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作为北极和南极之外的最大淡水储区，被称为“亚洲水塔”。科学家认为，由黑碳排放引起的大气升温和冰川加速消融，将影响亚洲区域的水资源安全，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研究员康世昌告诉记者，化石燃料污染已被全球重视，但对青藏高原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说，生物质燃烧比化石燃料排放的黑碳更多，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更优选择。

    记者：黑碳是一种什么物质？它主要来源于哪里？

    康世昌：黑碳是由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通过大气环流被带到青藏高原，在冰雪表面一层层富集，它有很强的吸光性，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冰川表面是暗色的。黑碳的累积加速了冰川融化。我们发现喜马拉雅山脉一带的黑碳主要来源于南亚国家。在这个地区，生物质燃烧排放的黑碳比化石燃料更多。生物质包括秸秆、木柴、牛粪等等。

    记者：有人说，“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但如果不烧牛粪，当地居民是否能用煤来替代？另外，每年秋收季节来临，大范围的秸秆燃烧是否也是青藏高原的黑碳来源？

    康世昌：煤是化石燃料，用煤炭来替代是不可取的。“青藏高原冰川因烧牛粪面临融化”，这是错误的，没有考虑青藏高原的区域差异。青藏高原内陆人口稀少，大片地方是无人区，因燃烧牛粪而增加的黑碳排放非常有限，影响到青藏高原的黑碳，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境外，比如尼泊尔、印度等国。中国燃烧秸秆的地区主要在东部，青藏高原在中国西部，大气环流是由西向东，所以中国东部地区的秸秆燃烧对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影响不大。

    记者：减少生物质燃料的黑碳排放，有没有好办法？

    康世昌：一个办法是使用新型炉具，使生物质燃烧更充分，这样能减少黑碳的排放。我看到，有国际组织在帮助尼泊尔山区居民使用节能炉具。另外一个办法是使用新能源来替代，比如发展太阳能、风能。

    记者：减少影响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排放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康世昌：大气污染物可以跨境传输，减少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的黑碳气溶胶，需要跨境联合，国家政府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采取措施，环境外交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目前在黑碳排放的影响下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程度如何？

    康世昌：青藏高原的冰川最近几十年来处于普遍退缩状态，高原边缘区域退缩较内陆地区剧烈，低海拔、面积较小的冰川退缩也较快。就像应对全球变暖一样，我们需要尽快采取减缓措施，减少温室气体和具有温室效应的气溶胶排放。

    （摘编自《中外对话》）

    资料链接：

    冰川可以储水，高峻山体可拦截水汽，冰川、冻土、积雪、湖泊、陆地生态体系可以调理河川径流。通过遥感和实测资料发现，1976年以来，藏东南冰川退缩幅度平均达到每年40米，有的甚至超出60米。

    “亚洲水塔”正朝着失衡失稳偏向发展。总体来看，青藏高原东部、南部季风区水储量减少，北部、西部西风带水储量增进。同时，“水塔”固液布局失衡，液态水体储量的增进导致“水塔”布局失稳。

    近期水资源增进，让我们感受到青藏高原生态变好。但据猜测，本世纪中叶冰川对河道径流的补给将到达最大值然后减少，因此久远看，将来水资源欠缺的隐藏风险在加剧，相应的灾难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摘编自《科技日报》）

    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什么是“天下”？人们多倾向于从政治层面为其定性，如邢义田所言：“天下观是指人们对这个世界政治秩序的概念。” 但是，当中国人以美学视野规划他的生存境域时，天下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时间为人的世界经验植入了运动和过程，它的价值则在于为主观经验建构的天下秩序增添了变量，使其由井然有序的状态，变化为活泼生动的状态。

    中国传统天下观念从河洛中原出发，相关时间观念的形成也必然受这一区域的土壤以及气候和物候条件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对时间的认识起于对土地生命特质的体认。这是一种农业时间，即“农时”或“农历”，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自然物候乃至天象变化成为时间的标识。同时，这种时间观念起于河洛中原，然后不断向外扩大它的描述疆域，直至成为一种与中国人的天下观齐平的概念。这种时间观念之所以是审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并非来自自然界先天的给予，而是来自人后天的感性经验。更具体地讲，在传统中国，时间不过是处于世界一隅的黄河中游的乡土经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因自认为居于天下中心而赋予它普遍价值，但它毕竟受到了特定生产方式和地理区域的限定，是人基于区域性经验的主观建构。它得以成立的美学理由要远远大于科学的理由。

    在传统中国，时间的审美化是天下观念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被“天下”一词规划的世界呈现出活态化的审美特征。

    首先，在这一地带，中国早期农事活动对土地生命特质的发现，为中国人的自然审美提供了一个奠基形式。以此为基点，从大地上的植被到天空的飞鸟，再到遥远天际的斗转星移，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时空放大模式。在这一界域之内，既潜隐于泥土又四散洋溢的自然生命感，使人栖息的世界成为一个气韵生动、大化流行的审美世界。

    其次，自然生命总是在运动中表现为过程，并通过大地上的花开花落、草木枯荣使时间获得感性表征，这种自然性的时间运动被中国人规划为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从而为人的农事活动建立规律。中国农事的规律也是审美的规律，中国最早的历法就是农事诗，两者均体现出时间进程、自然审美体验与农事乃至政治实践相协调的特点。后世的“四季歌” 、文学的伤春悲秋主题、绘画的“四条屏”等，均是这种时间模式的艺术延伸形式。

    最后，在这种审美化的自然经验中，时间被空间化，空间也被时间化，从而使天下体系成为时空协调的审美体系。根据现有文献，中国人的四季感知至少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始，已被纳入到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架构之内。其中，东方因与春天关联而气候宜人、关乎理想；南方因与夏天相联而炽热、富于浓情；西方因与秋天关联而消极、充满肃杀；北方则因为与寒冬关联而代表一种否定的精神。据此，由时空交会生成的世界就成为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的符码，所谓四季、节令之变则通过与空间方位的配置，将世界带入到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动态和谐之中。

（摘编自刘成纪《论中国美学的天下体系》）

    ①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南朝刘勰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双意复言名词”以及“三义”词、“四义”词，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不过，对多义性的深入研究，却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符号学认为，许多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表达这些理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得到解决或说明。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理查兹的学生恩普逊，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它的主旨是说明，为什么对同一首诗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恩普逊找出七条原因，归纳为七种类型。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诗多义举例》的文章，就是用恩普逊的方法分析了四首中国旧诗。可惜朱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重视，以致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仍无进展。

    ②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那么，研究诗歌特别是研究诗歌艺术，自然离不开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义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

    ③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不同。词汇学中，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

    ④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一般说来，一次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中国的叙述智慧

李洁非

    早熟而悠久的中国语言叙事艺术传统，在近代以来黯淡失色了。明显而确实的原因，实在由于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很快地反客为主。但是，即使西式小说在近百年中战胜了中国传统小说，那也不可以归结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关系。

    近代中国小说之近洋远古，动机不在纯艺术方面。本世纪初，传统的中国小说模式被宣布为腐旧浅薄乃至已经死亡之时，人们所说的实际上是，这种摸式缺乏新时代所要求的某种现实效用，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于小说的需求。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论，“五四”新文学运动，无不作如是观。那么，近代中国所迫切要求于小说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是主义的价值。这，确是中国传统小说所难以提供的。

    中国小说的渊流，往远里说，一是作为先秦诸子论辩时所借助的一种修辞技巧而产生的故事文体，一是作为魏晋唐名士搜奇玩怪的书斋里览物和消遣方式；往近里说，是作为宋明市井文化兴起后，市人阶层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娱乐对象。因此，中国小说在一千余年之中，基本上不包含严肃目的与色彩。西方小说起于文艺复兴，中历启蒙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于后工业文明，可以说，它的发展，每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演变的足迹，得益于此也服务于此；所以，它一开始即是为主义的文学。

    近代社会的现实际遇，使中国新锐的作家们觉得，不再可以只为着智力和娱兴去作小说，它必须表达点什么，他们寄希望于作品里所表达的东西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有助于现实间胜的解决。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小说毅然告别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西方认同。回瞩这百来年的历史，我们看到，近代小说充满了社会进取心和历史感，它坚决要对政治的、文化的、美学的……问题发言，而不是置身其外。这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本质性突破，部分效果也证明是好的：一方面，确实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构成了干预和推动，另一方面，潮涨潮落之间小说观念和宗旨也以一种比较明显的秩序化关系向前演变。

    但绕主义之轴而转的小说运作模式，它的缺陷同样是很突出的，与所有“时尚性”的事物类似，一旦兴起所向披靡，一旦时过境迁又如过眼烟云。这种匆匆的脚步，难以走入深幽佳境。正因如此，百年来的中国小说，弄潮儿不可谓不多，领风骚者不可谓不多，然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作品，即可被视为经典作品的，却寥若星辰。

就中国小说传统而言，小说的衍化是不动声色的。每一个古典小说家，都默默地从前人作品中接受趣味、技巧和主题上的熏陶，古典小说恰恰是在这种沉闷单调的文本模拟之中稳定而卓有建树地从粗糙到成熟，又从成熟到情致。我们甚至说不出在各方面皆达到完美的《红楼梦》是如何从中国产生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千余年中，古典小说始终保持了美学上的、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共通性。它不像西方小说老用更新了的东西来破坏自己的传统。

    超越，固然是一种智慧，而持恒又何尝不是别种的智慧？或许可以预计，当典型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问题系列”消失的那一天，中国作家会突然醒悟，以主义为轴心的超越模式不是他们天性里本来所有的东西，反之，在持恒中发展才是自己祖传的智慧。于是，小说将回到这种传统里去，作家将重新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情从事创作。

             （选自1993年第5期《文学评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荆培运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内核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对理论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遗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世。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有删改）