的手绘二十四节气锦色书签，以清朝画作《芙蓉双鹭图》为设计灵感的芙蓉双鹭保温杯等文创产品。数据显示，2018年，国博馆结合馆内藏物开发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国博衍艺”产品90余款，累计国博文物、品牌元素产品形成的市场销售规模达到7.92亿元。

    类似的博物馆文创案例还有很多，划分到广东本土同样亮点纷呈。据悉，广东省博物馆凭借首个推出“粤藏”“粤光宝盒”“风尚”三款文创蛋糕的博物馆身份而爆红网络。

    （摘编自《故宫文创一年卖出15亿元  博物馆文创不甘落后》，“新快网”2019年4月1日）

    材料三：

    博物馆IP主要是指博物馆拥有的知识产权，如文物藏品的研究成果，博物馆的品牌图像、建筑、陈列设计方案等。博物馆IP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其他的行业和产品提供创意与内容来源，文创产品开发只是博物馆IP运营的一部分。通过赋能的方式，跨界融合进行全产业链的“二次开发”才是博物馆挖掘IP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但是现在IP授权在不少博物馆手里是个烫手山芋，主要因为无法确定IP授权的费用。据北京自然博物馆负责经营运营管理的翟幼艾透露，自然博物馆曾联合外部设计师开发了上千个别具特色的文创IP，但开发出来后便被束之高阁，无法量产，因为无法为这批IP授权定价。据悉，目前国内IP授权没有统一的价格，即使是在IP授权领域较为成熟的海外博物馆，也没有明确的行内标准报价，只能由博物馆和被授权方自主协定。该为“IP”授权定价几何才不至于无形资产流失？

    看到市场上对博物馆文创充满热情，苏州博物馆文创部副主任蒋菡却无比冷静地表示，博物馆的商业化浪潮虽然势不可挡，但博物馆的品牌和IP还在孵化期，并没有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因此商业化到什么程度，每个博物馆应当有自己的想法和标准。“毕竟宣传教育展示才是博物馆的主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拒绝特别商业的项目。”蒋菡称若合作只是让博物馆给产品背书，这样的合作对博物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摘编自《“博物馆+”与文创古老的博物馆红了》，《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4月9日）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 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 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网资本论》)

    材料二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三

    图1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与进口额

    图2  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量与出口额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

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的开展，雄安新区乡愁家底变得清晰起来。目前，雄安全城物质类乡愁点总数2367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数186项。

“2020年新区征迁村原有88处‘乡愁保护点’，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又新增了93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乡愁专班组长辛公舜说。

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

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

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